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让苏台德地区划归纳粹德国；1939年3月纳粹德国占领和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爱德华·贝奈斯逃往英国组建流亡政府，而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则变成了德国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和受德国保护的“斯洛伐克共和国”。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是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建立的傀儡政权，在1939年3月15日由希特勒亲自宣布成立，并随着纳粹德国投降而最终灭亡。
而从1939年3月至同年秋天的保护国初始阶段期间，捷克人和日耳曼人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以适应新的体系。在所谓“保护国”里，大权操在德国占领军手里，保护国政府只是一个行政事务机构，实权属于横蛮的恐怖主义当局。
当时捷克的名义政府以埃米尔·哈查（Emil Hacha）为总统，阿洛伊斯·埃利亚什将军为总理，捷克人只保留了象征性的行政机构、警察以及小型军队。外交事务、防卫和其他职责落到了日耳曼人和纳粹德国保护者手里，他们可以否决任何被视做有损于纳粹德国政策的政府决定。
埃米尔·哈查
因此纳粹独裁统治的野蛮统治方法（即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特别法庭、集中营和瓦斯室）引得多数捷克人不满，所以捷克政府的成员会把国家利益置于同德国人协作之上，因此该傀儡政府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众支持和同情，当然捷克也不乏一些狂热的投敌者。
等到1939年9月二战正式爆发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经济生活彻底因纳粹德国的战时需要而受到影响：首先是影响了劳动人民；与此同时纳粹党人还试图对全国的文化和经济生活实行德意志化。
保护国的捷克政府在战争早期就实行了食物、服装和其他项目的配给。1940年10月保护国还加入了纳粹德国的关税同盟，超过70%的捷克出口被送往了纳粹德国，同时接受其80%的进口。保护国的人口还提供给纳粹德国一个重要的劳工来源，主要是在战争期间以及扩张中的德意志帝国的需求方面。
捷克大工业也被德国垄断组织吞并，过度的食品输出使捷克农业遭受掠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产所有者是支持哈查统治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和中小农民代表反抗纳粹统治的主要动力，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反法西斯斗争的其他力量则来自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以及知识分子。
虽然在保护国的最初几个月期间，捷克公众转向消极抵抗，并且用小型抗议活动表达对独立丧失的不满。但随后捷克共产党的活动在受到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扬·施维尔玛）的指导下，从战争一开始起，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开始组织了反纳粹的示威运动。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
而在这些普通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逐渐结成了一个广泛的民族阵线。这些行动使欧洲社会舆论确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叛国政府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将大多数普通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和反动的傀儡政府划清了界限。
另外许多捷克人选择文化场所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绪：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之类的爱国文艺作品的演出吸引了热情的听众，并且经常唤起自发的国歌合唱。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演出最终激怒了纳粹官员，他们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在饭店、剧院和其他公共场所演唱爱国歌曲。
斯美塔那
1939年6月，一名德国警察在工业城镇克拉德诺被杀，作为回应纳粹将超过200名捷克群众处决。随着德国军队于9月1日入侵波兰，德国当局运送数千名捷克军民到集中营，以此来避免骚乱或者公开的反抗。
10月28日，警察向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周年纪念的示威游行人群开了火。医科学生扬·奥普莱塔尔后来死于警方造成的创伤，而11月15日举行的葬礼为更多反对占领的示威活动提供了时机。
1939年11月的学生示威游行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应。为了报复，纳粹党人于11月7日封闭了所有捷克大学，并把数干名大学生关进集中营。所以在二战之后，11月7日被宣布为国际学生节。
国际学生节
在国务秘书弗兰克的命令下，安全部队于11月16—17日晚间向布拉格的学生宿舍实施了突袭，逮捕了超过1800名学生，并且遣送其他至少1000人到奥拉宁堡的集中营。纳粹党人采取关闭所有学院和大学并且压制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方式扼杀捷克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抗和批评。
弗兰克
当然法西斯当局主要的迫害对象还是共产党党员，约有二万五千名共产党员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至于保护国的犹太人，纳粹的“雅利安化”计划将1935年的德国《纽伦堡法案》在1939年6月延伸到了保护国。
纽伦堡法案
新的制定的措施解除了对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在旅行、教育、文化事务以及职业和商业活动中设置限制。法令还要求犹太人佩戴黄色大卫之星，并且减少对他们的食物的配给数量。
纳粹德国当局也试图在保护国实行种族政策，1941年10月纳粹开始转移犹太人到灭绝集中营，大约11.83万保护国的犹太人成为大规模驱逐的受害者，接着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种族灭绝政策，这是由阿道夫·艾希曼和纳粹党卫军军官及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42年1月20日的万塞会议上与安全官员、官僚和纳粹党官员就“犹太问题”会晤后制定的。
阿道夫·艾希曼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大约7.5万名保护国的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去。绝大部分死在集中营里，也另有人在战斗中遇难或者在其他情形下被杀害。最终解决方案的种族灭绝政策对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是毁灭性的。
甚至保护国内的吉卜赛人(或者说罗姆人)也受到德国政策的影响，1939年5月，纳粹着手实施了针对保护国吉卜赛人的第一次主要行动：禁止其大规模在捷克国土上集体迁徙。
吉卜赛人
1940年期间，保护国的警察开始逮捕没有固定居所的个人，并且把他们遣送到诸如莱蒂和霍多宁的劳改营，许多“流浪吉卜赛人”和流动散工死在那里。到1942年春天，纳粹继续进行种族分类和前往灭绝集中营的流放时，吉卜赛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带着一个“Z”字，代表其德语单词。
在超过数千名吉卜赛人被害的奥斯威辛一比克瑙，佩戴着黑三角标识的这个团体与集中营其他居民区分开。在斯洛伐克，蒂索政权也为罗姆人开设了特殊劳改营，1944年被德国占领之后，大规模杀戮吉卜赛人的事件在斯洛伐克土地上多次发生。
斯洛伐克国
早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前，便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进行了分化：1939年7月末，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新宪法创立了一个单一政党的国家，它具有与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类似的独裁主义特征，并且该国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拥有特权。
而在所谓的“斯洛伐克国”里也同样实行着法西斯统治。在这里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一个所谓“劳资协作”的政体，从而剥夺了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天主教会却被赋与无限大权，因为它对普通人民具有巨大的思想意识上的控制力量，于是教士变成了国家的栋梁。
10月，“新生的”斯洛伐克国实行选举，约瑟夫·蒂索（Jozef Tiso）成为了共和国的总统，此外还同时兼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以及唯一合法政党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主席。
约瑟夫·蒂索
梵蒂冈最初对由一位神职人员担任斯洛伐克国家首脑表达了保留意见（蒂索最初是教士身份），但等到12月初，蒂索总统受到了梵蒂冈的正式承认。虽然此时的蒂索并没有在国内达成统一战线。
此时斯洛伐克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就是蒂索的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他依靠党内保守派别还有日耳曼人的支持才能成为总统，但卡罗尔·西多尔、亚历山大·“萨诺”·马赫、费迪南·朱尔钱斯基和沃伊特赫·图卡等人领导下的激进派别显得更乐意挑战蒂索的政策和权威。
沃伊特赫·图卡
诸如马赫和图卡的激进分子对于希特勒的政策具有强烈的共鸣，在赫林卡卫队的支持下，他们寻求动员斯洛伐克的反闪米特和反捷克力量。朱尔钱斯基是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中“进攻”(Nastup)小组的领导人，该小组尽管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是极右翼的，却是反对赫林卡卫队并且反对以斯洛伐克切身利益为代价盲目追随德国的领导的。
赫林卡卫队
赫林卡卫队成立于1938年，由体育组织、童子军和民族主义团体组成，在1939年年初共有25万名成员，领导人是西多尔，而马赫是最高司令官。然而，西多尔为他拒绝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付出了政治代价，接受了任命去梵蒂冈担任斯洛伐克大使。
赫林卡卫队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其他激进民族主义或者法西斯组织，比如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运动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他们身穿黑色军式设计制服，头戴镶金边的流苏装饰帽子。成员们相互打招呼时说“警惕(Nastraz)!”
赫林卡卫队
1939年9月，政府颁布一项命令，要求所有年龄在16—60岁的男性入伍或者参加像赫林卡卫队这类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卫队及赫林卡青年团的成员数由此得以增加。德国的武装党卫队同样忙于在斯洛伐克的招募攻势，不过到1941年年底只有大约6000名日耳曼少数民族成员志愿参加。
而从1942年11月开始，政策上的改变允许斯洛伐克男性在不放弃他们的斯洛伐克国籍的情况下通过在武装党卫军中服役履行兵役的要求。可对于蒂索政权来说，当初承诺的独立则显得难以捉摸，因为德国当局继续扩展他们在斯洛伐克的影响力，进入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一心想要使斯洛伐克政府的行动与德国政策相一致。
而为了避免斯洛伐克的完全纳粹化，蒂索和他的部长们以一种将自己推向几乎接近于傀儡政权的方式，试图向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妥协。比如斯洛伐克参与了1939年9月德国对波兰的入侵，不过外交部长朱尔钱斯基在其他方面试图追求一条对斯洛伐克有益而不仅仅是服从德国需求的外交路线。
蒂索
1940年7月，希特勒召唤蒂索前往萨尔茨堡参加一次会议，在那儿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把一个替换政府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中特定人选的要求摆在蒂索面前。希特勒接着跟进要求朱尔钱斯基离职并由更加激进和亲德的图卡取代。
希特勒与蒂索
德国人还提醒蒂索，斯洛伐克的独立事业是有限制的，并且派遣德国顾问前往斯洛伐克，意图将他们安插在布拉迪斯拉发的重要政府岗位上。在希特勒的直接压力下，蒂索任命了一些激进、亲德的政治人物进入权力阶层。
最终激进派的图卡和马赫分别接替了朱尔钱斯基在外务和内务方面的职位。蒂索通过阻碍政府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修订宪法来回击激进派的威胁，而修宪原先的目的是增加图卡的权力并使党内的极端分子受益。
同时蒂索政府对纳粹化的恐惧为他带来了公众支持。1940年8月6日，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主席团投票拥护蒂索作为党的领袖，并且接受他在调和内部争端中的领导作用。
但在希特勒一步步的压力下，1940年11月斯洛伐克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成为了轴心国的一部分，在参加对波作战后又参加对苏作战，斯洛伐克政府仿效德国纳粹的做法，将6万多名斯洛伐克籍犹太人送入集中营。
由于斯洛伐克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和外交计划有了更加直接的联系，斯洛伐克政府于1941年6月正式向苏联宣战，并且指派大约5万名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的成员参加巴巴罗萨行动，不过随着德国领导的部队进入苏联，大量的逃兵减少了那个数字。
1941年12月12日，日军袭击珍珠港5天以及德国向美国宣战1天之后，斯洛伐克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尽管斯洛伐克人对作战普遍缺乏热忱，但斯洛伐克部队还是于1942年进发到远至高加索的地区，不过在1944年的前几个月里，这支分队被重新部署到特兰西瓦尼亚和意大利，在那儿安全部队后来被分配从事建筑事宜。
在经济上，起初斯洛伐克通过没收捷克人和犹太人财产而富裕起来，一度经历了表面繁荣时期，其军火企业雇用人数占工业劳力的一半。但1939年9月斯洛伐克政府和希特勒德国肩并肩对波兰战争的政策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此后斯洛伐克军队在许多地方中都表现了抗拒的感情。1939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分裂之后斯洛伐克也形成了地下共产党，他们则领导了反对法西斯统治和争取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斗争......
此外在斯洛伐克共和国，蒂索政府也实行了种族政策：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在1939年4月实行了一系列针对犹太公民权利的限制措施，当时蒂索和图卡颁布了旨在识别犹太人并且将他们从公众和职业生活中隔离的政策。
1941年9月，一项由内务部长萨诺·马赫在纳粹党卫队的协助下炮制的犹太人法令引入了遵循纳粹规则的种族等级划分，在1942年3月德国和斯洛伐克之间签署了一份协议之后，开启了运送斯洛伐克犹太人前往集中营的途径。
从3月到10月，斯洛伐克宪兵、军事人员以及赫林卡卫队和志愿党卫队的成员共运输接近6万名犹太人前往纳粹德国和德国控制的波兰地区，他们中除了几百人外全部死在了集中营。
驱逐行径在不顾梵蒂冈和斯洛伐克主教的反对下发生，后者在一封于1942年4月12日在斯洛伐克的多个布道坛上诵读的主教公函中表达了对虐待同胞的反对。5月15日，新的立法剥夺了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公民权，为进一步的驱逐提供了基础，不过也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的总统赦令。
到1942年秋天，蒂索收到了斯洛伐克犹太人在奥斯威辛、索比堡和其他在波兰的集中营中被杀害的报告，结果，斯洛伐克总统拒绝驱逐留在斯洛伐克的2.4万名犹太人。犹太人被控制在斯洛伐克的劳改营里，通常在赫林卡卫队的监视下。
蒂索
即便如此，希特勒依旧不满于蒂索政府拒绝实施更加严厉的对待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措施。所以1943年春天，希特勒在萨尔茨堡会见了蒂索，要求一个更加猛烈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不过运送犹太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
直到1944年德军进入斯洛伐克，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接近1.3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大约6000名犹太人设法逃到了匈牙利，不过几千人在隐匿或者从事游击活动时被杀害在斯洛伐克土地上。
等到战争结束，集中营和战争行为共夺走了超过6万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生命。而约瑟夫·蒂索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逃往国外，后被押解回国。1947年4月蒂索被判处死刑处决。
参考资料：《捷克斯洛伐克史纲》、《捷克和斯洛伐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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