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逝世之后，霎时国家的前途变得扑朔迷离，当时特殊的环境使得人人自危。
关键时刻有决断
毛主席的治丧事宜结束之后，叶剑英专门找到了华国锋。华国锋与叶剑英畅谈了良久，酝酿着如何将新中国重新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其实，早在毛主席病危之后，华国锋就已经在着手准备很多事了。毕竟当时华国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主席在，有主席的支持，很多事情还能争取下；主席要是离开了，那么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斗争”势必更为激烈，工作也将更加难做。
于是从那时起，华国锋就开始暗中找人谈话，了解高级干部的态度，首先从国务院的人开始谈。
原因无二，国务院的人接触多，大多实心任事，而且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对华国锋说：“千万不能放虎归山。”
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华国锋想要做事，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找谁好呢？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叶帅。但是轻易地拜访叶帅也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于是华国锋便找到了李先念。李先念原是华国锋的老领导，双方甚是了解。
当年的9月11日下午四点，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华国锋便带上了小叶和秘书小于去医院看病，出来的时候对司机说道“咱们去看看先念同志。”
当时李先念住在9号大院，门口的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立刻通知了里面的人。等李先念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华国锋也已经步入了9号院。
华国锋没有闲絮，直截了当地对李先念说道：“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待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
听得华国锋这样一说，李先念顿时眼中充满了希望。华国锋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明解决“四人帮”的事情终于有人牵头了。
这天，两人畅谈结束之后李先念不由得露出舒心的笑容，连说：“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
华国锋离开后，李先念对自己的秘书问道：“你觉得国锋同志怎么样？”
这位秘书不知如何作答，只是说道：“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优柔寡断。”
而李先念却是摇摇头十分坚定地说道：“不！国锋同志非常有原则。”
说这句话时，李先念充满了信心，并一扫连日来的愁容。
9月14日，李先念兜兜转转地去了香山植物园等多个地方，最后才到西山15号楼见了叶帅。
叶帅将李先念迎到自己的客厅，然后说道：“久违，久违。是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李先念笑笑说：“东风！”
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与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中央政治局以召开常委会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结束了特殊时期。
正是因为在关键时刻，华国锋下决心早，所以才在毛主席逝世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了当时我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当年的10月31日，叶剑英找熊向晖在西山畅谈。叶剑英说道：“敢于下决心把她（江）抓起来的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主席讲人才难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放在华主席身上更合适。”
至此新中国一扫十年来的阴霾，再次步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中。
“你办事，我放心”
毛主席曾经说过：“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就是给华国锋的。
华国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当时毛主席召见了四个人，分别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华国锋是地委书记。当天华国锋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
在来之前，毛主席就知道，湘潭县的县委书记是个北方人，工作勤奋、扎实。于是这次才特别要求见一见华国锋，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年，比毛主席小28岁的华国锋才34岁的年纪，但是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不慌不忙，有条理。
并且在回答毛主席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时都能够不假思索地流畅回答。作为父母官，华国锋熟悉湘潭县的所有情况，这让毛主席很是满意。
当年的10月1日，华国锋第一次在国庆节观看了阅兵、游行。三天后，第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两年后，华国锋调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又一年，华国锋任副省长。1959年，华国锋被毛主席提名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这一年华国锋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领导中可以说是相当的年轻。
十多年后的1976年，周总理逝世。当时全国上下都处于悲痛之中，但是政府的工作却不能因此而停滞不前。
谁能够接替周总理执掌政府的工作，一直是所有人心中的最大疑问。
1976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消息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很是庆幸，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华国锋成为总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毛主席信任华国锋，所以很多工作能够得以顺利地开展。
帮助身边同志顺利开展工作
1973年3月后，谷牧同志的领导职务得到恢复，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虽然职务得到了恢复，但是工作中还是有很多的阻力。
有一次，在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有人拦着谷牧追问其为什么将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
当时谷牧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道：“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符合经济规律要求。”
可是那个年代，有时候政治远要比经济更重要。显然谷牧的回答并不能让对方满意，对方甚至能够不顾实际情况地质问道：“我不懂也不管这些，我就问你，是谁让你把乙烯放在大庆的？”
“我知道是谁说的，但不能告诉你。”其实这时候的谷牧或许也不知道该怎么摆脱对方的纠缠，毕竟多说并不能说服对方，甚至还会为自己惹下不小的麻烦。
而就在谷牧进退维谷的时候，华国锋站了出来，说道：“这是毛主席定的。”
华国锋能说，也敢说。华国锋一句：“毛主席定的”让来人不便再多说什么，而谷牧也因为华国锋的解围而得以顺利地开展工作。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华国锋的仗义执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帮助了很多人。
谷牧曾评价华国锋道：“他是一个好人。华国锋他功劳很大，他民主，不做坏事，对毛主席忠心……华国锋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华国锋成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
此时，华国锋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袖，这也为华国锋之后能够铲除“四人帮”创造了条件。
当然，华国锋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两个凡是”确实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却为当时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个问题有着深层而特殊历史原因。
为中国后来的出路做铺垫
在结束了十来年的动荡之后，华国锋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经济建设领域。
1976年，华国锋以总理的身份让谷牧率队访问欧洲。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毕竟在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停滞之后，古牧的这次带团出访，无疑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
后来谷牧回忆时候说道：“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欧。我是一位副总理，不过到法国时是法国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到其他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接见。足以见得欧洲国家对我们的重视。”
当年访问欧洲的这件事，是华国锋提出来的，足见华国锋对于发展与开放的重视。能够对外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逐渐当时的华国锋已经有了致力于改革、开放的想法，只是由于一些原因最终没能在华国锋这里得以实现。
后来，古牧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汇报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尤其对于谷牧提到的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来引进外资打开贸易出口的事情很感兴趣。
毕竟在大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这样做无疑是为进出口贸易打开了一个口子。
在谷牧将自己的所见汇报完之后，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赞同，大家都认为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是可行的。
华国锋与一众老领导的支持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并做了铺垫。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当然，在这次会议中也对华国锋所提出来的：“两个凡是”进行了否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