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央下定决心，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事件，即从快从严处决犯人，一名受审人员从接受审判到判处死刑，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但这样的方式，却让相当一部分执法人员痛不欲生，那么当时处死一名人犯都需要哪些流程？执法人员又有何难言之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政治动荡的结束，以及刑法的诞生，我国开始朝着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稳步进发，不过，社会却并未像预期的那般，得到真正的稳定与安宁。
据一位公安系统的老警察回忆，在他从警的几十年生涯中，在五六十年代，接到最严重的案件，就是打架斗殴，不过进入七十年代中后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原因便是大批知青陆续返乡，将本就处于饱和状态的工作岗位，堵得更加水泄不通。再加上正好处于改革开放的风口上，中西文化的碰撞，导致大批带有国外色彩的，书籍和影视纷纷涌入我国，这些知青深受其中不良内容的影响，便开始照猫画虎的进行犯罪活动，像抢劫、杀人、侮辱妇女等恶性事件，开始频频出现。
面对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心情很是沉重，为了尽快整顿社会风气，他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交到了中央，邓公看完这个报告后，当即通知刘复之前来自己住处商议，两人见面后，邓公开门见山地讲道，这份报告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应当依法严惩才能根治，要给与严厉的法律制裁，以视正听。
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杀一批，而且还要不断地进行严厉打击，冒出一批打击一批，否则的话，犯罪分子无所畏惧，就是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在邓公做出的严打英明决定下，一场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严打斗争，便拉开了序幕，
1983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俗称严打，即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得的坚决杀，据不完全统计，在历时三年之久的铁血手段下，共打击犯罪团伙17.6万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77.2万人，其中有三万人被执行死刑。
当时审判犯罪分子时，会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并且会提前数日贴出公告，详细告知审判犯罪分子的，姓名、人数、以及罪名，严打期间，为了起到震慑各种犯罪分子，以及教化群众的作用，政府是鼓励群众前去观看的。公判大会开始后，就会有一辆辆解放牌卡车驶入现场，满载武警战士的车辆行驶在最前方，汽车驾驶室上还架着一挺重机枪，紧随其后的才是押解犯人的车辆，这些罪犯个个反绑双手，胸前挂着写有罪名的牌子，当审判长宣判过犯人的刑期后，工作人员便会在对应罪犯胸前的牌子后面，标注上具体的刑期的年数，唯有死刑犯的牌子上，画着一个大大的红叉。
秉承着从重从快的方针，所以当时被判死刑的罪犯，都是采取枪决的形式，按照如今我国的司法流程，犯人在执行死刑之前，要经过一系列的审判、上诉等程序，而且在行刑前，也会将执行死刑的时间和地点，提前通知给犯人的家属。可是在严打期间，介于严打的迅速性和急迫性，从抓捕到枪毙，一共只需要六天的时间，初审即终审，根本没有繁琐的审判流程，不过在执行死刑前，通常会安排犯人与家属见面的机会，或者留下遗书交由公安人员转交，在押赴刑场之前，执法人员为了防止被调包，都要对死刑犯进行验明正身。一般情况下每个城市，都会设立多个刑场，为了防止意外，具体在哪个刑场执行，都是当天早上才决定的。
当公安押解罪犯来到刑场后，会做最后一次验明正身，在确定完毕后，会给犯人戴上黑色头罩，当死亡真正来临时，他们才会真正感受到恐惧，有些犯人甚至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痛苦，从而导致大小便失禁，双腿发软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更有甚者则需要武警战士的搀扶，才能顺利的来到刑场，抵达指定地点后。
一个死刑犯身边会有四名武警，其中两位是左右架手，主要任务就是控制死刑犯，以免在挣扎过程中出现打偏的情况，剩下两位是主、副射手，主射手听从命令，验枪、装弹、上膛、关保险，以及开枪射击，而副射手的作用，是防止射手的枪械出现故障，此时则需要副射手负责执行死刑。由于执行死刑会对执行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担任射手的武警战士，都需要在部队中进行精挑细选，这些战士必须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意志坚定、毫不畏死、以及心理素质过硬。
当死刑执行结束后，法医会上前确认死囚是否死亡，首先是用表面粗糙的棍子，捅进死刑犯的伤口处进行搅拌，看尸体是否有反应，随后就会检查呼吸心跳、以及脉搏，触摸尸体温度是否下降，最后看下死刑犯的瞳孔是否放大涣散，当确定死刑犯已经死亡后，殡仪馆的人就会将尸体带走并进行火化，虽然严打斗争已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但它沉重打击了刑事犯罪，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