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久之：汤恩伯身边的地下党，娶了蒋介石的养女，暴露后没人敢抓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短短几天就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经过短暂的休整，各部继续南下，距离上海越来越近。

考虑到战火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上海又是远东的大都市，中央考虑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上海问题，而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要策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汤恩伯不是出身于黄埔的将领，与蒋介石没有“师生之情”，一路走来，除靠自己的努力外，还要仰仗于老长官陈仪的提携。两年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身为战役指挥者的汤恩伯被蒋介石撤职，最后还是在陈仪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出。

而陈仪，当时已被我地下党争取，同意帮助策反汤恩伯，但因为汤恩伯背叛了陈仪，策反失败，继陈仪之后，党中央又派出几位得力干将，均告失败。

陆久之

上海地位特殊，中央一直没有放弃对汤恩伯的策反，最后决定起用潜伏在汤恩伯身边的红色特工、蒋介石唯一的“女婿”陆久之。

陆久之在汤恩伯身边担任少将参议，深受汤恩伯的信任，可以自由进出汤公馆，中央会启用陆久之，也是考虑到这个特殊的身份。

但蒋氏父子也害怕汤恩伯会“反水”，亲赴上海坐镇，在蒋介石的压迫下，陆久之最后也没能策反成功。

军统特务头目毛森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陆久之是潜伏在汤恩伯身边的地下党，陆久之的身份早已暴露。在上海解放前夕，本想将其“除掉”，但考虑到他是蒋介石的“驸马爷”，又是汤恩伯的亲信，迟迟不敢动手，在征询汤恩伯意见时，汤恩伯或许是考虑到过去的交情，主动“担保”陆久之没有问题，毛森最后只能看着他前往解放区。

那么，蒋介石的女婿是如何成为红色特工的呢？陆久之是如何娶到蒋介石的女儿的？

红色特工陆久之

陆久之是一个官二代，父亲陆翰是湖南财政厅的厅长、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处的处长，深得孙传芳的信任。陆久之是长子，按照陆翰的设想，想让陆久之“子承父业”，待其长大后，安排到政府从政，以他的关系，陆久之的仕途将会顺风顺水。

虽然衣食无忧，但陆久之却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不愿意在豪宅中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在读中学期间就喜欢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进步思想不仅影响着陆久之本人，他还传播给了父亲。

陆久之知道父亲有一个习惯，上厕所时喜欢随手拿起报纸或者杂志翻翻，陆久之事先在马桶边放了一本《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父亲也会看，久而久之，也不再干预陆久之的事。

在国共合作时期，陆久之在上海结识了地下党蔡叔厚，在他的引领下，阅读到了更多的进步书籍，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后来与蔡叔厚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名叫“绍敦电气”的公司。在外人的眼里，绍敦电气只不过是上海万千企业中，不起眼的小公司，但实际上却是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曾来过。

《新青年》杂志

因为陆久之善于动脑，而且机敏，上海总工会还缺个联络人，徐梅坤认为陆久之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就将其调到上海总工会，担任周恩来的联络人，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作，陆久之受益颇多，觉悟一天天地在提高。

自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就开始暴露了“野心”，准备寻找一个机会打击共产党，独揽大权，实行独裁统治。1927年，在上海工人的帮助下，北伐军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上海，但上海工人的武装力量也引起蒋介石的担忧，同时也认为“清党”的时机已到。

为了迷惑上海总工会，蒋介石进入上海后，亲自写了“共同奋斗”的锦旗，派乐队敲锣打鼓地送到工会，当时这面锦旗就是陆久之亲手接过的，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蒋介石却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后来却会成为他的“岳父”。

形势非常地严峻，上海的党组织认为，应该派出几个得力的干部，潜入敌人的内部刺探情报，因为陆久之本就出身于官僚家庭，利用这个背景潜入比较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陆久之就忍辱负重，背着叛徒的骂名打入了国民党内部。

蒋介石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仍坚持在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秘密办公，虽然上海地下党行动隐秘，但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特务的眼线，有时难免会暴露踪迹，但因为陆久之就潜伏在国民党上海的特务组织内，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情报。

一次，陈赓到上海治病时被发现，特务派人准备去逮捕，陆久之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传出，陈赓得到及时的转移。还有一次，特务发现了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向忠发的住址，也是准备去搜捕，陆久之再次将情报送出，向忠发得以脱险。

接连地扑空，特务高层认为一定是内部有人通风报信，否则怎么会屡次失手，并很快就查到了陆久之的头上，但也只是怀疑，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最后只将陆久之开除。

党组织考虑到陆久之的安全，让其到广东的叶剑英家中避难。叶剑英认为，陆久之的身份并没有暴露，而且又有官僚的背景，可以继续回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叶剑英委托担任过孙中山秘书的连声海，将陆久之介绍到上海招商局做秘书。

陈赓

虽然陆久之已为党工作了多年，但仍还不是党员，过去他曾向周恩来提出过入党的要求，但周恩来则认为，以陆久之的身份，入党比不入党更重要，不入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929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准备经上海回国，陆久之奉命保护佐野学的安全，因为佐野学对外的身份是早稻田的教授，在陆公馆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出现问题，但后来上级组织协助转移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走漏了风声，佐野学在闸北被捕，受到这件事的牵连，陆久之也被迫前往日本。

陆久之在日本留学了七年，在这期间，曾担任过上海《申报》驻东京的记者，陆久之利用这个公开的身份，结交了不少日本军政界的人士。后来，陆久之的父亲好友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出于对陆久之的照顾，任命他为大使馆的专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陆久之回到了国内，利用之前在日本的关系，到上海打进了与日本海军有密切往来的海安公司，担任经理；当时日本对从上海前往苏北、青岛的船只盘查得很严。

老上海

苏北新四军、山东的八路军物资匮乏，虽然这些物资上海都有，但都运不出去，例如蜡烛、火油、布匹等物资要运输，必须要有日本海军经理部的许可证，因为海安公司与日本海军来往密切，陆久之搞到了许可证，将大量的物资运往根据地。

不久后，日军情报部门发现了陆久之的异常，将其关进了日本宪兵队严刑逼供，陆久之始终只承认是生意上的疏忽，不承认与共产党的关系，因为日本一时查不出证据，加上在日本朋友，时任日本海军武官古川时太郎的说情，陆久之被无罪释放。

抗战胜利后，过去帮日本人做过事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花重金找接收的国民党大员，购买倒填日期的“委任状”，陆久之也属于“大汉奸”的范畴，但他却不慌不忙。

当时负责“接收”上海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司令汤恩伯，汤恩伯与陆久之的关系非常好。

汤家与陆家可以说是世交，早年汤恩伯不得志时，是陆久之的父亲将其推荐给陈仪，这才得以辉煌腾达，汤恩伯对陆家十分地感激，上海光复后，马上就任命陆久之为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陆久之也利用这个机会，潜伏在汤恩伯身边，获取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也是在这个时候，陆久之遇到了蒋瑶光。

蒋介石与众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