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仅存465字手稿的永昌元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2019年，为纪念“史学两司马”之一的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国家图书馆“请”出镇馆之宝、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现存的唯一一张亲笔书写、仅有465字的手稿，面向全国观众，进行展出。

要知道，在司马光耗费十九年时间，才完成这294卷、300多万字、据说初稿就足足堆满两间屋子的煌煌巨著，到如今却只剩下这历尽沧桑、“硕果仅存”的一张。足见这张手稿弥足珍贵、价值连城了。

这张司马光亲笔书写的草稿，虽然只是294卷中第九十二卷的上半卷。但是，它却记载了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从年初到年底一整年的历史大事记。

那么，这张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29行、只有465字的手稿内容，跟最终成书的六千多字相比，不到十分之一篇幅的手稿、或者说大纲，到底都记载了永昌元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哪些重要事件呢？

下面，就让爱好者与史海孤舟一起，走进《资治通鉴》。

从“历史记忆”的长河源头，去探寻、了解司马光亲笔书写的现存唯一一张只有465字却涵盖永昌元年整整一年的大事记，都说了些什么？记载了哪些内容？

以及还有哪些因“纸短情长”被他匆匆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就直接省略掉的人物、事件的历史经过吧。

在司马光的这张手稿中，开篇记载的是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将作乱，谓长史谢鲲，云云”。而最终成书却是以“春，正月，郭璞再次上疏，请求以晋元帝司马睿皇孙司马衍出世为契机，颁布赦免令，元帝允准”作为开篇。

这位“引领全篇”的王敦记室参军、擅长卜筮之术的郭璞，即使是在今天，也是非常有名。因为，他是今天看风水、求签问卦、算命先生的祖师爷。

考虑到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宗旨是只记国家大事、只为政治服务，并且惜字如金、从不多写与政治无关的人物，不管你是“诗仙”李白，还是什么的“祖师爷”，都不得“登堂入室”。所以，记室参军郭璞能以给皇帝上疏的方式，得以被史书记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接下来，才轮到本卷的“主角”、王敦登场。

这个作为东晋开国前后“王与马、共天下”、“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王氏”最重要代表之一的王敦，一出场就“力压群雄”、几乎将这一整卷都“打包”变成了自己的“独角戏”。

不过，他不是以维护“王与马、共天下”、君臣共治天下的正面典型出现，他一出场就是奔着“砸场子”来的！

爱好者们都知道：“王与马、共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开国皇帝与地方望族、也有人称之为皇帝与门阀集团共治天下的奇葩景观。

那么，让后世没再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奇观，为啥会出现在东晋初期？是在什么样的特定环境下开始筹划的呢？作为既得利益者、可以“号令天下”、权倾朝野的王敦，为什么又要亲手砸掉他们老王家辛辛苦苦搭建的“场子”呢？

其实，早在公元304年，“八王之乱”进入最后阶段，东安王司马繇的哥哥琅邪恭王司马觐去世，儿子司马睿继承爵位，被晋惠帝任命为左将军。此时在朝廷当差、籍籍无名的司马睿，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王导，关系很密切，“王与马、共天下”的种子就在这个时候被悄悄播下了。

当东安王司马繇被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所杀，京城洛阳被几个司马王爷反复争夺、清洗。怕“站错队”被伤及无辜，王导就经常劝司马睿早点返回琅琊封国，以躲避无法预料的灾祸。于是，司马睿历经一番曲折才逃回封国。

而因为抓捕晋惠帝司马衷的弟弟、长沙王司马乂、献出洛阳立下大功、与根红苗正的成都王司马颖、司马乂他们相比属于远房亲戚的东海王司马越，被晋惠帝任命为太傅，与另一位血缘关系也同样疏远、但是参加此次起兵的河间王司马颙一起，共同辅佐皇室。当时被提拔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就是最先开始布局琅琊王氏的首席代表、王衍。

公元305年，掌握朝廷大权的司空、东海王司马越任命琅邪王司马睿担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的，镇守下邳。司马睿就趁机请求把王导调到自己身边、担任司马，将军队方面所有事务都交给王导处理。

到了公元307年，朝廷又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持符节，镇守建业，代表已经风雨飘摇的朝廷稳定相对平静的江南局势。

于是，都来自北方的琅邪王司马睿带着琅琊王氏的王导，就开始在江南精心打造未来将属于自己的历史舞台。

此时虽然距离当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已经过去27年。但是，因为司马睿在当时的朝野不显山不露水、名望声誉也都不高，又是初来乍到。所以，就遭到江南豪族的集体漠视。司马睿新官上任已经很久了，却没有一个当地的士大夫前来拜访。

万事开头难，看到如此尴尬的开场，司马睿最为倚重的谋主王导，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利用江南豪族仰慕强者、欺软怕硬、嫌贫爱富的“东家”心理，帮助司马睿“咸鱼翻身”、迅速在江南打开局面：

正好此时赶上江南地区流行祈福消灾的禊(音xì)节，作为主管江南的最高领导，司马睿在王导的“精心包装”下隆重登场。

司马睿坐上豪华精美的抬轿，周围安排了戒备森严、威武雄壮、一眼望不到边的仪仗队，威猛的汉子在前面开道，王导率领来自北方的名士们都骑着马在旁边毕恭毕敬跟随。同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雄伟的气势一下子就把这些优越感十足的江南望族们给镇住、“雷”倒了。

他们震惊之余不禁眼前一花、膝盖一软，一个接一个都自动来到道路左边行拜礼。

初战告捷，王导趁机劝说司马睿赶紧将江南最负盛名的顾荣、贺循两家“高薪诚聘”、委以重任、树立标杆。接着趁热打铁，一口气安排了很多江南氏族进入自己的领导班子。

通过王导这一精心策划的“组合拳”，司马睿迅速地在江南得到信任、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

公元307年，反复折腾十几年的“八王之乱”，终于以远房亲戚、东越王司马越取得最终胜利而落下帷幕。

但是，面对已经被折腾得千疮百孔、元气大伤、人才凋零、危机四伏的混乱局面，号称一代名士、刚被朝廷任命为司徒、登上三公之位的王衍，根本无心考虑什么大厦将倾、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的神圣职责。而是一门心思开始未雨绸缪、规划退路，借着危局，将他们琅琊王氏的子弟都提前安排到重要岗位。

与专心辅佐司马睿、只会“低头拉车”的王导不同，精于算计、更擅长“抬头看路”的王衍，向太傅司马越建议，让他的弟弟王澄出任荆州都督，族弟王敦（王导的堂哥）出任青州刺史，拱卫在都城洛阳周边。

对此，他曾经颇为得意地向他俩透露玄机：我在朝廷，跟随太傅司马越控制天下；你俩在外，占据兵家必争之地成为封疆大吏，咱们内外配合、上下联手，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智者所说“立于不败之地”的“狡兔三窟”了。

当然，至于在建邺帮琅琊王司马睿、他怎么也瞧不上眼的族弟王导，王衍还没有将他列入重点培养名单之中。

有爱好者很不解：东海王司马越为什么会如此重用王衍、对他言听计从，大量任用他们琅琊王氏的子弟呢？

其实，在此之前历次八王之乱的血腥残杀中，中原很多朝廷重臣、名门望族都已经被反复清洗、屠杀殆尽了。而只有最后出手、摘取八王之乱胜利果实的司马越一派，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东海王司马越的能力并不强。而且，他所能依赖的也只有他势力范围之内的琅琊王氏等东部封国之内的一些名门望族。这既是当时派系环境的地域体现，也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现实基础。司马越不重用琅琊王氏的子弟，他还能重用谁？

所以，很快，王敦就被太傅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311年，太傅司马越去世，太尉王衍在率领朝廷群臣、十几万兵马护送司马越灵车返回家乡的路上，遭到“汉国”将领、羯族石勒率领轻骑兵的日夜追击，在一场一边倒的大战之后，王衍被俘，被石勒杀死。

这位精心设计、奠定“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首席策划师王衍，被首先扫出了历史舞台。

“永嘉之乱”之后，晋怀帝被俘，都城洛阳被毁，惨遭兵燹的中原大地，开启了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占据长江天险的江南，就成了中原百姓、望族的避风港。

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下，开始在流落江南的中原人士中招聘贤能英俊的人才，纳入麾下，这其中就有日后北伐中原、中流击楫的祖逖。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南方官员和南方望族都愿意归琅琊王司马睿领导。这不，　江州刺史华轶，就拒绝接受司马睿的命令，最后被司马睿派来的扬州刺史王敦打败、斩杀。

公元313年，起兵反叛晋朝的“汉王”刘聪将被俘的晋怀帝杀死，逃难到长安的皇太子即位、被群臣拥立为晋愍帝。在当时“户不满百家，蒿草荆棘丛生”的长安城里开始新的“创业”。

不过，现在琅琊王司马睿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一方面他对盘踞江南、对他貌合神离、势力强盛的豪强大族猜疑忌惮；另一方面，司马睿为扩充自己的影响力，大量启用从中原逃难过来的原朝廷官员，让他们来管理、控制江南的氏族百姓，也引起了强烈的“地区歧视”和权力纷争。

就在这时，刚即位的晋愍帝，任命琅邪王司马睿担任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诏令他率领二十万大军反攻洛阳、驱逐胡虏，完成复国大业。

虽然司马睿以要“平定江东，未暇北伐”为理由进行拒绝。但是，当“衣冠南渡”的河北祖逖主动请缨要北伐中原、驱逐胡虏时，为搪塞朝廷催促的司马睿还是决定要应付一下。于是就有了只给祖逖一张委任状、千人口粮、三千匹布、没给一兵一卒，就让他赤手空拳、渡江北上的奇葩一幕。

现在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堪堪解决完“内忧外患”之后，就开始提拔、培植自己的新势力：擢升镇东长史刁协为丞相左长史、从事中郎刘隗为司直，并特别喜欢、宠爱非琅琊王氏出身的他俩，这就为“王与马”最后翻脸埋下了伏笔。

公元316年，刘曜攻陷长安，又俘虏了晋愍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