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花蕾 通讯员 张喜
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外景观图
在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有个奇怪的现象：
印象中嘈杂繁忙的基层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如今却有些安静，鲜有办理诉讼事务的群众身影，有的只是忙于审判辅助事务的工作人员。
而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全国水果第一市”“中国荔乡”之称的高州，连续3年竟未有一起关于荔枝、龙眼的购销纠纷诉至法院。不仅如此，高州的万人成讼率连续4年下降，高州市人民法院年收案量亦是出现四连降。2023年，诉前调解纠纷5543起，调解成功率达73.6%。
地处粤西的农业大市——高州，山多、人多、地少，矛盾纠纷一度多发易发。“消失”的纠纷去哪了？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小镇“大法官”
“被告乱排放生活污水，导致大量污水积聚在我家门前，我才砌高自家地面用于阻挡污水。”原告黄某云理直气壮。
“你家坚决不同意我在你屋边上修建暗渠排污，现在我家污水无法正常排放。”被告黄某辉不甘示弱。
黄某云与黄某辉本是亲兄弟，黄某辉家门前的空地是黄某云出行的必经之路。双方因生活污水排放问题曾多次发生争吵。在多次调解无果后，黄某云将黄某辉等人诉至法院。由于双方积怨较深，在法庭上未能达成调解。为维系双方的兄弟情，高州法院金山人民法庭法官李国创决定运用“庭所共建”诉源治理新模式继续组织双方进行庭外调解。
“你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在金山街道的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李国创多次耐心劝解当事人，坚持情理、法理相结合，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
“正所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司法所工作人员补充道。
最终，黄某辉同意铺设管道排放生活污水并搬开堆放的砖头。该起因生活污水排放问题引发的通行权纠纷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2024年2月20日，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金山人民法庭法官在调解一起因生活污水排放问题引发的通行权纠纷 供图 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
推进诉源治理，小镇“大法官”不仅要善断情理法小纠纷，还要“拿捏得住”多方纠纷交织的大矛盾。这些均在小镇“大法官”的日常调解清单中。
“这个纠纷错综复杂，涉及多方欠款，处理难度很大。”2023年8月，金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一波遇到一件棘手的纠纷。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庭所共建”模式，由综治办牵头组织金山法庭、派出所、司法所干警组成联调小组迅速开展纠纷调处工作。一个投资8000万元的玩具厂项目，建设方因为资金吃紧，挪用玩具厂投资方的款项，导致合同履行陷入僵局。50余名施工工人的工资也没了着落。工人们情绪激动，集体前往街道办反映情况，扬言要搬走工地材料抵扣工资。多方纠纷环环相扣，冲突一触即发。
“各方矛盾激化，如果进入司法程序，时间账、经济账都是成本，项目等不起、工人拖不起。”金山法庭庭长朱祖永了解案情后表示。但是，几方矛盾越积越深，已经无法平和地进行协商。
“‘面对面’不行，咱们就‘背靠背’。重在协调各方利益。”在金山街道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朱祖永参与庭所联调，通过单方约谈、组织面谈、微信调解等多种方式，最终说服投资方同意先垫付工人工资，与建设方约定建成的厂房归其所有。在朱祖永建议下，建设方的50余名工人与玩具厂重新订立劳动关系。
“‘庭所共建’模式依托高州市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平台，有效发挥了基层法庭的专业优势和司法所、派出所的调解优势，从而形成工作合力，努力把纠纷化解在诉前、化解在萌芽状态。”朱祖永在复盘整个调解过程时总结道。2022年，高州法院以金山街道作为试点率先推行“庭所共建”模式。
融入联合
记者走进根子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与高州法院联网的触摸一体机赫然出现在眼前。群众有法律问题可现场连线法官咨询，中心还可以进行在线调解、在线开庭、观看庭审直播、远程法治讲座等活动。
“有一次法官下乡，组织十几名有诉讼争议的村民在这里观看了一场庭审直播，有的看完就发现自己的预期太高，法律范围内不予支持，最后愿意协商了。”根子镇党委副书记潘露说，这里被称作“中国荔枝第一镇”，镇里近几年产业经济活跃，但近三年来没有一起因荔枝、龙眼产购销纠纷而起诉的案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的矛盾分流作用。
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的墙上贴着一张工作流程图。据介绍，该中心受理群众来访后，若属于纠纷就现场调解，调解不成则连线高州法院，让法院给予指导；若属于法律咨询、案件信访投诉，则工作人员要现场答复，答复不了的，上报后3日内给予回复……根子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成立以来，登记的纠纷中，不到4成进入诉讼程序。
“案件这么多，哪有精力连线指导？”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成立之初，有些法官嘀咕着。
朱祖永跟记者算了笔“账”，2022年，广东法官人均结案357件，位居全国第一，比2018年增长28.7%。以他所在的金山法庭为例，两名法官，2021年共收案750余件，人均370余件，每个工作日都要开两三个庭，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五个。近年来，金山法庭加大诉源治理力度，依托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法官将大量的纠纷和案件化于萌芽、止于诉前。2022年，金山法庭收案减少至600余件；2023年又比同期减少了31.65%。
“现在全院干警达成共识，参与前端的纠纷治理，看似对办案做‘加法’，实则是做‘减法’，矛盾在源头得到了化解，到法院的案件自然就少了，群众和法院都受益。”高州法院院长李亚车表示。
如今，高州市40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已成为高州矛盾纠纷的“过滤网”，搭建“社会解纷在前、法院诉讼断后”解纷格局的成效初显。2022年以来，5个基层人民法庭会同辖区派出所、司法所累计开展委托调解、联合调解3657场次，化解各类纠纷2573件，调解成功率达82.7%；收案数同比下降21.56%。
一个原本矛盾相对突出的山区县级市，为何诉源治理成效如此明显？
2019年10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茂名市委决定，在法院帮扶的新垌镇长流村试点建设首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并逐步打造覆盖28个镇街的“庭所共建”诉源治理新模式，大量基层矛盾能调则调、繁简分流，推动“诉源”增量减少，实践“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粤西山区版“枫桥经验”。
两个月后，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在高州全市铺开，市级设在法院立案庭，镇街一级设在当地综治中心，村（居）一级服务点设在村（居）委会，并聘请900多名镇街村干部、老党员、网格员等担任联调员。
李亚车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围绕‘治未病——法治宣传’‘看门诊——诉前化解’‘找专科——便捷诉讼’‘重警示——以案释法’四大功能，形成了市、镇（街）、村和重点行业全覆盖的司法惠民服务网络，化解了大量交通事故、土地林权、家事等纠纷，将快捷高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
关键变量
2023年9月25日，在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上，高州获颁“平安鼎”。2022年，高州万人成讼率每万人为37.32件，同比下降3.22个百分点，居广东省前列。
万人成讼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法院受理案件数与当地常住人口数的比率。万人成讼率像是一个地区“平安建设”的“晴雨表”，是体现诉源治理成果的关键指标。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中提到了这一概念。顶层设计紧锣密鼓，基层落实如何不掉链子？
高州法院主动争取党委支持，将万人成讼率指标纳入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工作内容。这一变化引导基层干部更加重视诉前调解和矛盾化解工作，从源头减少诉讼案件。
随着老百姓法律意识的提高，更多人选择遇到事情找法院。而集聚解纷资源的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更成了纠纷的“吸附地”。“法院主导”变成了“法院全管”，“最后一道防线”变成了“第一线”。
破解问题症结成为提高治理能力水平的关键变量。
“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工作，以‘法院’一家之力无法完成，必须置于党委、政府治理大格局之中协调推进。”高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燕表示。
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建立之初便充分体现了党委领导。这种考量还体现在中心的机构设置和组织领导上。据介绍，市一级中心主任由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主要领导担任，各镇街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作为中心第一责任人。
“党委牵头管总，解纷资源一下就统起来了。现在各中心联通了派驻检察室、派出所、司法所、妇联等部门，融入‘平安大走访’‘一村（居）一法律顾问’‘一村（居）一警一巡防队’等治理平台，真正将矛盾化解在当地、消解在萌芽。”李亚车告诉记者。
从法院的“独角戏”，发展为如今党委领导下的多元共治“大合唱”。
发挥行业优势
在镇街一级的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多调解家事纠纷或法律关系较简单的劳务纠纷、土地纠纷。对于一些专业领域的纠纷，由于调解员欠缺相应的专业知识，很多时候，调解效果并不好。如何书写一份更专业的诉源治理答卷？这是高州法院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为实现“行业纠纷行业解”，高州在完成镇街全覆盖的基础上，相继在辖区交警大队、总工会、信访局等纠纷相对集中的行业建成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并将高州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及33个化工、矿业公司应急管理系统接入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平台，从而提高调解精准度，有效提升调解率。
“你超速的过错引发了事故，张某没有驾驶证与发生事故没有必然联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责任划分是根据事故中双方过错程度来认定的……”高州市交警大队交管中队副中队长冯家贤的专业解释指出问题所在。随后，刘某、保险公司和张某家属很快就赔偿达成调解协议。
2023年3月，刘某驾驶货车追尾碰撞张某骑行的摩托车，致张某当场死亡。市交警大队认定，刘某超速行驶，与前车没有保持必要安全距离，应承担全部责任。后得知张某是无证驾驶，保险公司和刘某都认为张某也有一定责任，遂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申请复核，上级复核后维持原认定。刘某准备到法院打官司，并扬言要信访。纠纷转到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后，退休老法官、调解员苏永平邀请冯家贤一起前往现场释法明理。这才有了刚才那一幕。该案是高州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2023年调解成功近800起道交纠纷中的普通一件。2023年，高州共发生交通事故2000余起，仅有400余起纠纷诉至法院。
只有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做好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才能真正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为此，高州法院推行“一司法惠民服务中心一法官”制度，定期选派法官按照不同的主题为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特别是行业调解组织进行授课，并组织调解员旁听类案庭审；对于调解失败的案件，该院还会定期召开分析会。
从长流村到整个高州再到茂名全域，茂名全市如今已建成158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有了这样良好的实践基础，有了这样扎实的多方共识，高州大地上，一场瞄定问题、汇聚力量、打通堵点的诉源治理法治实践正在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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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9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43期
编辑/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