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汉文化圈的一员，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就以日本天皇的年号为例，年号制度发端于中国，日本于645年孝德天皇掌权时期，首次采用中国的年号制度，定为“大化”。至此历任天皇都会有自己所属的年号，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天的德仁天皇，年号是“令和”；更重要的是，日本天皇的年号，多取典于《四书五经》等中国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
除了日本的天皇年号之外，还有一个深刻体现中国历史烙印的方面，便是行政区划。
众所周知，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划主要分为四类，分别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而日本的省级行政区划也分为四类，与我们的省级区划名称完全不同，是为：都、道、府、县，与我国封建王朝时期的行政区划颇为相似。
其中“都”，代表的是首都，比如隋炀帝时期就把首都洛阳改称为“东都”，武则天掌权时期则把首都洛阳更改为“神都”，还有元朝把首都北京定为“大都”，“都”成为我国古代对首都的一种行政区划设置。
“道”，是唐太宗首创的省级行政区划，不再采用州或郡，当时主要依山川形势把全国划为10个道，比如狄仁杰就被武则天任命过河北道行军大元帅，以便宜行事之权，征讨突厥。
“府”，是唐玄宗时期首开的行政区划，与“州”同为“道”之下的行政区划，后来逐渐改州为府，比如并州改置为太原府，荆州改置为江陵府……
“县”，是秦朝设置的行政单位，属于郡之下的地方机构，县以下才是乡、里、亭。
所以，我国古代的“都、道、府、县”，虽然与日本现在的行政区划“都、道、府、县”的称谓基本一致，但含义却相差甚远，毕竟日本的“都、道、府、县”都属于平级的一级行政区划。
日本的“都”只有1个，为东京都；日本的“道”只有1个，为北海道；日本的“府”有2个，为大阪府、京都府；日本的“县”有43个，包括福岛县、冲绳县、神奈川县、广岛县等等。
这四类一级行政区划的行政首长统一称呼为“知事”，比如东京都知事、北海道知事、大阪府知事、福岛县知事……
也就是说，日本的县知事、东京都知事、京都府知事，与我国的湖北省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上海市长、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级别一致；相比之下，日本县的最高行政首长“知事”比中国县的最高行政首长“县长”要高出2级。
最关键的是，我国的行政区划主要分为省、市、县、镇、村五级，日本比较简单，通常没有市一级单位或县级单位，省级行政区划往下就是乡镇村这一级别了。
总结来讲就是两级：“都、道、府、县”组成的一级行政区，“市、町、村”组成的二级行政区。
在日本，市、町、村属于平级的基层行政组织。
村，相当于我国的乡村，最能体现农村和农业特点，主要是日本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设村；町又比村多了一点城市的繁华，类似于我国的城镇；市则属于比町的规模更大一点的城镇，具有聚集人口多、经济繁华的特点。
当然，日本的市并不像我国的市还设立有各个县、县级的城区，县区下面又是各个镇……，日本的市，既不设区，也不设综合性的派出机构，依照我国的行政区划来看，日本市比中国市小2级，毕竟我国的市属于地级市，日本的市相当于乡镇级。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日本的町、村大力推行改市进程，使得町、村数量越来越少，尤其是村，已经成为日本当下数量最少的基层行政区划。
不过，除了“都、道、府、县”组成的一级行政区，“市、町、村”组成的二级行政区之外，还有一个“支厅”的区划设置，主要存在于部分地区，地位在“市、町、村”之上，并不具有普遍性。
比如北海道就下设14个支厅，每个支厅，都管辖若干个市、町、村。像东京都下辖的八丈支厅，所管辖的地区为八丈町、青岛村、及鸟岛、须美寿岛等一些归属未定的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