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败名裂的天才作家卡波特：我天生就是个混蛋，一个天才的混蛋

我是独子，块头比岁数小很多——在学校总是最小的男孩。

三岁那年，父母亲离婚。父亲是个旅行推销员，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跟着他在南方各地游荡。他对我并不坏，但我不喜欢他，至今依然如此。

我母亲，生我那年才十六岁，非常美丽。她和一个非常有钱的古巴男人结了婚，我十岁起就和他们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在纽约。不幸的是，我母亲经历了几次流产后出现了精神问题，酗酒成性，使我的生活十分悲惨。后来，她服安眠药自杀了。我十六岁退学，自那时起便一直靠自己。

我在智力和艺术上一直早熟，但情感上发育未全。当然，我总是有情感问题。

这是份非常粗略的简历，但我不习惯如此透露知心话。不过，我不在意告诉你任何事。

这是作家杜鲁门·加西亚·卡波特1963年12月15日写给采访对象佩里·史密斯的一封信，佩里是个凶残的杀人犯，已经在美国兰辛监狱待了五年。

从这封信可以隐约窥见年少成名的天才作家卡波特的少年和青春时期。

而这位因为天才的文风和特别的写作方式在美国社会折腾出巨大声响的作家却在成名后陷入丑闻，身败名裂，被一手捧起他的阶层抛弃，仿佛他造成的喧嚣不过是场烟花，曲终人散，唯余淡淡硝烟。

“我天生就是个混蛋，一个天才的混蛋，唯一的义务就是施展自己的才华。”

鉴于他在信中已经简单陈述过他的童年，让我们说点那些他不曾提起的过往。

卡波特并不是他的真名，也不是笔名，应该说是个拼凑出来的名字。

杜鲁门·卡波特的原名叫做杜鲁门·史崔克福斯·珀森斯，卡波特来自他的继父约瑟夫·卡波特。卡波特出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他母亲生他的时候还未成年，父亲又是个浪荡子，故而被母亲交给远在亚拉巴马的外祖父母照看。后来父亲因为诈骗锒铛入狱，两人离婚，母亲远赴纽约。外祖父母年纪大了，无力抚养，故而待父亲出狱后小卡波特一直跟着父亲生活。

父亲说是个销售，其实靠脸吃饭，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一直被女朋友们养着。卡波特从小见惯了不同的女人与父亲打情骂俏，但女朋友（妻子）都不长久，当她们确定这个男人只有一副好皮囊，其他部分空空如也的时候，一切就结束了。

结束一段感情，卡波特麻利地收拾好行囊，跟着父亲去找下一个住处，就这样生活到10岁。

10岁那年，结过5次婚，嗜酒如命的父亲溺死在了酒精里，小卡波特前往纽约到了母亲身边。

母亲早已再婚，继父约瑟夫是个古巴商人，很有钱。隔了十年时光，母亲似乎不知该如何对待卡波特，客气得仿佛他是来家做客的客人。继父对他还算不错，在卡波特的母亲去世后，继续承担他的学习费用，一直到他16岁。

寄人篱下的滋味从来不好受，尤其卡波特既没有继承母亲的美貌，也没有父亲的风流潇洒态度，一张脸倒是清秀，但直到成年，他的身高也仅固定在5.2英尺，也就是1米61。

这是一个白皙又孱弱的少年，嗓音细细的，在青春期之前尚不明显，男孩儿们只是觉得他羞涩仿佛女孩。到了纽约后，卡波特需要面对同学们的大声嘲笑，他那特立独行的装扮和南方的奇怪口音在这里仿佛格格不入。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刻，当其他男孩儿变声抽条之后卡波特的“与众不同就显现出来，从口音到说话方式，卡波特都像是个女性。于是，他成为学校中被霸凌的对象，大家叫他“娘娘腔”。

有时候，孩子们的世界因为“纯真”而更加可怕，并且孩提时受的伤会埋伏在身体深处，等到毫无防备的时候爆发出来。

卡波特是个孤独的孩子，他没有进入学校之前孤独，进入学校后一样孤独。几乎没有朋友，只有一个知己——写出《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哈珀·李。

年少的时候，唯一能令他感到快乐的是写字。卡波特5岁就开始写故事，11岁写小说，“每日里一放学便回家写，一写就是近3个小时。”他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15岁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开始向杂志和文学期刊投稿，17岁，获得作品采用通知。

22岁，杜鲁门·卡波特拿下了欧·亨利文学奖，以“魔力无边的文笔”征服美国文学界，并被宣告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新作家”。

16岁，卡波特无心向学，决定辍学写作。

在报纸上看到《纽约客》招聘编辑的信息，他跑去毛遂自荐。《纽约客》的主编问了问，眼前这个矮小的男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工作经验，委实看不出编辑的影子，便问他：“编辑的话，你暂时不合适，如果你愿意，我们倒是缺了个杂工。”

这与卡波特的初衷完全相反，但怀着成为作家的志向，先填饱肚子也未尝不可。何况有空闲的时候，他还能捡到一些别人的稿子拜读。

卡波特在《纽约客》打杂了三年，因在诗人罗伯特·弗劳斯特的朗诵会上惹出麻烦，被《纽约客》毫不犹豫的扫地出门。

被解雇后，卡波特潜心创作，接连发表了《米里亚姆》、《银壶》、《夜树》等几部短篇小说。其中《米里亚姆》获得了1946年欧·亨利文学奖，这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出版商们的名单中。

真正令他尝到成功滋味的是24岁发表的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一经发表好评如潮。他转眼变成了媒体的宠儿，就连高高在上的《纽约客》都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主动邀请他做访谈，地位颠倒，卡波特那颗敏感又尖锐的心得到了满足。

随后，卡波特又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夜树》、中篇小说《草竖琴》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真正令国人了解这位作家，必须要说到1958年发表的《蒂凡尼的早餐》。

在此期间，卡波特早已经摆脱了“从南方来的小个子”这一固有形象，一举成为纽约社交界的新宠。那时候他刚二十出头，还没有被酒精和毒/品磋磨，尽管个子矮小，却金发碧眼，额前总是顽固的晃着一绺不肯听话的头发，笑容和煦温暖，仿若俏皮少年。

每一个与他交谈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友善与好奇，他是坦率的，却又很聪明，这种聪明恰到好处，绝不会令人不喜。

孤独吗？还是孤独的，或许这份孤独令他沉迷于灯红酒绿的名利场，热热闹闹，身边全是人。

他出入派对、酒吧、沙龙，过上了声色犬马的生活。因为卡波特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时尚品位也超脱时代，所以他变成了纽约交际圈中名媛们的“男闺蜜”。卡波特将名媛圈内的好友们称为 “天鹅”，而传媒大亨威廉·佩利的妻子贝比·佩利则是天鹅之首。

因为卡波特有着出众的观察力，细细软软的嗓音总能说到人们的“痛点”。他见解非凡，见人说人话，毫无负累感地出卖其他人的隐私来换取他想要的东西。周转在名利场上，对着不同的“天鹅”说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艺术家、作家、国际名流、影视巨星，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

卡波特有点像 “网红”又有点像交际花，他非常善于将自己的生活展示在媒体面前，那些好的不好的东西在他身上总是会被放大，自带话题和流量。传统作家既羡慕他的才华，又不齿他的行为，因为杜鲁门·卡波特这个名字掩盖了作品的光辉。

但他毫不在乎，在这个自卑与自负纠缠的心灵中，名利双收，让杜鲁门·加西亚·卡波特之名传于天下才是最重要的事。

撰写《蒂凡尼的早餐》一共花费了卡波特3年时间。

开了个头，卡波特就跟着一个剧团去苏联巡回公演了一圈，然后又去了一趟日本，采访了他的“朋友”马龙·白兰度，随后回去写了一篇极为辛辣的报道《公爵在领地》。据说马龙·白兰度看到报道之后直接翻了脸，大声咆哮道：“我要宰了那个混账小鬼！”自此，两人交恶。

等到他结束两次旅程，这才重新坐回案前，开始继续写《蒂凡尼的早餐》。这次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打扰他，到了1958年的春天，这部书完成了。

本来预定在《时尚芭莎》上刊登，但杂志看过样稿后却拒绝连载，大约是女主角郝莉·格莱特利与以往书中的女性角色大相径庭。而且书中多次描写同/性/恋之类边缘人物，害怕引起读者的不满。卡波特大怒，将这篇小说转而刊登在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出乎意料获得巨大成功。

女主角赫莉一头倔强的短发。年幼时，她和哥哥被一位医生收养，长到14岁，成为医生的妻子。

但赫莉不甘心就这样过一生，她抛下故乡的一切来到圣安妮塔。星探O.J.贝尔曼被她的美貌和独特气质吸引，打算将她培养成明星。赫莉利用星探的资源学习法语，学习礼仪穿搭，改掉口音，一举变成时尚女郎。

然后，她偷偷登上圣安妮塔飞往纽约的飞机，混进了纽约上流社会……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将《蒂凡尼的早餐》翻译成日语版，并且在序中说道：“或许卡波特认为，郝莉身上有那种惊世骇俗的奔放、在性上的开放、以及纯洁的放荡感。”

就是这份独特，才让这个角色光芒万丈。

所以，当卡波特得知电影角色落在奥黛丽·赫本头上的时候，脸上显露出不快，“之前不说好了梦露吗？”

倒不是卡波特对赫本有什么不满，在他看来赫本太过单纯正直，只有梦露才能将清纯中带着放荡的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奥黛丽·赫本凭借此角色拿到了奥斯卡提名，说明她下足了功夫。卡波特挑剔的原因是：他用赫莉这个角色折射着自己的人生。一样不幸的童年，凭借美貌（才华）跻身名流圈。一样的放荡不羁，一样漂泊不定，一样堕落在繁华生活下……

然而卡波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结局也与赫莉完全相同：最终被上流社会抛弃。

赫莉还有保罗的守护，卡波特却早已经将他最好的朋友哈珀·李弄丢了。

卡波特处于人生中最动荡不安的童年时，他与父亲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不久后，他与隔壁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兼记者A·C·李的女儿妮尔成了朋友。

妮尔大名妮尔·哈珀·李，是当地有名的野孩子，她喜欢光着脚，穿着背带裤在庭院里奔跑。而年幼的卡波特则是一头金黄色卷发，衣服整洁得不像同年龄的孩子。

对于女孩儿们来说，妮尔过于强硬，而对于卡波特来说，男孩儿们都是粗鲁讨厌的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密友。

两个人都是外人眼中古怪的孩子，喜欢读侦探小说，对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爱不释手。他们常常躲在妮尔家的树屋里一起阅读，还在妮尔父亲的安德伍德打字机上写故事。一个人讲述，另一个人打字，然后交换，享受快乐时光。

上学后，瘦小的卡波特被同学欺负，是妮尔站出来保护他。两人焦不离孟，以至于他们的老师都形容：他们是一群乌鸦中的极乐鸟，突出夺目。

10岁的卡波特离开小镇去了纽约，两人一直通信，从未停止。每年暑假，他固执地坚持回到门罗维尔与妮尔见面。卡波特16岁辍学进入《纽约客》打杂，妮尔是唯一一个写信支持他，鼓励他的人。

1948年，卡波特《其他声音，其他房间》出版的消息鼓舞了哈珀·李，她毅然搬到了纽约，开始动笔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她一边在东方航空公司和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担任订票员，一边坚持写作，花费10年时间写了2本书，又用2年时间合二为一并且修订全文。

1960年，《杀死一只知更鸟》正式出版，获得了1961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至今，该书已经被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

卡波特真心诚意向妮尔道喜，兴高采烈地写信给朋友们，推荐妮尔的书。那时候他们的感情还非常真挚，故而卡波特提起他想要调查堪萨斯小镇凶杀案，还缺一位助手的时候，妮尔欣然前往。

这也是两人关系分崩离析的开端。

1959年11月15日，一件残忍的凶杀案将美国中部堪萨斯小镇推到美国人面前。

四声枪响后，备受尊敬的农场主克拉特一家惨遭灭门。

克拉特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个不太大的农场，农忙的时候需要雇佣十多个工人帮忙。克拉特先生与妻子孕育了4个孩子，3个女孩和1个儿子。年长的2个女儿已经离开家独立生活，克拉特夫妇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平静地生活在堪萨斯小镇。

然而，一个普普通通的初冬夜晚，他们一家四口死在家中。

警察到达的时候发现电话线被割断，克拉特先生和儿子死在了地下室里，身上捆着绳子，面部中弹。而克拉特夫人和小女儿则死在了各自的卧室。

警方仔细核对克拉特家中的财产，发现只是少了四十多美金。

令警方最为不解的是，现场并未发现弹壳，而且父子俩尸身下垫着枕头和纸箱，母女二人则整齐地盖着被子，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经验老到的警察从残忍的杀人手法和对待尸体的温柔态度上判定，行凶者应该是两个人。

最开始，警方一一排查克拉特一家的仇人，他们发现这家人就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即便与人有龃龉，也达不到杀人的程度。而后，警察走访了堪萨斯监狱，从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

两个年轻盗窃犯佩里·史密斯和迪克·希科克刚被释放，他们的狱友曾听两人密谋出去之后要干一把大的。

一个叫做弗劳德·威尔斯的犯人曾经在克拉特家的农场帮佣，当罪犯们闲谈说到附近的有钱人，弗劳德便提起了克拉特的名字，并且吹嘘说克拉特家中有一个放置大量现金的保险箱。

就是这句话为克拉特一家带去灭顶之灾。

佩里与迪克打算洗劫克拉特一家，拿到现金后去墨西哥开始新生活。然而，他们杀了人后，翻遍整个房间，也没有发现那个装有巨额财产的保险箱。

确定凶手后，警方立刻行动，逮捕了两人，两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粗暴的杀人手法，简单的杀人动机，侦破过程一帆风顺，大部分人只会怒骂罪犯的残忍以及克拉特一家遭受的无妄之灾。卡波特却从警方的取证照片上看出一些异样：残忍地杀害4个人，却又体贴地为他们垫上枕头盖上被子？

他被这桩凶杀案激起了好奇心。

杀人犯落网后，卡波特立刻申请见面。

而他第一次看到两位凶手的时候，几乎是立刻就被两人“迷住”了。

迪克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一双浑浊的眼睛，谎话连篇，性情暴戾，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加害者的“料子”。而佩里，佩里给了卡波特想象不到的震撼。这是一个长着一双柔媚的眼睛，脸庞微丰，说话轻声细语，双腿萎缩短小，还因为车祸落下了残疾的男人，怎么看都是个受害者的样子，他是如何变成冷血杀人犯的呢？

卡波特带着妮尔·哈珀·李前往堪萨斯的霍尔科姆，他被这桩杀人案迷住了，一定要从根源上搞清楚是是非非才行。

事实证明，带上妮尔的决定无比正确。卡波特那独行特立的着装，细碎的嗓音，注定让他无法打开当地居民的大门。这时候，妮尔就会走上前去，她相貌平平却极有亲和力，几句话就能赢得当地人的信赖。

白天，他们走访镇上的每一户人家，记录下受访者的每一句话。晚上，卡波特和妮尔住在镇外的一家小汽车旅馆，将收集到的材料整理归纳。两人花了大量时间采访调查，做了许多笔记，妮尔至少贡献了其中150页。

至于卡波特，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与佩里·史密斯的相处中。第一次见面，卡波特就已经察觉自己与佩里之间的联系，仿佛赤身裸体在站在镜子前，对面的人以镜像的方式望着他，直入灵魂。

他们年幼的时候，父母离异；

他们都没有安全感，仿佛一抹飘荡在世间的游魂；

他们都被嘲笑没有男子汉气概，卡波特因为同性恋，身量矮小且有一副阴柔嗓音，而佩里，则被人们认为长了一双“女人的眼睛”。

几次见面后，卡波特对哈珀·李坦言：“我和佩里像是在同一所房子中长大的两个孩子，只不过我从前门出去了，而他走了后门。”

然后，卡波特的初心变了。

他开始不满足只弄清这桩案件的真相，而是想深入挖掘两位杀人犯的心理动机。

“没有人是天生的怪物。”卡波特道：“我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卡波特开始动用私人关系为凶手奔走，帮助他们进行精神鉴定，从而拖延死刑的执行日期。然后他不断与佩里见面，不断写信给他，用自己的故事换取佩里的故事。

最终，整个故事歪歪斜斜地走上了另一条路。

有人说，卡波特爱上了佩里，所以他不想让心爱的人走向末路。

还有人说，卡波特就是个禄蠹，约稿的《纽约客》不断为他造势，书还没写成，已经成为爆款。他不断的帮助佩里两人上诉，干涉司法公正，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营销。

前者还能夸赞一下爱情伟大，后者却只能令人感到齿冷。

但别人的论调无法影响卡波特的决定，6年，他记录了6000多页手记，最终完成了著作。

“我决定叫它《冷血》。”卡波特告诉本案的责任警官杜威：“是不是很棒。”

《冷血》一经问世就轰动了全美。

经过大量取证，卡波特以一种对凶手和被害人采用平等态度写成小说。作者以个人视角入手，多层次多方位剖析这场谋杀案，使“非虚构性小说”成为当时最流行，受人仿效的文学形式。

《冷血》一经发表就跃居当年美国畅销书第一位，统共发行300多万册，并先后被译成25种文字，给世界文坛带来震撼。

《冷血》让卡波特名利双收，却同时将他拉入了深渊。

在撰写的过程中，就有人怀疑卡波特与佩里有不正当关系。

普利策奖获得者奈落·罗伦道：“卡波特和佩里显然坠入了爱河。”

还有人拿出了堪萨斯监狱管理官的话作为佐证：“他们在监狱里相爱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他们俩确实一直在一起。卡波特常常塞钱给守卫，让他们走得远一点，你知道，他们俩都是同性恋。”

事实到底如何，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但卡波特与佩里走得确实很近，而且对他充满同情。哈珀·李曾经多次提醒卡波特，用私人手段干扰司法是不对的，而且佩里夺走无辜人的性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她劝卡波特不要投入太多情感。

卡波特却根本不听，他将好友的善意提醒丢在脑后，一头栽了进去。

他喜欢佩里，同情佩里，对于佩里走上歧途的原因感同身受。因为佩里就是镜像的他，所以他希望为“他们这样的人”辩白。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卡波特本该期待佩里和迪克早日被送上绞刑架。

杜鲁门·卡波特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

对佩里的亲近是不道德、不正义的行为，而他却又想要拉佩里一把，就像是对另一个自己伸出援手一般……卡波特为了缓解心中的压力和痛苦，开始服用镇定剂。而随着小说临近完成，佩里与迪克即将被挂上绞刑架，卡波特不得不增大服用剂量，饮酒也愈加无度。

最终，在搜集到足够的素材之后，卡波特不再帮助佩里。他拒绝去见他，然后眼睁睁看着佩里与迪克被送上绞刑架。

无论佩里是卡波特的心爱之人，还是他的镜像，这种行为都堪称冷血。

“《冷血》折磨我直至骨髓，完成它是我一项伟大的义务。”

《冷血》成就了卡波特的职业巅峰，却也燃尽了他所有的灵气。

带着“硝烟”重新回到声色犬马的名利场，就像是一块磁石一般吸引了达官显贵和名流大亨。他举办化妆舞会，在电视节目上频频出镜，精致品位和辛辣妙语令他看上去有趣极了，但当他回到家，一个人躺在柔软的沙发上时，脑海中却是因为尿床而被修女们嘲笑的佩里。那双如同女人一般柔软又含情脉脉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从此再也没能离开。

卡波特在采访中对下一步写作计划大谈特谈，却始终没有写出一段像样的文字来。他的写作目的已经不再纯粹，从表达自己变为取悦世人。于是，他轻易跨过了道德底线，将取悦变成了哗众取宠。

1975至1976年，他根据日记和朋友来信写下《应答的祈祷者》。这个系列只在《绅一》杂志上发表了4个中篇就连载不下去，因为文中涉及到的人物跟卡波特翻了脸。

《应答的祈祷者》一书中揭露了纽约最优雅、最时尚的一批女性，也就是杜鲁门的“天鹅”们。

华丽衣衫下藏着多少黑暗，纵使我们并不知晓内情，也能隐约猜到几分。第一个故事《La Côte Basque, 1965》映射了安·伍德沃德在家中枪杀丈夫是为了摆脱不幸的婚姻，尽管她从未被起诉过。

故事出版3天前，安·伍德沃德服用氰化物自杀。

第二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贵妇人与传媒大亨发生“性邂逅”的故事，里面映射的是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第二任妻子玛格丽塔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总裁威廉·佩利的关系。而威廉·佩利的妻子贝比·佩利就是卡波特最好的朋友之一，众天鹅之首。

在本文发表之际，贝比身患肺癌濒临死亡，卡波特的背刺显然在她伤痕累累的躯体上捅了一刀。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跟卡波特说过话，直到死都没有原谅他。

卡波特曾经将《应答的祈祷者》描述为一把枪，但他却不明白，枪口最终对准的是他自己。

卡波特曾在采访的时候告诉《人物》杂志，他打算将生活中的朋友作为灵感来源。

采访者问：“您的书可能会深深地伤害您的朋友。”

但狂妄自大的卡波特却口出狂言：“不，他们太笨了。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在书中是谁。”

没有人愿意将床头的私语公之于众，也没有哪个上流人士愿意将龌龊展露人前。卡波特毁掉了他与纽约上流圈建立的友谊，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被整个圈子抛弃了。

卡波特并不觉得自己有错，他大言炎炎：“他们想要什么？我是一个作家。”

但曾经为他敞开的大门彻底关闭，卡波特被苦心钻营的阶层抛弃了。

至于妮尔·哈珀·李，她早在冷血出版不久后就离开纽约，返回阿拉巴马州过平静的生活。妮尔在《冷血》的创作过程中为卡波特提供了很多帮助，并且多年以来坚持不懈公开支持卡波特。但当《冷血》问世的时候，卡波特却没有提及她的贡献，只是在致谢部分提到了她的名字。

妮尔觉得自己受到忽视和轻慢。

令这段友谊彻底破碎的事发生了，因为妮尔·哈珀·李一生之中只有《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一部名篇问世，一些好事者当着卡波特的面问他是否代笔？而卡波特没有反驳。

妮尔与卡波特的友谊走到了末路。多年后，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他的老朋友，我做了杜鲁门不能原谅的事。我写了一本畅销的小说，他怀恨我已20多年了。”

此时的卡波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他写信给旧友：“给我写信吧，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信吧！”

久久没有得到回应，他再次去信：“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给我写信吧，爱你的朋友正在对你日思夜想。”

谁会回应呢？没有人希望自己的隐私被写成小说登在杂志上。

卡波特依然没有认识到错误：“我是一名作家，什么我都拿来作为素材。难道所有那帮人都以为，我与他们为伍仅仅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别人也没有义务用自己的秘密来取悦他。他冷酷又自私的天性令一切失去了转圜余地，只能灰溜溜离开，逃到安迪·霍尔的艺术圈聊以自慰。

卡波特依然不掩锋芒，公开承认酗酒吸毒，就像是当年承认自己的性向那样。

但是人们对这个夸夸其谈又敏感自负的男人已经失去了信心。他甩开童年伙伴的手投入“天鹅”们的怀抱，现在，天鹅们也因为他的背叛离他而去。

卡波特再也找不到精神依托，只能借用酒精混合着药品吞下苦果。

1984年8月25日，杜鲁门·卡波特因为服药过量死在了友人家中，年仅59岁。

在卡波特去世之后，哈珀·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卡波特）的疯狂不是药品和酒精造成的，药品和酒精只是这种疯狂的结果。”

卡波特曾经提到过他一直在做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

“整件事发生在一家剧院的后台，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唯一的麻烦是我很恐慌，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台词有没有记熟……终于，那一刻来了，我走上舞台，假装一切尽在掌握。但一开口，我就开始磕磕绊绊，羞愧难当……”

这个梦似乎昭示着卡波特真实的自我：自负有之，自卑有之，缺爱有之，敏感有之……他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却从不曾真正的打开心门为他人着想。

所以他能在别人质疑好友的时候一言不发，贪天之功，令妮尔深陷丑闻；

所以他用自己的隐私打开佩里的世界，当行凶者对他寄予全部希望的时候，卡波特却悄悄退后一步，看着佩里挣扎在绞刑架上；

所以他用花言巧语打动“天鹅”们，当这些名媛对他无所不谈，当他是最好的“闺蜜”的时候，卡波特又将她们的秘密公之于众。

卡波特不是一个好人，但如果说他是个坏人，却又太过绝对。他是一个文字上的天才，道德感却始终游历在规则之外。宁肯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他曾得到多少真心，注定都会失去，孤独一生。

“我是个酒鬼，我是个吸毒鬼，我是个同性恋，我是个天才。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圣人。”杜鲁门·加西亚·卡波特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