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了个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小文章，果不其然，有很多人来杠，上来就是司马光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司马光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呢，难道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吗？
阶级分析当然是个好方法，很多时候确实都是一抓就灵，是应该好好学好好用的。
但这个东西不应该被这样庸俗化的用，拿着到处乱用。
你可以说，王安石的改革对国家有利，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并不算很好。
因为很多政策从设计到具体落地，中间会经历很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一些政策设计的初衷可能是1，过程是2，落地是3，老百姓的感受是4，实际效果是5。
所以说阶级分析方法肯定是要用的，但是具体到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和评价，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直接用阶级分析就是过分的简单化了，结论往往离题千里。
如果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说，王安石改革当然贡献很大，至少之后一段时间宋朝的财政宽裕了。
但问题是，之后宋朝用这个钱干什么了，做了什么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吗？
确实，就算没有王安石的改革，辽国和金国也不会原地爆炸。
但是，王安石改革之后，辽国和金国、西夏原地爆炸了吗？
继承了王安石变法的蔡京，拿着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钱去丰亨豫大，这样做真的好吗？
倒是确实和金国夹击，灭了辽国，但得到的是什么呢？
两年后北宋就被金国灭了，富国强兵的结果就是这？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所谓的理财，国家增加的财政收入是从哪儿来的？
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算是给地主加税，最后也还是会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
当然也不能富国强兵，但也要重视一个问题，增加的财政收入怎么用的问题。
王安石开启的新党一派确实重视财政之类的实务，相对于宋儒过分强调义理，有其优势。
但这种实务派官僚的问题也在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很有办法，但对长期影响和对老百姓的关注不足。
司马光虽然反对变法，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没多少人怀疑他的人品和私德。
尤其是，王安石的新党执政之下，把宋朝的政治秩序彻底搞崩了，最后整个亡国了，所以王安石一直都评价不高。
相比之下，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的司马光，在后来的评价反而一直比较高，一直都被认为是一身正气的正人君子。
这一点，即使是王安石一派的人，也基本是是不怀疑的，最多是认为他们迂腐而已。
对这样一个人，用一句轻飘飘的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就彻底否定，这种态度是很轻浮的。
更何况，相比于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人，司马光其实最早算是中间派，并不是那么坚定的反对变法。
是在那些人都被王安石逐出朝廷之后，司马光看上去成了反对派。
王安石甚至尝试过收买司马光，给他升官，让他闭嘴，被司马光拒绝了。
即使如此，在王安石的要求下，宋神宗最后不得不将司马光安置在洛阳，专心修书，不问朝政。
也是在王安石变法引发的各种负面作用暴露出来之后，司马光才被当成了反改革派的领袖。
实际上，即便是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人，在私德方面也很少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相反，王安石变法时重用的很多人私德反而问题很大。
比如吕惠卿等主持变法实际实施的人，就不断用各种钱在江南地区购买田产，所以被当时人视为聚敛之徒。
在具体的政治博弈过程中，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的主张有很多考虑，并不是因为出身什么阶级，就为什么阶级代言。
至少在表面上，绝大多数政治人物在发言的时候，都必须以公共利益的借口阐述自己的主张，要超越自身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