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3世纪的蒙古军队俨然就是“杀神”一般的存在，在当时的蒙古大军面前，欧亚大陆上的任何一座城池似乎都逃脱不了陷落的命运。
然而在川蜀地区的钓鱼城下，蒙古军队却屡屡失败，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他们却始终无法攻占钓鱼城。甚至在进攻钓鱼城的过程中，统治蒙古帝国的蒙哥汗也丧命在钓鱼城下。
那么，小小的钓鱼城如何能够抗击“天下无敌”的蒙古军队？
蒙古人的失误和山城防御体系
蒙元军队灭金伐宋之时信心满满，决心一举荡平中原、灭掉宋朝，却在名不见经传的钓鱼城受阻，其原因在于其战略战术上的失误。
战略方面，蒙军长期以西线为战略重心，从成吉思汗西征到1248年贵由汗去世，蒙古王廷的战略重心一直在西部，自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其战略重心才东移以宋朝为重心。
从1243年钓鱼城抗蒙到1258年蒙哥亲征钓鱼城的15年间蒙军只是断断续续骚扰川东，这使得钓鱼城幸免于难。
战术方面，骑兵之迂回包抄法不适宜川东山地。蒙元政权崛起靠的是骑兵之军事优势。但山地、丘陵则不适合骑兵运动。
蜀地崇山峻岭山高路险，这种地理条件阻碍了蒙古骑兵的优势发挥。
另外，蒙古骑兵擅长迂回包抄术，而在山川险谷之间，钓鱼城守将余玠常以“不满五万人之数”的军队来对抗“每岁深人，步骑不下三数万”之蒙古铁骑，这也是川东要塞钓鱼城抗蒙甚久之原因。
观念方面，蒙古人掠夺意识强而征服意识淡薄，1235年窝阔台次子阔端率军入川，四川54州被攻破，仅泸州、合州得以保全。
然而蒙军此次入川仅以掠夺杀戮为主，并未就此占领四川，甚至在蒙哥汗时期，虽其战略重心已开始东移，但对南宋的策略依然以洗劫、破坏为主。
这一状况直到1260年忽必烈执政时，钓鱼城才真正成为南宋后期蒙宋在川东的主战场，而在钓鱼城军民齐心协力下，钓鱼城积极反击蒙元大军，坚持抗蒙前后数十年。
此外，面对实力强大的蒙古军队，宋朝方面也开始在四川地区兴建山城防御体系，而由于钓鱼城是川东咽喉，因此钓鱼城便成为蒙宋必争之地。
南宋朝廷的有识之士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们积极依山沿江设防，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开始在重庆筑城布防，并在钓鱼山筑城，以此作为前沿阵地。
124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主持修建以钓鱼山为中心的川东山城防御体系，使其与防御带相关的几十座城池相互联系紧密、互相照应。
这一系列的做法，也极大的增加了蒙古军队进攻钓鱼城的难度，不过，除了军事上的问题外，钓鱼城其实还有很多军事之外的因素……
蒙古王廷政局动荡
1234 年蒙元政权灭金之后，随即拉开45年蒙宋战争的帷幕，而自蒙宋战争爆发以来，四川一直为蒙军重点进攻对象。
宋理宗端平年间蒙军大举侵蜀，1238年蒙军再次袭扰西川，1239年进掠川东，1241年再破成都、沪州等20城，史称“西州之祸”。
因蒙军连连侵袭，四川主要地方官员战殁牺牲，地方政权土崩瓦解。为恢复统治秩序，朝廷及时遣官人蜀主政，把四川政治中心从成都移至重庆，并加强川东防御体系之建设。
1243 年南宋朝廷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修筑以钓鱼城为首的 20座山城要塞，建立川东山城防御体系，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四川局势。
蒙元军队吹响征宋号角之时，其内部政权频频更替、内部斗争不断，以致不能全力攻宋，从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到1264年忽必烈继位，历时23年，历经5位执政者。
汗位的频繁易主，致使蒙元政权经历了最严重的动荡期，内部矛盾激化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外部问题，这是导致钓鱼城之战持续多年的一大缘由。
蜀地官员精明能干
靖康之变后，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得过且过，政治昏庸，用人失察。
不过，由于蜀地闭塞，自古以来为官者避之不及，国难当头之际，奸佞之徒自然也不会主动请缨前往蜀地做官，因而南宋后期被派往蜀地为官者多为廉洁奉公之士。
如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府知府余玠，兴元都统制兼合州知州王坚，合州知州张珏和合州守将王立等，都曾为钓鱼城之战作出巨大贡献。
蒙古军水土不服
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统一蒙古国，依然以原始游牧经济为主，经济落后导致蒙军没有稳定的财政经济来源。
而且，由于蒙古军队既有东方的对手，也有西方的敌人，这使得人口稀少的蒙古人一直处在两线作战状态分身乏术的状态。
南宋虽然移居江浙与蒙元政权划江而治，但江浙自古富庶，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江浙财源稳定有力支持了川东战役。
再加上蜀地自古有“天府之国”之美誉，因而南宋的军事实力虽然不强，但由于富庶的经济条件，使得南宋钓鱼城之战所需物资得以保障。
不仅如此，从地理环境来看，川东地区夏季酷热难耐、疫病流行。
蒙军骑兵的军事行动又具有季节性，一般春夏出动、秋冬回营。蒙元军队来袭之时，钓鱼城军民撤入城内；蒙元军队撤退后，钓鱼城军民则把收割的粮食搬人城内备战。
周而复始，致使钓鱼城之战持续多年，而地理环境的差别，致使蒙宋的经济结构各异双方在战争较量过程中自然会受其影响。
南宋军民的抵抗
南宋和蒙古政权在文化方面的主要差别在于：蒙元政权尚武，具有极强的侵略欲；宋朝统治者历来尚文，安于现状。
但是，虽然南宋军力不强，但到了国破家亡之危急时刻，南宋军民依然能够奋起一搏，给予蒙军重创。
蒙宋钓鱼城之战也是两种不同文化冲突的结果，蒙人自古生活在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化；宋人生活在南方以农耕为主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
蒙人以萨满教为核心形成了特有的草原文明，他们崛起于漠北，从伐金开始便向中原扩张，但对蒙人来说，汉地不过是大蒙古国的殖民地而已。
他们主要着眼于眼前利益，这种文化基因使蒙人一直以劫掠财产为主，对蜀地的几次大规模征伐依然没有改变。
一直到忽必烈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即位，五十年间，蒙人迄无在汉地建立中国式王朝的计划，他们对汉地文化及社会传统，不仅认识肤浅，而且漠不关心。
蒙古人杀戮劫掠的征伐文化在忽必烈身上有所改观，即位前的忽必烈在征宋前线就曾严厉约束部卒的杀戮行为。
忽必烈是蒙古建国以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位大汗，对汉文化怀着无比的仰慕之情，他即位后打算在汉地建立政权，并已有继承历代正统的观念，因此加强了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忽必烈
所以说，蒙人内心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对汉地文化的偏见，是导致钓鱼城之战持续36年的重要原因。
从1243 年蒙宋钓鱼城之战到忽必烈继位大举征宋的1267年，期间24年，由于几任蒙古大汗并无强烈的征服意识，更无继承中原正统之打算，故仅凭武力自然无法解决钓鱼城问题。
南宋后期，为抗蒙军人侵而建立的川东山城防御体系，东起夔门(白帝)，西至嘉定(乐山)。
这一带属于山地丘陵地带，不少地方深沟险壑、地势险要；加上该区域地理封闭，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艰苦的自然条件养成了巴蜀人不畏艰险、质朴豪爽的独特性格，同时造就了他们强悍勇猛的尚武文化。
1243 年蒙宋钓鱼城之战拉开序幕，在南宋政权号召和蒙元铁骑屠掠政策的刺激下，巴蜀子民长期积淀而成的尚武精神被激活，在钓鱼城抗蒙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
可以说，巴蜀地区自古以来积淀的人文文化精神也是促使钓鱼城之战持续多年之原因。
结语
蒙宋钓鱼城之战之所以能够抗衡对峙多年并非偶然，而是蒙宋双方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多因素形成的结果。
从蒙元方面看，成吉思汗开启的西征之旅一帆风顺，兵锋所指之处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成功创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建立盖世奇功，却在征宋的川东抗蒙重镇钓鱼城止步。
从南宋方面看，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不思进取，在整个抗蒙进程中战线一再溃败，唯独名不见经传的钓鱼城撑起南宋王朝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