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
作者简介
王笛，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学术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两卷本，中文版和英文版）、《袍哥》（中文版和英文版）、《历史的微声》、《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著有历史非虚构作品《那间街角的茶铺》、《消失的古城》、《碌碌有为》。
2005和2019年两次荣获美国城市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并获首届吕梁文学奖、单向街书店图书奖、《亚洲周刊》“2022全球华人十大好书（非小说）”等奖项。
精彩选读
现代中国的城市管理
（节选自《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第三章）
讲到现代中国的城市管理，就不得不回到传统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公”的概念。过去一说到公共领域，就说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其实，在中国，一直有“公”的概念，即介于官和私人之间的领域，是一种社会空间，其实就是各种社会组织、商业组织等等，如行会、同业公会、善堂、育婴堂、慈善会、救火会等，还有储存粮食、以避灾荒的义仓、社仓、常平仓，以及各种爱好如读书、吟诗、社交等团体。这些社会组织和团体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小政府到大政府
在传统中国城市，是这些社会组织对城市进行管理，这不同于西方概念中的公共领域。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概念：公共领域是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的力量，在这个领域发展了早期的资本主义。但是在中国，介于官与私之间的“公”的领域，公和政府其实是经常合作的，传统中国城市基本上是自治的城市。过去，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对传统中国社会存在极大的误解，认为政府可以管控一切，其实并非这样，虽然是专制制度，但是基本上都是小政府。过去中国城市没有市政府，现代意义的市政府是1920年代才出现的。中国真正开始有城市管理机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清末新政时期，即1901—1911年间，学习西方和日本，开始创办警察，成为现代市政的萌芽。
过去中国社会的自主性非常大，乡村更是如此，所以才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清代，县衙门就是最基层的国家机构。但是，一个县衙门，只有几百号人，却要管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人口，所以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所谓地方士绅，就是地方上的退休官员和有科举功名的精英。他们参与地方管理事务、负责地方安全、修桥铺路、帮助收税、发展慈善、救灾赈济。他们不领工资，但是国家也给他们好处，如享受不服劳役、吃官司不上刑等等特权。社会上的事情，让社会去办，政府与社会各司其责。
到了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代化的同时是国家权力的扩张。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随着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传统社会组织被摧毁，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称这是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内卷化本来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多地少，一个家庭种5亩地，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亩产，就只好在有限的地里面多投入，这个投入，主要是劳动力投入。如果过去5亩一年收入1000元，那么这家人为了更多的产出，多投入了价值200元的劳动力，但是总收入则是1100元。也就是说，虽然总收入增加了，但是按每个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看，反而缩小了，这就是内卷化。
杜赞奇借用这个经济概念来解释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名著中指出，20世纪初，现代化国家开始深入社会，开始摧毁传统的社会组织，试图控制一切。国家权力的扩张，必然增加官员，多控制资源，多收税，但是当国家权力扩张了，花费增加了，但是社会管理却削弱了，这就是权力的内卷化。我在《街头文化》那本书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清代成都各个街坊都有土地会，又叫清醮会。清明节要举行打醮活动，就是庆祝神的生日。先是会首（就是土地会的负责人）到各家各户收钱，用这些钱雇戏班子在街上演戏，一起吃宴席，然后大家一起掏阴沟。为什么要掏阴沟呢？因为成都地势低洼，夏天雨水排除困难，所以每年春天要清理淤泥。这个活动不是由政府组织的，而是土地会。但是民国时期，这些组织在国家的打击下，都没有了。那么清理淤泥的事情也没有人管了，所以民国时期，成都的水灾十分频繁。政府的权力扩张了，但是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和社会的广泛参与，反而削弱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政府对城市社会管理的角色
随着社会和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政府对城市的一切事务，扮演越来越中心的角色，这应该是国家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这个趋势，是在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就开始了，民国时期继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一步强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端着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生活在一个单位之中，例如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要负责个人和家庭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住房、食堂、娱乐等等。就是说，社会只有私和官两个领域，中间缺少了一个中介：公的领域。
资源多数在政府手中，政府负责城市的一切事务，这也导致了政府的不断扩大，权力的不断集中。其实，政府太强大，控制太多的资源，反而不利于治理。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服务。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即使是再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无所不能。有人说，中国的事情难办，所以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是认识的一个误区。中国的事情，如果能调动社会的能动性，其实不难办。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勤劳、聪明、朴实、肯吃苦，他们知道怎么做，怎么持家，怎么经营，无须政府操心。当政府缺乏经济和社会干预的时候，就是发展的机会。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例如宋代，是军事力量最弱的王朝，却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20世纪也是这样，1917—1927年的北洋十年，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衰弱，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国家的全面指导和介入，组织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取消自留地，造成严重的后果。刘少奇从1960年底开始实行“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准许农民到自由市场卖产品，允许农民有点自留地，解开了一点农民被束缚的手脚，很快经济就复苏了，全国人民的日子都好过了。但是“文革”中，权力又强行介入，甚至农民种什么农作物、怎样种，都要由上级来决定；而工厂则成为“社会主义的铁饭碗”，效率低下。经过反复的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府退出经济和社会控制的许多领域，中国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让市场去主导经济，也就是坚持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就是让市场决定生产。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配，所以中国才一步步发展到了今天。
少作为可能就是最好的作为
其实，中国经济最稳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人们收入增加，市场和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恰好是政府相对作为比较少的时代。即跨入21世纪的十多年，政府放松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发展，无数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常常是这样：政府不强力进入，很可能就是它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我这里不是要低估国家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法律、安全、公平等方面，保障人民的权利，公平竞争，而不是决定经济怎么发展。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中国人太多，地域太大，所以事情难办。但是他们似乎不懂得，一切都靠政府，事情焉有不难办之理？
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前苏联与中国几乎同时改革，为什么它的经济发展不如中国？过去很长时期，我也有这个困惑。大概十几年前在美国当教授的时候，一次我与同事——一位俄罗斯历史专家聊天，我们便扯到了这个问题上。他告诉我，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难发展，为什么俄罗斯的事情难办？是因为过去帝俄时代，俄国是农奴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在庄园里为地主干活，他们没有自给自足的经济，不会经营。十月革命后，直接进入集体农庄，也没有经营的任何经验。苏联垮台以后，集体农庄解散，他们无所适从，家庭企业很难发展。
而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为什么中国可以很容易发展家庭经济、私营企业？因为中国农民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传统。在过去，他们除了务农，还做小生意，家庭手工业，他们知道怎样经营家庭经济。而中国的经济起飞，除了引进外资，私营企业是主力军。政府松开对他们的束缚，他们就知道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浙江温州商人非常会做生意，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他们的成功，如果说和国家有任何关系，也就是国家不再束缚他们的手脚而已。自由经营是他们的权利，这种权利长期被剥夺，一旦还给了他们，他们就可以爆发出无限的发展动力和创造力。
2020年，由于受疫情严控的影响，许多人生计面临困难，成都允许占道经营，两个月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但是我在2020年12月北大的博雅讲坛上指出，希望这不是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我在《街头文化》中，就描述了街头小商小贩和夜市是一个城市充满生机的表现。城市要有生活气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烟火气”。要把日常生活空间，归还给城市居民。例如泰国的曼谷、清迈，那里真是夜市的世界。就是西方发达城市，占道经营也都是常见的。哪怕是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前面，也有卖热狗的流动摊子。
对于城市中的流动摊贩，政府所应该做的，不是去简单地一刀切地禁止，而是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提供必要的服务，如确保他们不阻碍交通，保持清洁卫生，等等。在中国城市中，城管的粗暴执法，引起了无数的纠纷，败坏了地方政府的形象，疏远了官民之间的关系，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计，既浪费了资源，又让无数小民失去了生计，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还有一些城市治理，造成许多小饭馆、咖啡馆、小商铺、杂货店等等不得不关门。本来好好的服务设施以及完备的社区，又变得萧条。周边居民的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
还有就是不少城市所谓统一店铺招牌的运动，出现这种状况真是匪夷所思。这哪里是审美，为什么这种政策能够实行？这个运动，浪费了资源，丑化了城市。多样性，才是城市的生命。如果全国城市都是千城一面，或者一个城市每条街都是一样的面孔，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要让社会发挥活力
中国社会有自治和能动的传统，如果能够调动起来，就可以做到政府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的那个顺丰快递小哥汪勇的故事。他开始是发现抗疫的医护人员没有交通工具回家，于是用汽车送他们回家。然后凭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支志愿者队伍。还扩张车队，去跟摩拜单车、滴滴公司、其他网约车公司的负责人联系沟通。汪勇想办法募集了2万元钱，给这些医护人员买来了方便面、饼干、矿泉水。两家饭店表示每天愿意给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100多份免费盒饭。汪勇志愿者餐厅每天产盒饭700份，后来发展到每天提供盒饭15000多份，还着手解决医护人员的其他生活需求。
但是这种只是靠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封城”期间，那些滞留武汉无家可归的人只能在街边、停车场睡觉，处境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武汉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有社会组织出面，情况一定会好很多，他们就不会受那么多苦。我们应该在平日就发展社会的功能，而不是说需要的时候才临时招募志愿者。一个健全的社会，就是社会自治能力非常强的社会。如果任何事情都必须政府办理，说明这个社会还不成熟，不成熟的社会经受不了任何打击。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犹如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怎么能走到世界上去闯荡呢？如果这个小孩永远长不大，父母当然要负责任。为什么说这个例子不恰当，因为我反对说什么政府官员是父母官，其实人民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但是我所有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和公共领域不发达，政府要负责。其实政府权力太大，那么责任就大，包办一切，是政治、社会和管理不成熟的体现。而且容易产生依赖。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应该说是职责，是义务，而且他们经常比政府管理得更好，因为这实际上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政府能够将一些社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交还给社会，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的管理。其实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指公共领域，就是市民（也包括那些城市新移民）组织起来的社会。
我们经常听这样一个说法，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情，这说的也应该是实情。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应该是，既然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情，难道不应该交给社会去管吗？分担和分散责任，才能让这个社会运转得更好。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本身，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而恰恰是权力下放的收获。国家退出一些行业和领域，让个人和社会承担自己相应的角色和责任。不仅仅是城市，农村也是这样，撤销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就是最关键的一步。然后在城市中允许发展私有经济，国营企业也被迫纳入市场经济，这样才开始了城市的经济改革。
要相信社会和人的能动性，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对于国家来说，应该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存在，而不应该无处不在。对于国家（这里是指state，即国家权力机构）的观念，不应该把地位和作用无限地放大，而尽可能地把空间留给社会、社会组织和个人。权力高度集中，举国体制虽然有成功的方面，但代价也太高，并不是一切事情通过举国体制都能办好的，特别是关于民生和经济的问题。
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政府的角色得当，中国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人民的生活应该有更大的提高。由于资源多数在政府手里，其实造成了许多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许多的失误，如环境的代价、土地财政造成的高房价、医疗教育的不公平等。
让社会去管理社会事务，特别是鼓励慈善和救助，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中国富翁很多，但是能够让他们参与社会、文化和慈善的选择则很少，让富人们把钱留在国内发展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利国利民。这也是国际惯例，给他们免税、留名的好处。我们现在消除贫困的努力，政府需要出力和领导，社会也可以发挥作用。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去监管，而不是动用国家力量去限制。
最后，我还想提出的是：公共领域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公论”，也就是公众舆论。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的“舆论监督”，要让公众去对一些重要事情发表看法，做出评判。让人民参与城市管理的决策，是有益无害的事情，可以让政府看到民意、民情。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上情下达，信息不畅，反而助长了流言蜚语。
其实，本章所讲的关于中国城市的管理，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无非就是回归常识而已。希望我们的城市管理回归常识，而我们大众，也需要回归常识。要认识到，社会上许多理所当然的存在，是违背常识的。我们需要从历史中不断吸取教训，只能不断改革开放，只有让社会更开放，才是中国的未来。中国是上一拨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现在还需要进一步拥抱世界。
王笛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
本书是历史学家王笛关于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结。该书一反作者过去实证和个案研究的风格，把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放到更抽象的层次上。宏观与微观、利用文学和图像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方法论、新文化史的取向、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以及新城市史研究的路径、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研究的基本概念、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等等，书里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本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史学素养，我们得以了解王笛那些脍炙人口的专题研究后面的深层思考，让我们看到那些理论是怎样转化为实证和经典的个案研究的。在结论部分，作者比较了柯布西耶、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对城市发展的三种不同理念，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城市皆有非常大的启发。第一编《书写城市的日常史诗》是专为此次修订而写。
王笛 |《消失的古城》
《消失的古城（增订本）》是历史学家王笛对晚清和民国初年成都历史和成都人日常生活的生动讲述。作者以流畅的笔调，描绘了大众文化的丰富多彩，展示了这个城市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折过程。从书中，可以看到人们坐茶馆、逛庙会、庆祝节日等各种活动，茶客、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剃头匠、乞丐等三教九流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以及现代化和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
这本书是对那座已经不复存在的古城的纪念。
王笛 |《历史的微声》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就是对书的评论，展示了历史学家王笛近四十年读史观察，也可以说是他的阅读史，就此可以窥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发现“历史的微声”，也就是去倾听民众的真实声音。
收入作者在中英文学术杂志以及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书评，其中在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发表的英文书评，皆是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出版。
作者绘制了十九幅人物插图，传达出海登·怀特、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杰出学者的神韵和思想的力量。
王笛丨《那间街角的茶铺》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新非虚构历史读物。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王笛
初审：郭斯文
复审：李 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