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是个传奇的人物，他一生曾五度入狱，第一次是1913年，因为组织安徽讨袁运动被捕；第二次是1919年，为了五四运动而被捕，这一幕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完整呈现；第三次和第四次是在1921年和1922年，因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而被国民党逮捕；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1932年，因为宣传抗日反蒋，而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而逮捕入狱。
不知是不是经常被通缉的原因，陈独秀在第五次被捕的时候，还闹出了一些民间“笑话”。
当年10月中旬，陈独秀被押解到租界巡捕房，当看到彭述之、宋逢春等人已经先行逮捕，遂开玩笑称：“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看起来心态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不仅如此，后来他被宪兵押解到南京的途中，竟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在火车上睡了一路，直到进南京站竟然都还在睡，毫无任何紧张之感觉。
正是因为这些趣谈，民众对他第五次被捕入狱，流传颇广。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经过长达7个月的审判斗争，陈独秀在民国大律师章士钊的辩护下，依然难逃身陷囹圄的命运。
1933年4月26日，南京法庭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名，判处了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7年，陈独秀当庭提出抗议，要求无罪开释，后来他被改判8年，不剥夺公权，最终被移送到南京老虎桥的“模范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陈独秀虽然身在牢中，但本性不改，依然忧国忧民，名望也丝毫不减，与外界的交往并未断绝，甚至有不少出版社的人殷切跑去探监，恳求他趁此机会出版自己的自传，既是为了消磨时间，也是挣一些稿费，更重要是为后人留下一些史料，可谓一举多得。
但结果呢，陈独秀对此根本不在意，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真正积极起来，他在回复友人陶亢德的信中说：
“许多朋友敦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究竟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事尚难确定。”
按理说陈独秀的这本自传只要出版，肯定就是一部畅销书，但陈独秀后来还是让出版商失望了，他只在7月16日到20日，埋头写作，一气呵成付梓了两章，即《没有父亲的孩子》和《江南乡试》，都是关于陈独秀幼年和青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事情，之后便没写了。
1937年8月23日，即“七七事变”爆发半个月后，因日军大肆侵犯京沪，南京政府被迫溯江西迁，陈独秀等“政治犯”遂“因祸得福”，突然被提前释放，结束了在“老虎桥监狱”的4年零10个月徒刑生活，重新获得了自由。
▲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都干嘛了呢，他能去哪儿呢？首先，他在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期间他通过以前在北大任职时的好学生罗汉，联系到了延安方面的叶剑英和林伯渠，间接表示了愿意回党工作的想法。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陈独秀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蒋介石方面抛来的国民政府“劳动部长”的橄榄枝。
应该说，根据他一贯持有的爱国情操，回党工作是符合他的革命追求，同时对党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实的复杂性却远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后来陈独秀没能回去，原因有很多。
从国际方面来说，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托派的浪潮，在这样的压力下，曾经的托派支持者陈独秀就面临着非常尴尬且艰难的局面，虽然他一再重申自己已经不是托派分子，但曾经的烙印依然刻在他的身上，让他有苦说不出，百口莫辩。
与此同时在国内，他也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一个是来自蒋介石的“阻挠”，陈独秀想回延安，但蒋介石是不高兴看到这一幕的，于是他费尽心机拉拢陈独秀，给他开出10万元经费，允许他组建一个新党，还殷勤聘请他出任劳动部长的职务。与此同时，胡适、傅斯年等以前北大的旧人也争先恐后劝说他投靠国民党政府。
对此，陈独秀都拒绝了，他破口大骂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杀了自己两个儿子，对于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恨，不反对他就不错了，是绝不可能跑到他的麾下的。
陈独秀不肯接受国民党的殷勤，但蒋介石不肯放弃，还是非常热络地联系，为什么？为的就是营造出一种陈独秀与国民党交往密切的假象，来迷惑外界，从而达到阻止陈独秀回延安的目的。
▲陈独秀晚年
除了斯大林和蒋介石方面的原因，陈独秀晚年无法返回延安，还有来自党内王明、康生的阻挠，陈独秀当时被扣上了一顶日伪汉奸的帽子，遭遇了非常大的政治危机，陈独秀对此是既痛苦又失望更愤怒，最后产生了心灰意冷的情绪。
如此，来自这三方面的反对势力，让陈独秀的回党之路面临着极其巨大的阻力。
不过话说回来，这三方面势力再大，终究还是外部因素，无法起到主导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在他自身，在他主观方面的判断。
因此这篇文章最后要说的一点，就是关于陈独秀的为人，关于他的性格和做事方式。从这个方面来说，他是不可能顺利回到党内的。
▲陈独秀
当年在陈独秀出狱后，面对他希望回党工作的请求，毛主席曾在进行了严密的讨论后，对陈独秀回党提出了几点意见。
首先是表示欢迎，陈独秀回党工作，更多还是出于抗日救国的抱负，这一点当然是应该认可的。
其次是提出了三个条件，主要是针对陈独秀过去的托派身份，所谓托派，即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流派，在中国历史上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独秀曾经是托派分子，在大革命时期犯下了严重错误。
毛主席当时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三个条件，就是跟他曾经的托派身份有关，分别是：“（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按理说，这三个条件里的后两个，对陈独秀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他本人就是坚决拥护抗日的，但唯独是第一个，尤其是第一个条件里的后半句，“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陈独秀对此毫不接受。
“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从这两句“牢骚”，可以大致体会出陈独秀当时的不乐意，从他的个性讲，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反应。
▲陈独秀
根据陈独秀自己写的回忆录《没有父亲的孩子》，他描述自己小时候读书，不喜欢读四书五经，为此遭了祖父不少打骂，但每一次无论打得多狠，他都一声不吭，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为此倒惹得祖父更加生气，怒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独秀个性里的“倔”和“忍”，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铅笔画陈独秀祖父教陈独秀读书
不仅如此，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后，他的同行，他的战友，他的家人，对他的个性也都有类似的评价。
章士钊评价陈独秀，是个“不羁之马”，认为“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回头草弗啮也”；胡适评价陈独秀，称他是“不羁之才”，友人汪孟邹评价，“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
党内对陈独秀也有类似的评价，张闻天：“独秀个性很强，很固执，有时尤急躁不讲理，骄横之大”，王若飞等人则是“深悉其倔强个性”。
陈独秀的妻子也曾回忆，他的丈夫是“择善固执的风范”，就连陈独秀自己也承认自己有着“执拗的性格”，“性情暴躁则有之”，他的母亲也曾说他是“小犟牛”。
就连他最后一次被捕，身陷囹圄的情况下，陈独秀依然不改本色，何应钦请求他题字，他二话不说，提笔就写下了一句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抒发自己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气节。
陈独秀晚年在监狱里写回忆录的时候，说自己“不怕打，不怕杀”，这一点他没有说假话，他从个性到行为，都透露着一股固执倔强、孤傲自负、坚韧不屈的的特点。
▲陈独秀雕像
于是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那三个条件，对他来说最致命的，最难以接受的，就是第一个条件的后半句，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在常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对奋斗了半辈子都保持着封建大家长作风的前领袖来说，是堪比登天的难度。
因此当时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总之，自从1937年8月出狱后，虽然本人确实是想重回党内工作，但碍于外界重重阻挠和自己性子里的倔强，终究未能如愿以偿回到党内。
为此，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然主要指的是生活上，他晚年出狱后直到去世，一直都过着十分艰难甚至有些凄惨的生活。
他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少许的稿费维持生活，生活穷困潦倒，许多时候甚至需要依赖别人，比如北大同学会和亲戚朋友的接济。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早年为了革命一直奔走，鲜少过过稳定的日子，肠胃很差，出狱后又患上了高血压，这些疾病让他晚年痛苦不堪，因为经济状况不好，甚至没钱医治，不得不忍痛在家休养而拖延了病情。
当然这些外在的痛苦还是可以忍受的，更让他愤怒的是来自王明等人，来自国民党等人的阴谋和诬陷，将他说成是一个汉奸，这让他尤其无法忍受，为此他不得不重新打起了笔仗，在经济危机的情况，更加难以为继，据说他当时写稿子的纸，还是靠别人资助的。
诸此种种来自物质、身体和精神的重重折磨，让他晚年生活过得非常艰难，直到1942年5月27日因病离开了人世，一颗巨星从此陨落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的一个冷清的石墙院里。
陈独秀晚年是充满悲剧的，如果要追究这悲剧的来源，归根结底可能还是他的性格过于倔强和时运不济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