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甘肃：
银鑫讲述：我的兵团生涯
银鑫
参“军”首日：苦走六十华里
一一我的兵团生涯（一）
银鑫
到今年，新中国就成立75周年了，我也75岁了，共同的经历，让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深深悟到国运、家运、自运血连的道理。
1965年，我因为“狗崽子”的原委，被生生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捧着中考优秀和落榜的两份通知单，我大哭一场，一横心报名参加了所谓的林建兵团，妄图以“参军”这个伪命题，来安慰自己这颗破碎的心。
1965年9月18日，这是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日夲人入侵了我国的东北，也是这一天，我把自已卖给骗人的林建兵团。
记得那是个凄风苦雨的凌晨，四辆解放牌大卡車，停在了南关的光华宾馆院内。我们200余人连同行李，被沙丁鱼一样的塞进了车厢内。那时候，没有大轿车，大卡车就是最好的运载器。
母亲撑着一把破旧的雨伞，领着几个妹妹来送我，雨水和着泪水，顺着她干瘦的双颊望下淌着，那张泪脸，至今还在我的梦中浮现，让我今生永世也忘不了。
那时候没有高速路，兰州到庆阳西峰镇四、五百公里路程，竟然走了整整两天。到西峰时天已漆黑，颠簸了48小时的“沙丁鱼”们，早以疲惫至及，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来，就被赶进了窑洞旅店。第二天，我们近200人被统一调配到七、八个林场，我被分到了离西峰160公里外、一个叫蔡口集的山里。
第三天，大卡车把我们甩到北苑口（现在想就是董至塬的最北头），掉头回西峰了，望着荒漠无际的残塬深沟，我们心中一片茫然。带队的继续忽悠我们：“前面有60华里山路，你们要步行前往！这是你们参军的第一天，要咬牙坚持，到蔡口集后给你们发军装！”被参军撩拨的我们这几个不到二十岁（当时我年龄最小：16岁）的男女，揹上包包就开始了行走。呵，那可是六十华里山路呵！兰州城里的人谁有这样的经历呢，走着走着，没有了说笑；走着走着，队伍越拉越长；盘山的路上，依稀望去，象羊拉的屎在不断滚动。走啊，走阿，不知经历了多少停歇，9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蔡口集那星星点点的灯光。由于林场的窑洞还在填挖，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了老乡的窑洞里。
那一夜，我翻来倒去的睡不着，不是因为换了地方，而是和我们同住的牛、驴在不停的拉屎屙尿，那声音、那味道能让你入眠吗？
一根捆绑绳
一一我的兵团岁月（二）
银鑫
当时的蔡口集，是庆阳最闭塞、最贫穷的山区，其程度令人震惊。
1965年我们初到时，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不到一毛钱，我们每月可领到27元，在当地可属高工资了。记得每次赶集，五毛钱就能买只大母鸡，五元钱可牵只羊回家，五分钱一个鸡蛋……，现在看来，象在编神话。
这里，只有一条破破烂烂的山路通往外界，多年来只走过一次汽车，还是我们团长乘坐的。记得那天车来时，四周八方的农民扶老携幼前来看稀罕，把个路口围得水泄不通。一位没赶上看的老汉，自豪地给周围的人玄耀：“没看上汽车，可看到了它的孙子！（指场里当时唯一的一辆自行车。”
位置虽然偏僻，但丝亳不影响文革的打砸抢掠、捆绑批斗。
1966年的寒冬，我们是在惊恐中度过的。
一天夜里，凄沥的哨声突然响起，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又抖了起来：今天不知又要抓谁？果不其然，当我们这些狗崽子，被赶到场里最大的窑洞会议室时，临时被当做主席桌的乒乓球案上，摆放着一根长长的捆绑绳。刚从省林校分来的几个红卫兵职工，气势汹汹地大喝：“谁干的，赶紧交待，不然，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一问，才知印有伟大领袖象的宣传页，被人擦了屁股，而事发地正是场长家的厕所。
场长是个老革命，还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可这些都有什么用呢？此时只能和全家人一起，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噻噻发抖。面对质问，先是供说是“八岁的儿子擦的”，红卫兵下属怒斥：“胡说，这么小的娃能拉这么粗的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场长只得低头供认，遂即被五花大挷了起来，一顿脚踢拳打。昏喑的灯光，凄沥的惨叫，年仅16岁的我，哪见过这个阵仗，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嚎啕大哭。
事情都过去快五十年，但我却永远也忘了那个昏暗的夜晚，那声声的惨叫声。
其实，这样的事在我们那还是很多的。
打篮球的哥们，脱衣时将伟人像章别在短裤上，被批斗关押一年；
团部的知青，喝开水不慎将塑料伟人像板烫坏，被专政半年；
邻场的女娃知青，刺绣伟人象，人夸：“绣得真好！”随口说了声：“照猫画虎！”被抓后吓得神经错乱。
…… ……
这些事虽然在现在看来都不是啥，但在当时却是说不清的弥天大罪。
2742部队
一一我的兵团岁月（三）
银鑫
我在甘肃兵团一共生活了七年，其中庆阳四年，华亭三年。在庆阳的四年，初步感到生活的艰难，创业的悲凉。
在蔡口集，我每月的工资是27元，这钱，在现在来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那可是干部的待遇，吃皇粮的，当地的老百姓都很羡慕我们。
我们每月的伙食费，大约有五、六元就够了，因为一年三百六十天，顿顿是“洋馍稀”：炒洋芋片（2分钱），白馍（重半斤 3分钱），小米稀饭（管够 1分钱）。这样的生活虽然和现在没法比，但和当时同被分配到子午岭，一年到头吃“铜锤”（玉米棒）兰州知青来说，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于是，我们这些初涉社会，不知金钱和享受的知青娃，心安理得的就活在了这里。
“洋馍稀”的日子伴着我们，在恐惧和新鲜的驾驭着下，度过了最初的日日夜夜。说起来也稀奇，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的，竟然能在每月的27元工资中，节省下十几、二十元，时不时的帮貼困难中的母亲。
青春发育期时的我们，面对顿顿的“洋馍稀”，有时也确实难以忍受。记得有一次，我们同窑洞的几个人，凑钱去集市上买了一只羊，杀之，剝皮，剁肉，寻了一只铁桶，弄了调料，便在窑洞的煤炉上煮了起来。记得那时一个大雪飘飘的冬夜，我们围坐的火炉边，嚥着口水在傻等，实再等不到肉熟，我们渐渐都入睡了。凌晨，一股突入鼻眼的恶臭把我们熏醒了，睁眼一看，铁捅的肉汤泛着白漠，正欢腾地喷射着恶臭。我们赶紧起床，捂着鼻子。，冒着还在飞扬的飘雪，把铁捅连同羊肉一骨脑扔在了窑沟下。
事后，老乡告诉我们：“傻娃们，你们上当了，花钱买了只骚乎羊，骚羊是公种羊，专喝各种母羊尿的！”那天，我才知道了，世界上不是什么羊都能吃的。
“狗屎真的很臭！”
一一我的兵团岁月（四）
银鑫
蔡口集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常年干旱少雨，满眼残塬荒山，在这样的条件下，植树造林、开荒种粮，其难度可想而知。
1968年备战备荒，种粮成了头等大事，新来的新疆建设兵团领导，十分热衷于种粮，把满山遍野僱民工挖下，准备种树的反坡梯田、魚鳞坑、涝把池，全部种上了耐旱的糜谷。这样以来，每到八、九月份收获之时，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庄稼兵”就遭罪了。每天都得撅着屁股，翻爬七、八里路的山沟，把一梱梱焦黄的糜谷，用单薄的双肩，揹到场部的大操场上。羊肠小道、灼灼烈日，加上四、五十斤的负重，不知当时是怎样熬过来的。光知道有一天黄昏，我揹第四趟（每天定额四个来回）到山腰，实再爬不上去了，望着斜沉的残阳，真想跳下去了却此生。
当然，最累的还不是揹糜子，而是割麦子。庆阳的麦子成片连天，成熟期很短，最怕的是遇风暴大雨，人称“龙口夺食”。所以，每年六月的割麦时，几乎是十多个小时连轴转，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也许是苍天有眼，记得有天中午，烈日下竟然飘过了一阵雨花，已连续割了三、四个小时麦子的我们，此时已是口干舌燥，头眼昏花，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有些女娃直不起腰了，干脆爬到地上，伸刀割麦。突然，前方麦地的中央，随风飘来一阵恶臭，大家不约停下手捂着鼻子，四处寻找臭源。但怎么也寻不着，只得憋着吸气朝前割，越割臭越重，我知道离臭源不远了。果不然，前方麦地中出现了一摊还冒着热汽的狗屎，场里养那只大黄狗，停在我们面前摇头摆尾，好象在玄耀着自己的杰做。
烈日下的麦田，潮热蒸腾，狗屎的那种臭味，令人窒息，也令人难忘。
从那天起，我才明白了骂人“臭狗屎”的原委，原来“狗屎真的很臭呵！”
场长的小姑娘死了
一一我的兵团岁月（五）
银鑫
我们场长姓魏，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为人憨直，喜欢仗义执言。因为有当兵的经历，还在朝鲜立过功，虽发生了“擦屁股”一事，被专政了一年，但后来还是被平反，继续当了场长。
说起当年那件事，他淡然一笑，戳着我的脑袋说：“还不是你害了我！”的确，当年那些刻有伟人像的传单，还是我熬夜刻制印好，为巴结领导，第一时间送到他家的，谁知，当晚竟出了这样的事。
玩笑归玩笑，自这件事出后，魏场长再不嫌弃我是“狗崽子”，反而更提携我了。我那时不懂的逢迎，只觉得他好，的常跑到他家去玩。戴上他的大盖帽，穿上他的军大衣，一玩就是三、五天，蹭饭撒赖也是常事。同事们开玩笑说：“魏场长家的姑娘太小了，不然，你可以当姑爷了！”
魏场长夫妇，共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四岁，是个儿子，大头大眼睛，爱动，很讨人喜欢，我们把他叫“外国鸡”。三姑娘五、六岁吧，小名叫什么，记不起来了，权且叫小萍吧！她笑起来很甜。我那时因兄弟也来蔡口集，为了不影响别人，找了个小窑洞，就住在魏场长家的隔壁，两家来往很密，多数是小萍来回传递，因此对她印象很深。
蔡口集用水很困难，全凭驴驮木捅，到沟里去驮水，沟深路滑，遇到雨雪天，不免常常出事。
1968年的一个夏秋之际，我们几个兰州娃闲着无事，拉上驴去沟底驮水。天很热，我们玩耍着泉水，不由自已挖泥筑坝。三天后，一条草泥筑成的水坝建成了，那一年，庆阳的雨水格外多，一个星期后，一个蓝盈盈、面积有二十米左右的的水塘形成了，深处达二米。
我们开心极了，每天闲余时，都泡在水塘里戏水，游泳，我甚至还在这个水坑里学会了“狗爬”。
那年的初秋特别热，来沟里玩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出事了。我记得那天的午后，天气很黄，黄的吓人。不一会又飘起了毛毛雨，人们呼喊着，纷纷朝沟下跑去。当我们赶到时，小萍已没了呼吸，脸色腊黄朝天躺在了水坝上，刚下水抢出姑娘的魏场长，呆站着，任雨泪洗面。
我至今忘不了那个悲凉场面，小萍的笑脸不时在我脑海浮现，内疚伴我过了二十多年。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去庆阳西峰采访，请当时地委杨德儒书记的帮忙，给魏场长的小儿子“外国鸡”解决了工作，我这颗亏疚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些。
五花大绑被批斗
一一我的兵团岁月（六）
银鑫
兵团的干部大致有两种，一是来自新疆兵团（包括复转军人），二是当地县、社领导会的淘汰人员。这两部分人来自不同地方，利益所致，文革中自然斗的你死我活，到1969年，明面上算是歇手了，但暗地里较劲却更凶了。
我那时保的是团长（新疆兵团农六师人，三五九旅王震部下），又是我们这派油印小报的负责人，自然就成了当地派人中的眼中钉、肉中刺。 庆阳这些当地派，多数不得志，没啥本事不说，心眼还特坏，整起人来一套又一套，其中有一个姓吴的，尖嘴猴腮，十分阴毒。此人文革中坏事干尽，这次又借着团场搬迁，仗着手中权，将魔掌伸向了我们。那时候，我们才十八、九岁，整天沉浸在搬迁的喜悦中，谁知道灾难从天而降。
1969年秋，师里决定庆阳林场（一团）的人员，全部搬迁到子午岭（二、四团）、关山（三团），因为这些地方多离兰州近，大家特别是兰州知青都很高兴。谁知，心怀洄测胎的吴某，却借着这个机会，将我们十几个知青，他心中的死对头，全部分到了深山老林、条件艰苦的场点。消息传来，大伙都很气愤，决定至死不从，横下心和这个吴魔头抗挣到底。 胳膊拧不过大腿，报复终于来了。
一个阴沉、昏暗的早晨，吴领导带着几十个武装民兵，气势汹汹的乘车来到了蔡口集。得知消息的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散。吴领导那管这些，指挥着的民兵，吆喝上漫山遍野来看热闹的当地农民，把我们逮了个一干二净。其中我和另外一个知青，被告知是主犯，五花大绑捆的结结实，拉上了批斗主席台。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棍棒中，享受起了当年只有当权派才有的待遇。
我那时只有十八、九岁，那见过这样的阵仗，吓得浑身发抖，流着眼泪濞涕，一个劲的瞌头求饶。第二天，我俩又被捆了个结实，扔在大卡车里拉到了各自的归处。记得到华亭县的玄峰山林场时，天色已黑，解开绳索，揉着发麻深疼的腰脊，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死也要离开这个魔鬼的地方！”
吴领导，平凉人。我们一帮知青，找他找了好几年，都没寻着，按我的年龄推算，他也该死有余辜了吧！但我这颗寻仇的心至今没灭，我想，既就我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在天堂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当年要把我们往死里整？”
别了，兵团！
一一我的兵团岁月（七）
银鑫
从1965到1972年，我在兵团总共待了七年，七年磨练了我的人生，制造了我不屈的性格，也让我感到了人世的冷暖，懂得了爱和憎，懂得了生活。
那场关押批斗，终于让我擦亮了眼睛，对兵团失去了幻想。那些曾冠在我头顶上的光环：“可教育好的子女”、“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标兵”、“突击排排长”……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我下定决心，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坚决、彻底离开兵团。然而，你不知道，那时候，要办这件事有多难！一本回城的户口，成了万千兵团知青的噩梦。记得蔡口集时，就曾有三批人造假逃场，结果一人失踪，不知音讯（据说现在沙特）；一人成功，现在北京；剩下的三人，均被公安抓回，长期被群众专政。
得想其它办法。
病退，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只要能在兰州大医院，开上患有严重慢性病的证明，就能以“病退”的理由返回兰州。但在当时，那是多难呵！申请人多，假多真少，审批十分艰难。绝大多数人都等不到结果，在当地忧郁终生。我大妹妹当时和我在一个林场，以“肾盂肾炎”为由申请病退，长达三年批不下来，以至于二年后，我通过关系，都调回兰州了，她还在傻等通知。
好在后来政策放宽，我又补用了“人际”的办法，才让她搭上“病退”的班车，回到了兰州。因为有兵团这段经历的折磨，我妹长期忧郁，生活艰难，最后死于非命，这是后话，不再说了。
托人找关系，走后门，这在当时是最好、最有效的办法，但当时我是“狗崽子”，家是“黑五类”，母亲又是穷教师，到哪里去找这“硬”关系呢？兵团的最后那两年，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离开！离开！”我至今都记得，为等一兰州来的电话，常常睡在场部办公室的长桌上，一等就是一个通宵。
功天不负有心人，苍天开眼救穷人。
我妹妹在兰炼的车间书记叫黄成连，党的“九大”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已在省燃化局任副局长），了解到我们家的窘况后，十分同情，遂指示局劳资处发函，将我调到了局属的盐锅峡化工厂，至此，我长达数年的回城奔波，终于结束了！
忘不了那一天：1974年5月16日，一辆拉木材的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离开了玄峰山林场。望着远去的林海，我眼中盈满了泪水，默默地说：“别了，兵团！”
作者简介
银鑫 著名报人，知名记者，原兰州晚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