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8日傍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的2024年毕业典礼上，中国现代建筑先驱林徽因女士被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百年前，宾大建筑系拒绝接收林徽因女士入学，理由是：“为了便于学校的管理，建筑系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学校的管理者认为，建筑系的学生经常须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待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林徽因女士只好转而入读宾大美术系，但同时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并取得优异成绩。如今，囿于社会观念的时代枷锁终于打开，历史遗憾得以弥补！
林徽因女士的一生是建立在爱与信仰之上的无与伦比的一生，作为建筑学家的她，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成就，超乎我们的想象。
《林徽因传》，张清平 著
1949年3月，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建筑系一级教授。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
1949年8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国旗、国徽评选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9年9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的十位教师，接受了设计国徽的任务。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当天傍晚，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奠基仪式。梁思成、林徽因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社会生活的巨变让人目不暇接。而在这几个月里，林徽因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她被聘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主讲《中国建筑史》，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专题课。她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这一切来得迅疾而不容分说，这些荣誉和“头衔”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但又不能不让她讶异而感动。在她热情、活跃的天性中，本来就有倾向于行动的一面，而过去，这热情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挥洒。如今，新政权赋予她新的使命，使她从客厅里走了出来，从“梁思成太太”的称谓中走了出来，她作为独立的个体得到了承认。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台豆村佛光寺测绘经幢
更让她感奋的是，终于盼到了一个理想时代的到来。引领中国进入这个时代的新政权允诺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荡涤一切黑暗和丑恶，让广大民众过上好日子，让受尽屈辱的国家重新站立。
徽因忙起来了。自从接受了国徽设计任务后，她的生活就像上满弦的钟表，每天的安排都以小时、分钟计。思成作为国旗、国徽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天天开会，从清华到城里往返奔波。回到家，他和徽因谈论的，也多是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紧紧张张地忙碌了两个多月，清华送审的第一稿国徽设计方案却未能通过。
这天，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人要来徽因家商议修改方案，徽因起得比平时早些。
她和思成一边吃早餐一边商量着。徽因身穿一件豆绿色的缎晨衣，越发衬得面容清癯而苍白。
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被否定的设计方案。方案以一个白色圆环状的璧为主体，白璧的上面，是国家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白璧的中心，是红色的五角星；白璧的四周，嘉禾环抱、红色的绶带穿过齿轮在下方束结。
为拿出理想的方案，林徽因查阅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外国资料。她借鉴汉镜的形式，强调了“中国特征”和突出了“庄严富丽”的审美要求。以玉性温和，象征和平，以圆环象征国家的统一，以齿轮和稻穗象征工农联盟的国体。但是，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体现“政权特征”不足。
该怎样在国徽中彰显“政权特征”呢？
另一个国徽设计小组由中央美院组成，张仃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们在吸取清华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去掉圆环的璧，增加天安门。
梁思成不同意在国徽中采用天安门图案。他认为，国徽上的图案应是一个国家精神象征的体现，怎么能画上一座古建筑？再说，华表、天安门从来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能成为人民政权的象征？
张仃被称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他的理由是，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又是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张仃的意见得到了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
按周恩来和政协的要求，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小组重新设计国徽方案。
要求明确了，林徽因和小组的人员开始了高速运转。
就测绘、制图这些基础技术的实力来说，清华营建系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梁思成早在三十年代就测绘过天安门和故宫，他们找出了当年营造学社绘制的天安门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这些图纸分别按百分之一和二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而成。
徽因建议：国徽中，天安门应采用立面图将它程式化、图案化，而不能像风景画。她还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增加了整体的开阔感，又使构图比较稳定。
1950 年，梁、林夫妇在病中讨论国徽设计图稿
徽因和设计小组画了无数张草图，一起讨论了无数次。最后他们放弃了在图案中用飘带作为装饰的设想，使图案看上去沉稳庄重。他们还考虑到制作问题，太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在制作技术上存在困难，所以他们放弃了运用多种色彩的设想，只采用金红两色。这是我国千百年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采用这两种颜色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观，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思路越来越明确，方案越来越完善，每一个局部都是推敲了又推敲，每一处细节都是修改了再修改。他们对自己要求严苛，对方案要求完美。
国徽送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徽因和思成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家里，到处都是图纸，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徽因靠在枕头上，在床上的小杌上作图，累得支持不住了，就躺下去喘息一阵，起来再接着画。逢到家里来人，她总是用自嘲和笑声来掩饰病痛和不支。
小组的每个人都豁上了。在这一时刻，他们的国徽就是他们的信仰和生命。
国徽图案制作好了，庄严美丽得逼人眼目。汽车把制作好的国徽模型拉走了，徽因和思成放心地病倒了。
周恩来总理和政协国徽审查委员的面前，摆放着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的两种国徽图案。
清华的国徽图案中央，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天安门上方是五颗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的五星衬在大红的底色上，像是一面铺天盖地的五星红旗；图案的外围环绕着金色稻穗和齿轮浮雕，稻穗和齿轮由大红的绶带联结在一起。整个图案左右对称，由金、红两种颜色组成。
清华建筑系设计国徽图案
中央美术学院的国徽图案上，天安门的图像有强烈的透视感，由近到远地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高到低的景象。远处有蓝色的天空、黄色的琉璃瓦和红墙；近处有白色的华表和白色的金水桥。
面对两组不同的国徽图案，参加评审的委员们细细地比较着，小声地评议着。周恩来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田汉首先发言说：“我认为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透视感强，色彩比较明朗。”
许多委员表示赞同田汉的意见。清华设计小组的代表朱畅中坐在后排，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心慌的感觉。这时，张奚若站起来说：“我认为清华的方案有民族特色，既美观，又大方。”也有许多委员表示赞同张奚若的意见。周恩来注意到了坐在旁边沙发上一直沉默不语的李四光，他走到李四光身边，手扶着沙发问道：“李先生，你看怎样？”李四光又看了看两个方案，他指着清华的方案说：“我看这个气魄大，有民族特色。”周恩来又认真地比较打量后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定了吧，大家看怎样？”
这时，多数委员表示赞成清华的方案，认为清华的方案完全符合政协征求国徽图案所提出的三项要求：既有“中国特征”，又体现了“政权特征”，还“形式庄严、富丽”。
周恩来笑着问：“清华的梁先生来了没有？”张奚若回答：“梁思成因病请假，派了助教来了。”周恩来把朱畅中叫到清华的图案前指点说：“图中的稻穗能不能向上挺拔一些？”朱畅中脱口回答：“稻穗下垂是表示丰收，向上挺拔，可以改进。”周恩来说：“稻穗向上挺拔，可以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嘛。1942年冬天，宋庆龄同志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延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她的桌上就摆着几串稻穗。有朋友赞美那稻穗像金子一样，宋庆龄同志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之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当时我就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稻穗画到国徽上去。”
朱畅中回到清华园，夜已深了。思成和徽因还在等候着消息。朱畅中详细叙述了评选过程。他们久久地兴奋着，病痛也仿佛减轻了许多。
重新设计和调整的图案下方标注上了“国徽图案说明”：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出席会议。
大红色的宫灯悬挂在主席台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摆放在主席台的中央。
徽因觉得心慌、气促。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疾病所致，今天这个会上，新政权要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一个以艺术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凝聚着自己全部心血的作品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而更令人激动呢？
会议开始了，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一阵眩晕袭来，眼泪夺眶而出，林徽因虚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立起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破土奠基，到1958年4月建成，经历了9年时间。林徽因生前没有看到纪念碑的落成，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与这项工作紧密相连。
参与和主持这项工作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建筑学家、工程专家、雕塑家、美术家、历史学家，因此，设计思想很长时间得不到统一。有人主张以巨型雕塑体现英雄形象，有人主张建成欧洲古典的“纪念柱”或埃及的“方尖碑”样式，还有人主张建成一座“小天安门”：下面是大平台，平台上立碑，平台侧面开门，里面有展厅、展室及厕所等设施。徽因和思成非常担心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感会被这样的一座建筑所破坏。
尽管他们起初也不清楚人民英雄纪念碑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能建成什么样子。梁思成在给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至于碑身……我认为做成碑形不合适，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点之重要都非同小可。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的无限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做去。
梁思成和林徽因收集了古今中外许多纪念性建筑的资料，反复比较、讨论，绘制了一张又一张草图。最后形成了他们自己比较满意的设计方案。
1952年夏，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碑身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对碑顶暂作保留；因为有人坚持要在碑顶上放置英雄群像雕塑，梁思成坚决不同意。
1954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彭真市长拍板，碑顶采用梁思成的建议，建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顶”。同时决定放弃碑顶的雕塑，因为碑高40米，上面放置群雕，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而且主题混淆，互相冲突。
当梁思成忙于纪念碑整体的设计时，林徽因则忙于纪念碑基座上的花圈、花环等雕饰图案的设计。她对世界各地区的花草图案进行了反复对照、研究，描绘出成百上千种花卉的图案，有时是一朵花，有时是一片叶，还有灵感来时匆匆勾出的草图，就像一个乐句，几个音符。
林徽因所画建筑物上的图案
枕畔、床头、书桌前、沙发旁，到处都是一叠叠图纸。
她对自己的工作挑剔到了严苛的地步，连素以认真著称的梁思成也有些不忍。他拣起林徽因废弃在一边的大堆图纸看着，那些或细腻凝重、或精致华美的图案吸引着他。徽因笔下灵动的画稿如同她笔下那些灵动的诗句一样，让思成爱不释手。他知道徽因性急，哪天嫌这些画稿碍事，她就会让女佣烧掉了事。思成认定这些画稿是有价值的，于是他找来一个纸箱，在徽因废弃的画稿堆中挑了一些装进箱里保存了起来。这些草图后来毁于“文革”浩劫中。
在成百上千种图案中，徽因和思成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图案，还有牡丹、荷花、菊花组成的花卉图案，用以象征革命烈士高贵、纯洁和坚韧的品格精神。这些图案后来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那是一组华美而浑厚、轻盈而奔放的艺术音符，镌刻在巨大的碑座四侧，谱成了纪念人民英雄的雄浑乐章。
林徽因为纪念碑基座设计的雕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