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虎为什么会失败？孔令侃的杀手锏，令老蒋忌惮不已

解放战争时期，蒋经国临危受命，亲征上海“打虎”，在当时闹得是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就在世人对他寄予了厚望，认为他必定会在上海善战铁血手腕，成功整肃上海的贪腐和金融市场时，他却灰溜溜地回了南京，这次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关于蒋经国“打虎”失败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之谜，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说法，是他将刀子架在了孔家大少爷孔令侃的脖子上，触怒了宋美龄，才落得了个铩羽而归。

这一种说法或许是一个直接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有斗过孔祥熙一家，孔家大少爷孔令侃仅凭一封40余字的书信，就将蒋介石和宋美龄给治的服服帖帖的。

那孔令侃这封信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呢？为何会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忌惮不已呢？蒋经国的“亲征打虎”该如何来评价呢？

1948年酷暑盛夏，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宫邸。环绕着红墙黄瓦，古色古香的书房，全副武装的总统侍卫官们列成了警戒线，笔直地站立在炽热的烈日下。从他们阴郁的神情可以看出，阴影笼罩在他们每个人的心头。

书房里，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决策人正在研讨，决定着“党国”的生死大计。脸色铁青的蒋介石，时而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时而站起来，双手反剪，假牙咬得格格直响：“娘希匹，糟透了，糟透了…… ”

国府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还有全国军队政工总督导官蒋经国，诚惶诚恐的垂手侍立于一侧，额上冷汗涔涔。

此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是节节失利，仅在过去一年间，国军就被歼灭了152万人；解放军在东北、山东和陕西收复了大量失地，雄师已垮过黄河 、渭水，深入到长江以北的国统区。

就在最近几天，山东的王耀武，东北的郑洞国和廖耀湘等人的十万火急的求救电文，象讣告一样地飞到了蒋介石案头。济南、长春、锦州、沈阳等地，已被解放军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易帜只是早晚而已。

随着内战的失利，蒋介石的“枪杆子的财政”在加速崩溃。

1947年蒋介石政府的内战军费开支高达100万亿法币，而蒋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7万亿法币，于是就造成了830000亿以上的财政赤字，而这一窟窿则“全靠印刷机来弥补”。

按照宋子文所说，蒋政府财政部在上海有5家大印刷厂，一分钟就能印刷1600 万元法币，可即便是日夜不停开工，但仍然不够用，还要到英国和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马上投入流通。

这样的操作最终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之官吏贪污勒索，奸商投机倒把，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窗外，吼声如雷，渐渐由远而近，震得窗玻璃索索直抖动。南京市各大专院校师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队伍，正浩浩荡荡通过黄埔路。他们高呼着口号——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最后，百姓死完；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最后，地无寸草……”

正绕室狂踱的蒋介石猛地站住了，他心里清清楚楚：“民为水，君为舟，载舟覆舟，水也。失民心者失天下。”他不甘心，他要背水一战，这段时间，他想得很多：何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如何才能起死回生呢？

这时，一直盘缠在蒋介石心头的那个“好主意”，已经渐渐谋虑成熟，他觉得已到了非付诸实施不可的时机。他避开了军事和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仅仅认为只要改革币制，同时严厉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就能收回失去的民心，坐稳江山，而且他还想到了传世。

这“阿Q”式的自我安慰，对败局已定的蒋介石来说，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端起茶几上那只精致的景德镇瓷杯，呷了一口白开水，只觉得一股清凉直透丹田肺腑，长长地舒了口气，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翁院长，王部长，金元券印得怎么样了？”

“报告总裁，印得差不多了，只是……”翁、王二人面面相觑，又瞅瞅蒋介石，连忙掏出手帕擦擦额角上渗出的冷汗，乘机把已把口边的话强咽了下去。

“只是……”的下文，蒋介石心里实在是再明白不过了：在国际国内财政收入极不平衡，经济状况无任何好转，政治上无法安定统一，又无十足准备金的情况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是铤而走险；至于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那更是谈何容易啊？

在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数次恳谈密商之后，蒋介石最终下定了决心。今天召见要员，就是为了正式宣布他的决策。

“好，现在我宣布！”蒋介石突然站起来，一脸怒气，一字一顿：“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

翁、王、俞明知此举前途叵测，但也只有唯唯诺诺。

“还有一点，从今天开始，上海市政府、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单位归经国统一指挥，以加强经济管制。万望诸位前辈多多辅佐，同舟共济！”

“诸位，”蒋介石清了清嗓子，声调突然提高了：“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务必好自为之……”蒋介石说完后，目光灼灼地扫过众人，最后停留在蒋经国脸上。

从外貌和体形上看，蒋经国更多的是像他的生母毛氏。他没有父亲的高颧骨、直鼻梁、薄嘴唇和瘦挑精干的身材，却有着母亲的方圆脸盘和敦实的中等身材，他和父亲的相似处在眉眼和神气上。

“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担一切风险，随时准备牺牲。请总裁放心！”迎着蒋介石的目光，蒋经国跨前一步，挺直了腰身。

蒋介石从来不肯承认他手下的人腐化低能，此时眼见大势已去，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只得派太子亲征。蒋经国此时也是踌躇满志，渴望大显身手去扶持倾颓的蒋家王朝。他明白父亲对他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企望：凭借尚方宝剑去建立权威，准备袭位接班。

1948年8月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会联谊会”等亲信组织的大批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杀气腾腾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夏季的台风，在上海滩的高楼大厦和里弄贫民窟间肆虐穿行。风声混同着高音喇叭中传出的蒋经国那略带宁波乡音的豪言壮语，在空中震荡。蒋经国刚抵上海，就给上海的商人们下了“哀的美敦书”。

此时，广播中传出的，纸片上印刷的，全是蒋经国的演说词《上海何处去》:“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横财，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如与商人勾结，政府更加倍地惩办！”

蒋经国双手叉腰站立在外滩中央银行大厦的高层楼房里，从宽大的落地窗里俯视着大上海，俯视着人行如蚁的南京路，俯视着波光潋滟的黄浦江。

黄浦江蜿蜒东去，一直流进了苍茫深处。“久违了上海，久违了黄浦江……”蒋经国喃喃自语，往事涌上心头。

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到上海是1922年3月，他奉父命由浙江奉化溪口家乡，转学到这里读书。来时考入万竹小学4年级，第二年又考入浦东中学。也正在这时，父 亲终于结束了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生涯，到广州去投奔了孙中山先生。然而，父亲爱子心切，几乎每隔10天半月都要来信谆谆教诲：一定要多读《孟子》和《论语》。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早已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台风中心”。宣传共产主义 的《响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正在这里大量传播发行；工人运动正在这里兴起，少年蒋经国发现父亲的教诲与时代的潮流竟是如此截然不同，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父亲的意旨，但却在思考探索。

带着这种矛盾心理，蒋经国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校门，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在租界联合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振臂高呼爱国口号。

但令蒋经国万万没想到是，他会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罪名是“该生行为不轨”，因此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到北平去。在离开前夕，他还特意跑到黄浦江边大喊了一声：“上海，我还要回来的…… ”

1925年10月，他回到了上海，那是奉父命到苏联孙中山大学留学，轮船从广州出发，途经上海，停留了十几天。一别3年，上海无甚变化，只是黄浦江上的外国旗更多了。轮船驶出吴淞口时，蒋经国频频回首，还是那句话：“上海，我还要回来的……”

在蒋经国前往苏联前，已身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一再叮咛：“天降大任于斯人，学成速归来……”那一年，他正好15岁，还是一个纯粹的热血少年。

此番归来，上海依旧，但蒋经国已今非昔比了。他把眼光从黄浦江上收了回来，坐到了那张坚实的办公桌后面，龙飞凤舞签署了第一道通告全市的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例者，商店吊销执照，商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蒋经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管制物价，规定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的市价上，即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

上海金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宪兵及江湾、沪宁路、沪杭路警察分局一起出动，对全市的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审查账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兑黄金、外币、外汇。

上海全市几天内成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蒋经国给他们的任务是“接受告密”。那个到台湾后荣升上将和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的心腹爱将王升，发表了《告上海青年书》, 更是选拔了12339名青年，分组成20个大队，配合军警行动，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传诵一时的格言。

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启明在上海滩也是位有后台，有背景，玩得转的人物，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了巨额暴利。他的罪行被蒋经国手下侦破后，蒋经国二话不讲，朱笔一挥：枪毙！陶启明立时死于非命。

接着送命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查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罪名是贪污勒索。

因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被处死的，有后来的“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大富商王春哲。被捕入狱的有巨商大贾64人，包括蒋介石的师兄弟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有位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前的价格，被蒋经国手下查获，当即罚款1000元金元券。这位老板故伎重演，托人拿了份重礼去向蒋经国求情。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蒋经国连屁股都没抬，微微一笑，两手一伸：“好，看我给你这个面子，再加罚2000元，你马上给我拿来！”这位老板只好乖乖遵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亲眼看到几个同行因与蒋经国手下顶撞，当即都被拉出店铺，拖到街中间当众枪毙。

在蒋经国的铁腕紧扼下，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手，摔跤的摔跤，坐牢的坐牢，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均受严厉的检查登记，终于把物价勉强守在了“八·一九”阵脚。这在当时“有金条就有理，有法币就可以无法无天”的上海，可以说是空前的奇迹。

经此一役，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则称他为“雍正皇帝”。

市民们被花言巧语和表面现象所蒙蔽，更慑于赫赫威势，怕遭横祸，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黄金、外币，折合3百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在限期1个月里，银行门前是人流如潮，争先恐后，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37300万元。

“经国干得好！再接再厉！万事开头难，勇者不难，智者不难，就照这样干下去……”在蒋经国开始行动的最近几天，蒋介石虽人在南京，但心在上海，全神贯注看蒋经国的一举一动，几乎每晚都从南京跟蒋经国通话。

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认为胜利在握，在出席立法院的质询会时，竟沾沾自喜，大言不惭：“今后币制稳定，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于是，1个月的兑换期限告满，蒋介石宣布再延期1个月；原来规定金元券发行不得超过20亿元，蒋介石一下就把它提高了10倍，达200亿元。

然而，蒋介石还是高兴得太早了，蒋经国笑得也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