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云南归来讨生活
一九七九年，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回城后的我们为了生存，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在上海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活跃着我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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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卖菜
前几天，教育电视台有一种说法，我很赞成。她的说法是：上海的个体经济，是从回城知青开始的。
当时，我们在1979年回沪时，上海还是不允许做小生意的，各种行业都必须有合法的执照，马路上各街道都有戴着红袖章的退休工人在巡逻。那时候，我们做生意、摆个摊，都要被赶来赶去，除非早上去菜场摆个摊位。
菜场摆地摊是要收钱的，钱收多少，全凭那些戴着红袖章、背着挎包的人说了算。他眯着眼，估了估我有多少菜和山芋：“拿五毛钱吧”，我总是和他说：“啊哟，师傅，我一点菜还没卖呢！二毛吧。”他说：“三毛。”我说：“好，好，三毛就三毛吧。”——三毛钱，我怪心疼的。那时候早上一个大饼才3分钱呢。
我第一次摆菜摊，是在昌平路菜场，因为我家邻居都喜欢到武定路去买菜，我在昌平路摆摊，或许熟人少一些。可是那天来的尽是熟人，阿姨们不好意思，看见我都远远地避开，我也羞愧得把坐的凳子往后挪了挪，好像菜不是我的。
那时候，做生意，像我这种文弱书生，是不好意思做的。我们早上卖的菜，是头天下午知青阿虎去十六铺市场批来的，买上个二百斤，运输工具是自行车。我是负责卖的，卖得多了，也开始动起脑筋来。比如说，卖辣椒，头天晚上，我们用针筒朝每个辣椒里注水，这样份量可以重一些——但比起现在那些造假的人来说真是天壤之别吧。
有人说，无商不奸，也许是吧，或许也是生活的艰辛所致。做生意中，做农产品是最艰辛的，记得，我有一次，从江西买来的笋干，自己用米泔水泡开，做成水发笋（上海人最喜欢吃笋煮肉），每天都拿到蒲汇塘路那里去卖。
冬天十分寒冷，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脚冻得非常疼，但每天都是早上三、四点钟起床，赶着寒风，只想着把那些水发笋，赶在春节前把它卖完。
大观园前卖包子
卖菜赚不到钱，有一次，阿唐来叫我一起去卖菜包子。我和王铭受雇于他，我们每天要卖掉600个菜包。菜馅是阿唐自己弄的，雇一个人帮他斩菜，斩得很细，然后放点麻油，和少许的糖，当然盐是不能少的，味道很不错。
雇两个师傅，20元钱一天，从发酵到制作全包掉的。600个包子，一笼笼的，整整蒸了一下午。我们吃了晚饭，就去他家。他家在楼下，弄堂很短，东西几乎都给他摆满了。
到了他家后，现蒸得最后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放在烤大饼似的铁桶上，下面煤在燃烧，其余500个包子，都装满在一个大盆里，上面盖了块纱布。然后，将炉子和装满包子的盆子、笼子，都放到车上，拖着这辆黄鱼车（三轮车），慢慢地从新闸路、石门二路口拖到新闸路、西藏路口，摆在大观园洗澡堂门前，那是需要点勇气的。这里人很多，热闹非常，对面就是星火日夜商店（现在是冷清了，成了绿化地带）。
摊位摆下后，生意异常的好，连外国人都来买（他们也许把它当成外国人的热狗了），一会儿热的那一笼就卖完了。卖完一笼后，只好卖冷的了。把冷的包子又放到蒸笼里去，热气腾腾 ，外表有点热，里面却是冷的，也照样有人买，一毛钱一个，也还算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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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西藏路人多，不像现在。一般600个包子，大约在晚上十点半之前都能卖完。阿唐给我和王铭每人五元。那时候五元钱很不错了，一个月下来有一百五十元，这比我以后进希尔顿第一年的月工资还高呢。好景不长，做不了二个月，那里纠察队要把我们的车子什么的都要收掉，没办法，只得作罢。
开“华轮”
说起“开华轮”，普通上海人不太知道，除非在这个行里，才有人知道。而“撬边模子”，上海人知道的也许多些。当时开“华轮”的在上海都是云南知青和新疆支青，还有些“山上”下来的人也在做。
有一天，我早早地带着三个云南女知青，她们是李晴洁、倪阿姨、小王，这三位也算是长得漂亮的，高高的身材，人也很秀气，三个人做“撬边模子”，我们的“术语”叫做“自得伸”。
我们开华轮的地点在河南路桥上，从宁波路服装市场云南知青的手里拿了五十件“富春纺”女式衬衫。这是不可以全部拿出去的，找一个人在桥旁边有一个叫红光医院的候诊室里，将几十件衬衣放在旅行包里，坐着，看好包，这叫做“捂包”；然后有一个人拿着两个纸板箱，一个放在下面，一个放在上面。上面箱子里放着十件衬衣，然后开叫：“咳，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走一走来，瞧一瞧，真丝衬衫‘摾’卖啦——买一件15元，买两件（每件）12元……”
反复不停地喊叫，我们的术语叫做“上田”。“上田”的人也可以有两个，叫的人旁边围着这三个女的，不停地翻看着这所谓的真丝衬衫，不远处，两边有两个人放风，看到公安局人来了叫“青头”，看到工商局人来了叫“老K”。这样一套严密的销售方法，当时在上海还是少见的。
做这种生意也不是很容易的，除了要被政府抓以外，还要与别人抢地盘。有一次，我们就和其他人发生了争执。我们的人，从苏州河那边花了些钱叫来一帮外地人，从而平息了这场纠纷。我第一次去，很幸运，路上拉了一个外地中年妇女（术语“车接子”），她一下子要了180件，我们没有这么多货，只好带到宁波路去那里数给她。我们管仓库的，叫做“坑子”。当然，我们知青之间的交易，是讲规矩的。我们一伙人的分配，很公平。卖掉一件每人分配三角，多下来的归组织者；如果被抓，损失也全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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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不去做这事了，也有人和我打招呼，我就退出了，但还是有不少知青整整做了十年。
党员荣根
我们回沪的知青里，也有不少党员，荣根就是一个。
我们俩在一起搭档时间最长，我们一起卖水果。我们用的秤，现在菜场里，外地农民还在用，有时地铁口小贩也用，那叫吊秤，而荣根吊秤从来不“跑”人家的钱。有一次，有人买了一斤桔子，荣根少找人家一分钱，人家跑出去老远了，他还追过去，把一分钱还给人家。我有时看得直摇头，说出去，谁都不相信。他总说，我们已经赚人家的钱了，那些暗的钱，我们就不要再赚了，这也许算得上优秀共产党员个体户了吧。
我们卖水果，都是去十六铺市场批的。我们俩个子较小，走进市场都是些吆五喝六的大汉。水果一到，他们大喝一声：“全是我的！”那就全部都是他们的了，真是水果一霸。我们只能从他们手里，买个二筐香蕉，价钱当然要比从农民手里要高一些。我们拖回来卖，价格也比人家高一些，常常卖不掉。好几天晚上，11点多了，还在南京西路、红甜心店门口，对着从23路电车上下车、稀稀拉拉的乘客不断地叫卖，因为香蕉放到第二天，皮会发黑的。
后来，我们打听到曹杨路、真南路那里有一个香蕉烘房，每天那里都有落枝蕉供应（香蕉变熟是需要在烘房里烘出来的，当出烘房时，会有个别香蕉掉下来，那就是落枝蕉，有时有点烂），价格才二角钱一斤，于是每天早上，我俩向别人租了一部黄鱼车到曹杨路那里去。那时候，那一带都是田野，不像现在已经变成水泥森林了，风吹来，也有些冷。我们到了那里，要帮那烘房劳动半天，搬搬弄弄的，到了中午给我们100斤落枝蕉。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骑回到海防路江宁路口，一到就会有人来排队买，很快就会卖完。那时候上海人钱很少，我们卖4角钱一斤，居民若有个便秘，或者有些人买回去做水果羹，是很实惠的。
每次卖完，每人可以赚拾元钱，望着那些破烂不堪、零碎的钞票，心里由衷地高兴。那时候，洗澡只要一角五分钱，做完生意，去西海浴室洗个澡；晚饭买一斤酒，他喝七两，我喝三两，然后各自回家。第二天又去卖货，这样做了两个月。一天早上起来，瓢泼大雨，到楼底下一看，黄鱼车的两个轮子被人家用刀划了几个口子，因为车是借来的，我们无法买到黄鱼车。算了，还是早点还给人家吧。搞坏车子的人也许出于某种心情吧。于是，就结束了做水果（生意）的生涯。
乔门卖瓜子
才回沪几个月，听说乔门卖瓜子了，我们都很惊奇。到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门口一看，三、四个卖瓜子的正在不断地叫卖：“瓜子吃伐(va)，瓜子，1毛钱1包”，乔门也在其中。他胸前吊着个竹子做的“匾”，把吊匾的绳子挂在脖子上。匾上有好多包好的香瓜子，听说是自己炒的，是椒盐的，味道不错。有人说乔门包的瓜子，一个个像粽子似的，朝墙上一丢，掉在地上是不会散开的，据说是家传的包法。
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买的人不少，特别是情侣，一买就是两包。卖瓜子，天气要凉一些，特别是冬天最好卖。夏天，人家是不吃的。他们卖瓜子，却苦了电影院，满地都是瓜子壳，所以电影院常常派纠察来抓他们。抓住了，罚扫地。偌大的电影院，要扫完可累得够呛。卖瓜子，还要赶场子，所以口袋里都装着附近几个影院的入场时间表。好在大光明、大上海、和平电影院都离得不远，开场前，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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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就到上海咖啡店买些店里煮剩的咖啡渣，放些糖精片，烧了满满一桶所谓的咖啡，送到十六铺新开河，那里以前是排队买轮船票的地方，现在是没有了。那时晚上排通宵的人特别多，天气冷，又没有水喝，喝1杯咖啡才1毛钱，可以暖暖身子。有些人会问：“这咖啡怎么这么苦？”他告诉人家：“我这个是纯正的咖啡，是这个味道。”有这个需要，也不会有多少人会问。这些都是冬天的事，天气开始转热了，有些生意也就改行了，以后不做了，也就永远不做了，何况是非常累的事。
其实，我们知青回来后，为了谋生，做过各种行业的事，不胜枚举。有的做假领头，有的卖茶几，有做服装或水产的，也都有令人心酸的故事。但是，我们毕竟过来了，今天，这些人生经历仿佛我在喝那乔门的苦咖啡，而令人回味无穷……
（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李吉生，上海市静安区五四中学初中六八届，1969年3月2号离开上海赴云南思茅地区澜沧县插队落户，1971年底上调到思茅食品公司，1979年3月大返城回沪，1985年才落户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