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朝贡贸易到达顶峰，郑和为何还要七下西洋？
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明朝初年形成了以海禁和朝贡贸易为支柱的对外政策，在此背景之下，永乐至宣德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盛大景象，朝贡贸易到达顶峰；
与之相反，私人海外贸易在海禁政策的影响下很难生存。到明中期，特别是“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的国力大不如前，国库空虚，需大量资金支撑的朝贡贸易日渐衰落。
随着国家重商意识的觉醒，正德三年（１５０８）抽分制正式实施，此举标志着明朝由注重对外贸易的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是明朝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调整；它也是明朝海禁政策松弛的转折点，私人海外贸易也由此得到较快发展。
抽分制的实施引发了正德年间海外贸易政策的“禁通之争”。开海派以吴廷举为代表，禁海派以陈伯献为代表。开海派认为开海通商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加强国家海防建设，维护国家疆域安全，因此大力支持发展私人海外贸易。
禁海派则认为开海通商会导致各国前来贸易者过多，易引起管理混乱，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大明海疆安全，故而对开海贸易持反对态度。明政府在这一时间段内较为认可开海派的观点，对私人海外贸易还是比较支持的。
葡萄牙人的到来
葡萄牙人的东来，使这场贸易争论有了结果。其在华不遵守朝贡秩序的行为及其与明朝发生的屯门海战，让明朝意识到了非朝贡贸易的危险性，为了维护国家疆域安全，明朝关闭了同非朝贡国家的贸易孔道，继续实行海禁政策，这是明朝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主动调整的表现。
１６世纪初，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等国通过殖民和贸易掠夺等手段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实力大大增强。
但当时明朝无论是在朝贡贸易中，还是在与非朝贡国家进行的私人海外贸易中仍都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上的优势使得明朝可以根据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来主动调适对外贸易的政策，而非被动回应来自西方冲击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以往普遍公认的一个观点是，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对外贸易，贸易自由似乎一直为中国政府所排斥。１５世纪末至１６世纪初，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欧诸国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先后开始了海外殖民活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而此时中国明朝却仍然坚持海禁政策，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逐渐失去了对外活动中的主动权，导致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费正清（ＪｏｈｎＫｉｎｇＦａｉｒｂａｎｋ）用“冲击一回应”模式来解读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认为西方是近代中国转型的推动者，中国是在被动地回应西方的冲击，以适应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提出：“现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不能被分裂成东西方两极，并且认为一方是另一方的反例。相反，这是一个相互参与、交替联合的过程。”
此观点引发了笔者的兴趣，但限于篇幅，卜正民在一些问题上并未展开，笔者觉得有必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在对明朝海外贸易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之后，笔者通过爬梳明朝正德年间海外贸易政策变化的相关史料，发现政策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冲击。
从官方的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对外贸易的目的开始由政治利益向经济利益转型，特别体现在正德三年（１５０８）抽分制的实施。这一举措实际上承认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性，是明朝政府主动融入世界贸易活动的一大体现，而此时距离葡萄牙人第一次到达中国（１５１４）的时间，还有６年。
正德年间抽分制
从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正德年间抽分制的实施，是对以往明朝海禁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是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一个新的开始。从明代对外交流的角度来看，正德年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这时正值１６世纪初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最先到达中国沿海，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接踵而至。由此开始，中国传统的交往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海外交往的性质和内容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内涵。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德年间正处于大航海时代，全球的经济联系不再局限于某个洲，而是各个洲之间联系加深，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
目前学界对明朝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前期朝贡贸易和明后期隆庆开关等方面，且研究重心放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原因及对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上，对中国对外贸易活动的主动性方面较少提及。
明朝海外贸易政策对明社会的影响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以朝贡贸易为主的明前期贸易政策的影响；明中后期，特别是隆庆开关以后，私人海外贸易快速发展后对明社会的影响；对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总体评价。
许多学者认为，朝贡贸易在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中起较为消极的作用。
而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渐渐松弛，特别是隆庆开关以后，尽管有诸多限制，但私人海外贸易还是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政策对明社会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表现在白银的大量流入，政府国库收入逐渐增加，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与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频繁往来，刺激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成长；
而中西方交流互动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