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面对越南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国实施武装挑衅,多次在我国边境线制造流血事件。时任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和总长邓公作出重要决议,准备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维护我国边境地区人民的人身安全。

在商议前往一线的总指挥人选上,决定让老帅许世友以及王必成分别担任东、西两条线路上的主将。当时许世友已经在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职务5年多,王必成同样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官7年之久。

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不论是作战水平或是对部队的熟悉程度来说,二人都十分适合担当此任。但昆明军区一些师、军级干部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反应十分剧烈。

为了平复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同时也为了这次反击战能顺利进行,邓公和徐帅二人最终决定:让武汉军区的杨得志和昆明军区的王必成对调。

对此王必成没有异议,反而是杨得志在走马上任前向邓公提出了两个要求,然而看似合理的要求却被邓公一口拒绝了,那么杨得志究竟提了什么要求?邓公又为何会拒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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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无奈临阵换将,寻得“良药”解心忧

在早年越南面临困难的时候,作为“好邻居”的我们没有袖手旁观。但越南在渡过难关之后不仅没有对我国表示感激,反而还转头反咬我国一口。

不仅多次在我国边境线进行武装挑衅,还肆意侵占我国土地资源。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百姓的人身安全,更是在肆意践踏我国尊严。

在我国多次警告、劝阻无果后,我国以邓公为首的高级领导人共同商议,在1978年底做出重要决定——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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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越南这次不念及昔日的恩情,公然挑衅我国的主要原因是有“老大哥”苏联在背后推动,这次反击战的战略目标自然变得十分清晰:即一方面要反击越南,打压其嚣张的气焰;同时还需要防备苏联从我国北部地区偷袭。

总结来说这场仗不仅要打的快、准、狠,还要让越南知道,挑衅我国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在这样的战略目标的引导下,选择哪位将帅做前线的总指挥,就显得十分重要。

考虑了很多人选之后,邓公和徐帅最终商议决定:由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许世友和昆明军区司令的王必成分别担任东、西两线的总指挥。作为掌管军区多年的老将,他们二人担任总指挥职务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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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云南边境开始大规模军事部署的关键时刻,中央在对越西线总指挥人选上还有待商榷。毕竟东线的总指挥许世友是上将军衔,而王必成只是个中将,二人在军衔上不对等,在后续联合作战时是否能衔接好,还保持怀疑。

在作战风格上,王必成性子直,脾气硬,就连打仗也是擅打硬仗,即便是在昆明军区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依旧与部分干部处不好关系,这也使得由他担任西线总指挥的消息一公布,就有不少人提反对意见的原因。

而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对越南的熟悉度上,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想找一个对越南足够熟悉,又有足够资历,并且还能在后期联合作战时不会衔接不好的人选,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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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某天邓公因为此事辗转反侧的时候,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人的身影。想到这个人,邓公瞬间睡意全无,数日来因为总指挥人选的问题也一扫而空,拍了拍脑袋,道:“我怎么就把他给忘了呢?”

这味解了邓公烦忧的“良药”究竟是何人?他又有着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上任前提出条件,却都被邓公拒绝

邓公想到的人选就是杨得志。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不论从资历还是个人能力方面,杨得志的履历都完全满足总指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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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了解下他早年的传奇经历,在其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不仅先后参加过多次大型战役,并且在这些战役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征时期的杨得志就表现出了极高的作战指挥能力,当时由他带领的红一团在直罗镇的战斗后,还曾获得过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表现同样十分出色。抗美援朝时,杨得志带领19兵团更是直接参与了上甘岭战役,并先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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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经历不难看出,杨得志在指挥大型战役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优秀的的指挥和调度能力。

更难得的一点是,杨得志还曾在越南抗法战争中担任过中方军事顾问,这也让他对越南的地形和越军的作战风格十分熟悉。

从这方面来看,任命杨得志作为自卫反击战西线的总指挥,可以说十分符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作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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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王必成因为一些工作方式上的问题,导致其在昆明军区中无法做到完全服众。

反观先后在济南、武汉军区工作的杨得志来说,将他调任昆明军区,可以说和军区中的各级干部、将士之间都没有过任何矛盾分歧,这样做也更有利于稳定军心和促进军中团结。

结合这些情况来看,杨得志确实比王必成更适合担任总指挥职务。

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正式的人事调令:将武汉军区司令员与昆明军区司令员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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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也找到杨得志,说明了情况,而杨得志也没有任何的犹豫表示:“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在这种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杨得志没有丝毫含糊的态度让邓公十分满意。

但是考虑到这次反击战的战略目标和实际情况,杨得志也当面向邓公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我希望带着54军的军长韩怀智一起,让他来担任昆明军区的参谋长;第二,希望54军能随我一同上前线,并且让54军担任主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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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得志提出的这两个条件来看,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毕竟即将调任的昆明军区内部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杨得志也不清楚。

再加上战事当前,留给他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若是带着指挥起来得心应手的王牌队伍和参谋长一同前往,也是给作战增添一丝底气。

但邓公在听完杨得志提出的两个条件后,却给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个要求都不同意。看着杨得志不解的表情,邓公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消了他所有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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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去解决矛盾的”

在否决了杨得志提出的要求后,邓公这样向他解释道:“我把你调过去不是让你制造更多的矛盾的,而是让你去平息昆明军区里的矛盾的。”

邓公的话让杨得志心中豁然开朗,他马上明白过来邓公的意思,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毕竟当时昆明军区只是调走了时任司令员职务的王必成,其他岗位的干部都是一应俱全,并没有空缺需要填补。如果带着韩怀智过去,那么时任昆明军区参谋长职务的孙干卿又该何去何从?不能问题没解决,又再添新的麻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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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和韩怀智相比,孙干卿不论是从资历还是对昆明军区的熟悉程度上来说,都要更加适合当前的形势。

至于54军不能调动的原因,则是出于对这次反击战的综合情况的考量,毕竟云南和越南接壤的地区大多以山地为主,不适合大规模用兵。

在想清楚了邓公的用意后,杨得志也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仅带着梁光烈一起前往昆明军区走马上任,随后便开始进行西线相关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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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反击战打响后,在东西两线的共同推进,我军仅仅只用了28天,就将战线推到越南境内数十公里内,成功收复了此前被越南军队侵占的我国领土。在战略目标圆满达成后,我军没并有在越南境内过多滞留,迅速撤回国内。

虽然在后来,杨得志因为身体原因已经离开了前线,但哪怕他躺在病床上也不忘通过电话向部队下发命令:“撤离的过程中要分批掩护,防止越军变卦。要是遇到越南的工厂、电线杆、重要公路、桥梁,记得要全部摧毁。物资也是这样,能带走的就全部带走,带不走的就全部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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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反击战的胜利,极大程度上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嚣张气焰,也为我国的边境线换来了很长时间的和平与安稳,作为这次战役中最高指挥官的许世友、杨得志将军可谓是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杨得志和韩怀智的缘分并没有完。在自卫反击战结束后,1980年杨得志接替邓公出任总长职务,韩怀智则是杨得志的助理兼军训部部长。

对于中央决定将杨得志与王必成对调军区司令的命令,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参考资料:

1.《开国上将杨得志红军时期轶事》-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开国上将杨得志的数度“意外”任职》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中越边界冲突的真相》-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