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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大规模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困难有了很大缓解。
当时，中共收入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国民政府的拨款；一是根据地征发税；一是苏联援助款项。
1、国民政府的拨款
国民政府的拨款早在抗战开始前即已确定，1937年6月，何应钦呈报蒋介石：
“第三者经费每月三十万元，二十六年度（1937年）军务费总预算并未列入，除造送追加预算外，凝恳电饬财政部，以后按月如数照拨，以凭转汇。”
卢沟桥事变后，经费不定期有所增加，根据国民政府1940年的报告，前几年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经常部分为：
八路军1937年月发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
1939年8月份起，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合计月发65.5万元。
新四军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
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6月份重新核定该军经费每月11万元。
1939年加发战临费每月2.2万元，每月为13.2万元。
此外，两军还有些临时经费，如1938年发遣散老弱10万元。1939年“拨发职路医治负伤将士款十万元”。
对国民政府发放经费的数量，政府方面和中共财政部门的数据不完全一样。
中共统计的1937至1939年国民政府核发经费（法币）具体数据为：
1937年7月至12月共拨发153万元，1938年为448万元；1939年为500万元；1940年1至10月为499万元。
国民政府宣称发给的数据几乎倍于中共财政部门的统计。之所以如此，或和中共对经费的处理有关。
抗战初期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回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月拨付一定数额的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作为光华商店进货，由光华商店供应给机关、部队和群众。”
也就是说，这笔经费中的一半很可能没有进入财政账目。
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侧面可以证实这一推断。
1938年2月，张闻天谈道：
“我们每月从蒋介石那里总共得到50万墨西哥元。这些钱是这样使用的：25万元用于前线需要，其余25万元用于后方需要、党务工作、报纸和杂志的经费，等等。”
考感到墨西哥元的价值要略高于中国银元，50万墨西哥元和前述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发放数字显然更为接近。
另外，彭德怀在1939年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提到，八路军“以核发之五十万元，暂供八万五千人之用，旋蒙委座体念艰困，加发米津十万元”。
这一数字和前述国民政府报告中的数据基本吻合。
2、根据地收税
除国民政府发放的薪饷外，另一经费来源即为征发。
抗战初期，中共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钱粮征发对象主要为富裕阶层。
陈赓记下部队到一地后筹集给养的情况：
“为防止平均摊派，令七七二团民运股要村公所提出名单，结果甚好，仅抽派出名的富有者，得粮约二十担。此间粮食甚困难，一般连小康之家均采树叶及糠壳为食，生活甚苦。”
相对而言，常态化的征收体制尚未确立，征收能力有限，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9年的税收收入只有66万元，仅占财政收入884万元的7.4%。
征收还不构成根据地财政的重要来源。
3、苏联的援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是中共抗战之初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期待。
1938年初，康生与苏联代表谈话时强调：
“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应拨给我们150万美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也答应我们拨款3万美元用于治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
他同时表示：
“我们需要资金用来扩充我们的军队，购买武器装备，建设我们的国防工业，支付政府和中央的开支以及办报的经费。”
康生特别提到：
“在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和日本人半占领的地区，老百姓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他们很愿意把这些武器以不太贵的价格出售。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已经知道并经过验证，我们所需要的武器只要有钱就能够迅速买到。”
康生向苏联要求的这些资助，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找到线索，他在1938年2月17日写道：“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
这应该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兑现诺言的一部分。
另外，曹菊如曾报告经手中共中央特别经费的经过：“我经手管理特费收支账目，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开始。在这以前，曾经从外面来了大约几十万元。”
如此巨大的款额，和苏联的经费支持或有关系。
1939年初，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继续提出财政援助的要求：
“你们为我们募集的钱都用光了。兑换时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引起怀疑。…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大量工作，需要大量开支…上述困难的一部分我们将自己解决。请您提供资金上的援助。”
7月，中共中央将这一援助要求的数额具体化：
“请你们尽快在财政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不止一次的大数额——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当然，这样的数字似乎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
“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
稍后，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收到款项的报告中称：
“我们应从你们那里得到规定给我党的30万美元”。
由于资料零碎不全，很难给出每年援助额的准确数字，但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援助款的一系列电文看，中共每年都从共产国际得到援助，1938年初得到的那50万美元，以当时比值计算，约合法币200万元。除此之外，苏联方面还间歇性地予中共以物资援助。
苏联的财政援助，当中共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地域和武装力量有限时，可谓雪中送炭。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财政收入526302.45元，财政支出497882.74元；1938年，财政收入907943.31元，财政支出814563.49元；两年相加，收入、支出分别为1434245.76和1312446.23元。
与之相较，苏联数百万元的资金援助超出整个边区财政支出，援助的分量可见一斑。
5、外援的作用
抗战时期各方面的援助，是支持中共财政的主要力量，这一点，由中共中央付给陕甘宁边区的外援收入中，可直观见出。
1937至1940年，中共中央从外援资金中拨付陕甘宁边区的数额分别为：
1937年10至12月为406391.01元，1938年为468500元，1939年为5666667.34元，1940年为7550855.04元。
外援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比重分别是：
1937年占77.2%，1938年占51.6%，1939年占85.8%，1940年占74.7%。
外援成为抗战初期边区财政的主要依靠对象。
当时中共文件明确写道：
“中央及边区党尽量争取外援，减轻民负，外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外援使中共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边区公粮负担显示，1938年边区共征公粮14197石，占收获量的1.32%；1939年15955石，占2.98%；到1940年由于通货膨胀，外援收入贬值，征收量才有明显的上升态势，占6.37%。1941年后继续上升到10%左右。
抗战初期的数年间，粮食不足部分由财政拨款对外购粮，购粮款高达整个财政支出的10%左右。
1939年初，阎锡山在致蒋介石函中报告，国民政府每月补充山西部队的经费共为160万元。山西部队包括已整编88团，正整编12团，保安队30团，游击队191中队及第二司令长官部，数量为改编后的中共部队的五六倍，经费则为一倍多，由此看，发给中共部队的经费的确不能算少。
堪称丰厚的军饷及苏联援助、海内外捐款，使抗战初期中共的财政来源充足，财政负担不重，陕甘宁边区在战争之初的几年里，财政一直节余。
6、1940年后的财政收入
不过好景不长，1940年后，国共关系紧张，国民政府停止发放薪饷。加之苏联在卫国战争爆发后，自顾不暇，无法再给中共提供财政支持，根据地财政陡然变得困难。
中共事后总结，1941年，出现严重的财政混乱局面：
部队武装走私，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威信，机关自收自用否定了预决算制度，生活苦乐不均，有办法的赚了钱，没办法的县份，每个干部只发二斤棉花代替单衣。机关部队砍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特货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为维持基本生存，中共采取发展生产、统筹统支、精简节约等办法，增收节支。
各个根据地之间相互帮助，渡过困境。中共报告写道，1943年，晋绥边区给以陕甘宁边区很大的帮助，“送陕特货七十万两，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货抽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
同时，强化汲取资源能力，对一个具有高度控制力且讲求效率的政党而言，这样做也是驾轻就熟。以此，根据地民众的负担“感觉不轻，亦无可讳言”。
平西根据地民众负担“在极大部分地区，超过国民经济总收入百分之十，甚至个别村庄达到百分之三十”。
1941、1942年，太行根据地国民负担占收入比分别为17.29%、16.96%，属于较高水平。
日常负担之外，战争时期，战勤负担较多，1941年对甘泉临镇区觉德村的调查显示，全村合计的负担包括：优待抗工属（代耕）费人工畜工123天，修路人工245天，挖战壕人工83天，放哨3天，担架7天，慰劳部队鞋27双，给军队送信64天。该村共137人，15岁至45岁的青壮年男子29人。
上述负担多数要由村民承担，均摊下来，也不是个小的数目。
有的村庄专门产生一个招待员，“负责零星过往人员粮草支付工作”。招待员的生活由村民共同负担。
中共武装游击作战，常常大幅度游动，河北宁晋有民谣说：“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见走一千。”
不断的长途行军，鞋子消耗极大，“行动部队草鞋每双穿不到十天，布鞋穿不到一月”。
而北方寒冷的环境又无法长期光脚。八路军干部铁冲写下行军时鞋子坏了的处境：
“我的鞋子好容易走到了南庄，一支鞋底破了三瓣，一支开线断了两截。晚上睡都睡不着，如何处理鞋子问题？又想开口向别人要，又怕对方没有时难为情，后来没有办法不想它吧，可是说马上出发就得打赤脚。”
为保证军鞋供应，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穷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穷没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来做鞋”。
根据地处处可以看到民众赶制军鞋的场景。简单的一双军鞋，一针一线里，也有民众的心血。
财政和负担问题都和战争的惊人消耗相关。山东根据地各区1942年的总支出为1007093万元，其中党务支出49770万元，占4.96%；政务支出210573万元，占20.89%；军务支出746750万元，占74.15%。
军务费几乎占到四分之三。
晋察冀边区的比例更为惊人，1942年军费占总支出比例达到88.06%。
下面一则报告具体显示日常开支：
平均部队战士每人每月4.16元，党政机关人员每人每月4.5元，学校（抗大）每人每月6.25元。今年单衣两色每套6元（帽子、绑带、子弹带均在内)，冬衣每人约需38元，棉衣每人一套、大衣排级以上干部每人一件，棉被战士两人一床。平均战士每半年打子弹20粒，价洋15元；手榴弹平均战士每半年打8个，价洋12元，其他每人半年临时费洋1元，每年每个战士开支约129元左右。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一个战士每半年如果打子弹20粒、手榴弹8个，花费27元，正好相当于一个党政机关人员半年的开支。而20粒子弹、8个手榴弹的战斗消耗，几乎是最低限度。战争打的是钱，从这则材料中可以得到深切的感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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