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石松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女性教育提升与生育行为变迁
——基于夫妻匹配视角的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作者 | 卿石松
责任编辑 | 杨可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性别地位演变正在重塑婚育结构。本文利用家庭层面的数据探究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队列变化及其对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梯度婚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增多，且不同教育匹配模式的夫妻间生育差异显著。在同质婚中，教育与生育呈负梯度关系，高学历夫妇的子女数量和二孩生育概率最低。同时，妻子受教育程度高出丈夫越多，二孩生育概率越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逐渐减弱。本研究揭示了性别角色、夫妻相对地位和性别分工变革对生育决策机制的影响，为解析生育趋势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年轻队列中女性的教育机会急剧增加。女大学生（普通本专科生）入学人数自2007年起持续超过男生，2021年本科招生中女性占比达61.04%。同时，2009—2021年间硕士研究生招生中女性占比也超过50%。这一趋势与在西方发达国家观察到的教育性别差距逆转现象相呼应（Esteve et al. ，2016）。年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攀升，尤其是在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已经超过了男性。这一新格局对婚育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育扩张一直被视为推动生育转型的关键因素。由于学习时间的延长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教育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女性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吴要武、刘倩，2014），这被认为是生育率下降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葛润、黄家林，2020；巫锡炜等，2022）。而且女性教育的扩张，特别是教育性别差距的逆转已经引发了婚姻市场的深刻变革。传统的女性向上婚或梯度婚模式逐渐减少，而夫妻双方都拥有高学历的同质婚以及女性向下婚则变得越来越普遍（Esteve et al. ，2016）。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收入水平超过丈夫，并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Klesment & van Bavel，2017）。这些结构性变化影响着夫妻双方在劳动参与、家务分工和资源分配方面的议价能力，进而影响家庭内部的生育决策。因此，在教育水平提高和性别角色转变的背景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变迁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成为重要议题。
尽管经典理论和大量个体层面的经验研究曾一度支持女性教育与生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最近的研究却揭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模式。有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之间可能呈现U型关系，即高学历女性的生育水平出现反弹提升（Hazan & Zoabi，2015）。类似的研究也发现，虽然高学历女性可能会推迟初次生育的时间，但她们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概率却更高（Gerster et al. ，2007；Klesment et al. ，2014）。有一项基于中国背景的研究提出，教育反而提高了女性的生育需求和子女数量（Chen，2022）。这些发现似乎暗示着经典理论可能已经过时或不再完全适用。然而，考虑到大多数生育决策发生在婚姻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特征及其互动共同塑造着生育行为，仅关注夫妻一方的特征可能会导致结果的片面性和误导性。实际上，与女性不同，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与生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Kravdal & Rindfuss，2008；Trimarchi & van Bavel，2017）。教育与生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高学历女性中不显著或转变为正相关关系，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高学历女性的正向匹配效应。有研究显示，在控制伴侣的受教育程度后，女性教育与高孩次生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便不再显著（Kreyenfield，2002）。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理解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关注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及其配对组合模式。
以夫妻为分析单元来扩展关于教育与生育之关系的认识，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新古典家庭经济模型一直主导着相关讨论。该模型认为，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下，女性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意味着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更高（Becker，1960）。因此，低学历同质婚或女性教育低于男性的传统梯度婚模式被认为更有利于生育。而奥本海默（Valerie Kincade Oppenheimer）提出的双薪家庭或资源集聚模式理论则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认为夫妻双方都参与劳动力市场可以扩大家庭的收入来源并增强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从而构成一种更符合现实情况的最优安排（Oppenheimer，1994）。在这一框架下，妻子受教育程度提升能够增加家庭可支配的经济资源，进而提高养育更多孩子的能力。由此可见，在理论上存在关于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之关系的冲突观点，亟待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然而，目前的经验证据为数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并未为这两个理论提供一致的支持。例如，有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如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情况更符合贝克尔理论的预测，即夫妻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匹配模式与子女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Osiewalska，2017）。但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欧国家的研究结果则更倾向于支持奥本海默的双薪家庭模式（Trimarchi & van Bavel，2020）。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上述两个理论都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或者是因为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特定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如性别规范和工作—家庭支持政策等（Nitsche et al. ，2018）。同时，由于教育性别结构、夫妻匹配模式和女性角色地位的演变，教育配对与生育的关系也可能是动态的，结论的差异可能源于不同时期或样本选取的时间段不同。因此，除了进行国别比较外，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进行纵向比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婚姻家庭和性别规范更为传统，但也经历了快速而剧烈的变革。年轻队列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模式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本文旨在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队列视角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变化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从而深刻理解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并为制定和优化生育支持措施提供启示。
本文的贡献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探究夫妻教育水平如何与其生育结果相互作用，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夫妻或家庭层面的生育理论。如前文所述，夫妻之间的互动是重要的生育决策机制（卿石松，2020）。本文从夫妻匹配视角出发，探究双方的教育特征及其配对组合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里不仅涉及女性教育与生育的关系，也包括男性教育与生育的关系，尤其是夫妻教育匹配与生育的关系。其次，本文拟从队列视角揭示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之间的动态关系。近几十年来，教育扩张和生育转型是人口格局变化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对于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生育行为如何随时间或出生队列而变化，尚缺乏系统评估。本文结合队列变化、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趋势分析来弥补这一遗憾，并为理解教育扩张过程中的生育转型提供新的见解。最后，本文还将对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变迁的相关研究形成补充。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变迁进行了较多研究（Dong & Xie，2023；李煜，2008；齐亚强、牛建林，2012；石磊，2019），但不同时期或基于不同指标方法的文献结论不太一致。本文利用最新数据重新检验先前研究所发现的趋势，还通过队列视角的详细分析扩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便为后续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一）理论基础
教育作为预测收入和地位的重要指标，在生育决策研究中备受关注。大量研究从个体视角探讨了教育与生育之间的联系，但基于夫妻互动视角的研究仍显不足。实际上，夫妻双方的教育特征不仅决定了家庭间资源和机会的分布，还深刻影响夫妻角色和分工，进而从多方面影响生育决策过程和结果。
贝克尔的新古典模型为理解夫妻分工和生育决策提供了经典框架（Becker, 1960）。该理论基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指出，女性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意味着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女性教育程度低于男性的梯度婚姻有利于生育。同时，与教育程度较低或资源较少的夫妻相比，高学历夫妻往往更加重视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质量（Becker & Lewis, 1973），从而导致孩子的养育成本上升。这预示着在所有的夫妻教育配对组合中，双方都拥有高学历的同质婚姻夫妻生育水平可能最低。
然而，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经济角色的认识日益增长，奥本海默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视角（Oppenheimer, 1994）。她强调双薪家庭是应对经济风险和支撑生活质量的最优安排，也更有能力承担生育的成本和挑战。妻子参与劳动力市场能够使收入来源多元化并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从而更好地保障生活水平。基于此，从家庭整体或资源积累的角度来看，高学历因拥有更多经济资源和稳定的预期而有利于生育，从而逆转了教育与生育之间的负向关系。
性别平等理论提供了辩证统一的视角来看待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双薪家庭在经济上抚养孩子的能力虽然更强，但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时间也可能更有限。由于私人领域（如家务和育儿）的性别平等往往滞后于市场领域的发展，职业女性常常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这可能是生育率伴随女性教育和就业机会提升而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McDonald,2000）。因此，只有当性别革命或性别平等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男性平等参与儿童照料时，高学历女性或夫妻的生育水平才能恢复和提升（Esping-Andersen & Billari,2015; Goldscheider et al. ,2015）。这将使教育与生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弱化甚至发生反转。换言之，在家庭领域性别分工较为平等或是对女性工作家庭平衡有良好制度支持的地区，高学历夫妻的生育水平可能会相对较高。
此外，“谈判”范式的生育决策理论进一步指出，教育匹配模式还通过夫妻的相对地位或议价能力来影响生育决策。夫妻并非简单的整体，而是利益或偏好不同甚至冲突的集合体。在生育方面，由于成本和收益分配并不对等，夫妻双方可能有不同的生育意愿（Doepke & Kindermann，2019）。生育抉择往往是夫妻双方相互协商或讨价还价的结果（Rasul，2008）。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就业和婚姻市场上拥有更多机会，这些机会通常会转化为更大的议价能力，从而对生育决策和最终的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考虑到女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女性地位或议价能力的提高可能会导致生育水平的下降（Osiewalska，2018）。这意味着当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尤其是超过配偶时（即女性向下婚），生育水平可能会降低。
综上所述，生育决策是夫妻双方共同做出的集体决定。我们不能将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间的关系简单归结为家庭总体资源或能力的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来说，区分妻子和丈夫的受教育程度，或考虑夫妻间的相对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举例来说，在一对高学历和低学历结合的异质婚姻中，从夫妻整体看受教育程度谁高谁低似乎并不重要，但从性别和组合视角来看，受教育程度究竟是丈夫高还是妻子高，可能会对生育决策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二）文献述评
上述相关理论强调夫妻互动对生育结果的影响，即配偶的教育特征能够影响或调节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夫妻或家庭层面的数据相对稀缺，目前仅有少数文献引入夫妻互动要素来探讨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之间的具体关系，并且得出了混合甚至冲突的结论。
部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贝克尔的性别分工理论。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奥地利和保加利亚，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夫妇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质婚夫妇往往子女数量较少（Osiewalska,2017）。此外，该研究还指出，女性向下婚最不利于生育，但这一发现在公共托幼服务较为完善的法国则不成立。随后，这位学者利用来自十个欧洲国家的世代和性别调查（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GGS）数据，在控制家务分配的情况下得出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贝克尔模型。与同质婚不同，女性教育梯度婚（即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于配偶）与子女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而女性向下婚则与子女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向下婚对生育数量的负面作用在中东欧国家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东欧国家的妇女仍受限于相当传统的家庭和社会制度，而且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Osiewalska,2018）。
另一些研究则支持了奥本海默的双薪家庭理论。基于瑞典的研究表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拥有丰富社会经济资源且能享受家庭友好就业政策的夫妻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概率更高（Dribe & Stanfors，2010）。与此一致的是，有研究发现，在24个欧洲国家中，双方皆是高学历的夫妻倾向于推迟生育，但他们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概率却是最高的（Nitsche et al. ，2018）。最近一项来自西班牙的研究也发现，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相比，高学历同质婚夫妻在相同的观察周期内（前后两轮调查）生育或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概率较高，而低学历夫妻的生育概率则较低（Bueno & García-Román，2021）。然而，特里马奇等人的研究再次揭示了欧洲国家内的异质性。他们发现资源集聚的双职工家庭模式在比利时占据主导，而中东欧国家在家庭模式方面则更符合贝克尔的性别分工模式（Trimarchi & van Bavel,2020）。
这些经验研究证据之间的异质性和冲突可能源于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性别平等程度以及家庭政策的差异。这突显了考虑特定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的必要性。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匹配、生育转型和性别关系的历史背景可能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然而，目前仅有个别研究针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分析，验证了贝克尔的性别分工理论，即受教育程度上的女性向上婚有利于生育，而女性向下婚则不利于生育（Sun & Zhao，2022；Tsou et al. ，2011）。现有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时间的影响。学术界普遍强调男女两性家庭分工对生育的影响，而家庭内部的角色和分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相对传统但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可以为探索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及其变化提供独特的视角和素材。
综上所述，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在探究教育与生育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夫妻教育配对的影响，同时强调研究结论可能因时空背景而异。本文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独特土壤，深入探究夫妻生育决策过程中教育匹配模式的影响，并从队列视角揭示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这不仅为理解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生育行为提供了重要案例，也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时间维度的关注不足。期望能借此引发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新一轮思考和讨论，进而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数据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这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大规模全国性跟踪调查项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总人口的95%（港澳台地区除外）。该调查以家庭为抽样调查单位，详细采集了夫妻双方等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生育等信息，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合适且独特的数据资料。
依据研究目的，本研究聚焦于夫妻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并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岁）的夫妻样本，并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将其划分为九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之所以按照出生年份而不是结婚时间划分队列，是因为考虑到不同出生队列可能会受到不同的教育机会、生育观念和政策影响。同时，由于女性的婚育行为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生理年龄的影响，本文根据妻子而非丈夫的出生年份划分出生队列。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信息，本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轮数据，共涵盖20177对夫妻样本（个体样本达40354个），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队列变化趋势。在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的关系时，本文主要采用了2020年最新一轮的调查数据，以确保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获得了满足条件且有教育信息的初始夫妻样本13167对。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夫妻至少会生育一个孩子，本文剔除了因各种原因尚未生育或子女信息缺失的样本（共计502对，其中包括妻子出生于1980年以前的146对夫妻），以及妻子初育年龄小于15岁的样本（共计52对）和其他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共计90对）。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夫妻。
（二）变量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是已生育的子女数量；二是二孩生育概率或二孩生育风险率（若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则编码为1，否则为0）。
核心解释变量为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即夫妻双方在受教育水平上的配对组合。参照同类研究的做法，将已获得的最高学历划分为四个层次：小学及以下（包括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关于夫妻教育匹配类型的测量，有研究主张考虑夫妻双方各自在性别和出生队列中的相对教育地位，以提高不同出生队列之间匹配模式的可比性（Dong & Xie，2023）。然而，受教育程度的绝对地位与收入潜力、夫妻议价能力和生育决策之间的相关性更高。因此，我们采用了本领域绝大多数文献的通用做法，通过对比夫妻双方名义上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婚姻匹配类型。具体来看，本文将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划分为三类：同质婚（夫妻双方学历一致）、向上婚或梯度婚（妻子学历低于丈夫）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学历低于妻子）。其中，同质婚又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子类别：夫妻学历同为小学及以下、同为初中、同为高中和同为大专及以上。此外，本文还根据夫妻受教育程度差距对梯度婚和女性向下婚加以细分（相差一个层级和相差两个及以上层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考察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与生育行为相关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初育年龄，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女儿=1、儿子=0），民族身份（少数民族=1、汉族=0）以及居住地的城乡分类等。选择这些控制变量是因为它们与教育获得或生育水平之间存在关联。此外，由于生育控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在不同省份存在差异，且不同出生队列所经历的政策、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也有所不同，本文还在模型中控制了省份和出生队列的固定效应。
（三）模型与方法
针对生育子女数量和二孩生育概率两个因变量，本文分别采用泊松回归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于子女数量这一变量，则通过描述分析（均值为1.87，方差为0.77）和过离散（over-dispersion）检验发现满足泊松回归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为了纠正生育事件的右删截问题，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初育到生育二孩的时间（以月为单位）进行分析。二孩生育事件的风险起点是初育时间，终止时间为发生二孩事件的时间，直至49岁或截至调查时点仍未生育二孩则为右删截。经Schoenfeld残差检验，本文发现残差关于有序生存时间没有明显趋势，同时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生存函数的双对数图（log-log plot of survival）也相互平行，Kaplan-Meier与Cox预测的生存曲线非常接近。这些结果表明采用灵活且直观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探究二孩生育风险是合适的。此外，为了纠正潜在的异方差，本文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在初级抽样单位（PSU）内进行聚类，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四、描述性分析
（一）教育匹配模式及队列变化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长速度迅速超越男性，历史上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的状况正在改变，男女两性的教育差距逐渐缩小。这种趋势预示着总人口或适婚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相对变化将在夫妻层面上得到体现，使得夫妻之间的教育差距出现逆转。表1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从表中可以看出，夫妻双方的教育结构都在持续升级，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不断增加。与教育性别差距的变化趋势相似，夫妻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渐缩小，直至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反超丈夫。具体来说，从“85后”夫妻开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她们的配偶。由此可见，在总人口和夫妻层面上，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一般意义上两性受教育程度差距的缩小和逆转不同，夫妻间教育差距的缩小或逆转更为直观地揭示了教育匹配模式的深刻变革。图1生动地呈现了不同出生队列教育匹配模式的动态演变。从图1a中可以观察到，教育同质婚在中国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所有出生队列中，绝大部分的队列教育同质婚的比例都达到或超过了50%。这与前人研究中同质婚在中国婚姻匹配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结论相吻合（李煜，2008；石磊，2019；齐亚强、牛建林，2012）。然而，队列变化趋势揭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首先，教育同质婚表现出先下降再反弹、接着又缓慢下降的曲线特征。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出生队列中，同质婚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这支持了早期研究中有关同质婚强度下降的结论（Raymo & Xie，2000）。而从1965—1969年出生队列开始，女性向上婚和同质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即同质婚出现反弹上升，这与80年代以后结婚的队列中所呈现的教育同质性上升趋势相一致（李煜，2008）。不过，在最年轻的夫妇群体（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同质婚的占比已从1970—1974年出生队列的57.0%小高峰下降至52.6%。
其次，在异质婚中，女性向上婚和向下婚发生了明显的相对变化。自1965—1969年出生队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续攀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这与研究发现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25.3%并超过向上婚（23.3%）的结论类似（许琪，2022）。事实上，有研究使用1960—2011年来自120个国家的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表明，年轻队列女性向下婚超过向上婚发生在法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韩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几乎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非洲除外）（Esteve et al. ,2016）。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样本中1990—1994年出生队列女性接受调查时的年龄在25~30岁之间，仍有部分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尚未婚配。因此，该出生队列的教育婚配模式测算可能存在误差。然而，相较于低学历女性，延迟结婚的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同质婚和向下婚。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低估而非高估了女性向下婚的趋势，其不断上升的态势是可信的。当然，女性在教育维度上的向下婚可能掩盖了其在职业地位和收入维度上的向上婚（许琪，2022），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与高收入男性缔结婚姻。后续研究可对此展开深入探讨和分析。
最后，图1b揭示了教育同质婚内部的显著变化。随着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和有效执行，最显著的变化是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都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急剧下降，从最年长出生队列的57.5%锐减至最年轻队列的7.4%。同时，夫妻同为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稳步上升。随后，由于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自1975—1979年出生队列起，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都为大专及以上的比例持续增加。
综上所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也展现出显著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同质婚大幅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则不断增多。同时，传统的梯度婚占比逐渐减少，而女性向下婚则变得更加普遍。这些变化趋势和现象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保持一致。值得进一步讨论和重视的是，在教育性别结构和匹配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教育和生育之间的负向梯度关系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婚姻模式及其变迁如何解释或预测生育水平？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望验证相关理论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适用性，并为优化和拓展生育研究、理解宏观生育率变迁提供新的见解。
（二）不同匹配模式下的生育水平
图2揭示了不同夫妻教育组合模式之间的生育差异及队列变化。从图2a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同质婚中，教育与生育之间呈现明显的负向梯度关系：随着夫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子女数量逐渐减少。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双方均为高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同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最低，而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夫妻生育水平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两类异质婚纳入比较范围，高学历夫妻的生育水平依然稳居所有教育匹配模式中的最低位，而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夫妻的生育水平则保持在最高位。
同时，图2b展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异质婚夫妇中，传统梯度婚和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几乎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女性向下婚夫妻的生育水平都低于梯度婚夫妻。而梯度婚或女性向上婚夫妻的生育水平在总体上与同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相当。不过，从队列变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正在逐渐减弱。特别是在1985—1989年出生队列中，女性向下婚夫妻的生育水平几乎与同质婚和向上婚夫妻持平。
此外，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结构性变化共同推动了生育转型，即生育率的下降。在这一过程中，同质婚夫妻和异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均呈现类似的下降趋势。女性向下婚夫妻的生育水平也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本研究样本数据显示，教育同质婚模式的夫妻生育水平下降程度尤为显著：平均子女数量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的2.37下降至1990—1994年出生队列的1.56。这一变化既源于几乎所有学历层次的生育水平下降，也与匹配模式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同质婚模式急剧减少（参见图1）。正因为几乎所有匹配模式的生育水平都在下降，总样本中每对夫妻的平均子女数量也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的2.32下降至1990—1994年出生队列的1.55。与此同时，平均子女数量2个及以上的比例也从75.1%锐减至44.2%。
综上可见，教育扩张和教育性别差距逆转已经导致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及其组合模式与家庭生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使得它们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预测作用。除此之外，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可能随着队列更替而发生变化。这些新变化和新特征无疑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讨论。本文接下来将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回归分析和检验。
五、回归分析与讨论
（一）子女数量的回归结果
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更深入地探究同质婚与异质婚之间、不同学历层次同质婚之间的生育差异，我们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质婚夫妻作为参照组，对已育子女数量进行泊松回归分析。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对夫妻生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总样本结果表明，在所有教育匹配模式中，高学历夫妻的子女数量最少（尽管与高中学历的同质婚夫妻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同质婚夫妻则拥有最多的子女。这一发现再次证实，在同质婚背景下，夫妻双方的受教育水平与生育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梯度关系。此外，相对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结论与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研究（Sun & Zhao，2022；Tsou et al. ，2011）以及中东欧国家如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情况（Osiewalska，2017，2018）相一致。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了贝克尔的性别分工理论，而与双薪家庭模式的推论不相符。
然而，当我们从队列视角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高学历夫妻与其他匹配模式之间的生育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五个出生队列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队列的更新，夫妻教育配对组合模式的回归系数部分失去统计显著性，而那些依然显著的系数也在减小。例如，小学及以下学历同质婚夫妻的回归系数在1980—1989年出生队列子样本中降至0.205，虽然显著，但已远低于1960—1969年子样本的0.419和1970—1979年子样本的0.331。到了1990—1994年子样本，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降低。其他教育匹配模式也呈现类似的趋势。这表明夫妻教育水平与生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正在逐渐弱化，传统女性向上婚的生育优势或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正在逐渐减弱。尽管目前还没有观察到教育与生育间负相关关系的完全反转，但这些变化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趋势，值得进一步观察。
除了教育匹配模式外，回归结果还揭示了其他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其中，女性初育年龄的推迟显著抑制了生育水平，这可能是由于推迟生育第一个孩子导致实际育龄期缩短，进而降低了最终的生育水平；也可能是现代女性更倾向于晚婚晚育或偏好较小家庭规模的结果。此外，与预期相符的是，第一个孩子为女儿的家庭的生育水平和高孩次生育概率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生育文化中的“男孩偏好”现象，也可能与严格生育控制下的二孩生育条件相关。同时，城镇地区的生育水平低于乡村地区，而少数民族妇女及其家庭的生育水平相对较高。这些结果既体现了城乡、民族之间的生育政策差异，也反映了生育偏好、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多样性。控制了这些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出生队列和省份的固定效应以后，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揭示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家庭的生育水平不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下降，而且相对于女性向下婚而言，符合传统性别角色和规范的女性向上婚更有利于生育。这一发现支持了贝克尔新古典模型的预设，而与双薪家庭模式的推论不符。这可能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文化、家庭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女性地位和角色的不断变化，夫妻的教育匹配模式、性别意识和分工、生育决策机制等也在快速演变。因此，本文观察到女性教育—生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随队列更新而有所减弱。
（二）二孩生育风险的回归结果
上述分析结果清晰地揭示了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对生育行为的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弱。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年轻队列中的夫妻，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在生育行为方面可能存在右删截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我们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二孩生育概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并比较了不同出生队列之间的差异。
二孩生育事件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在风险时间的初始阶段，生存曲线较为陡峭，之后则逐渐趋于平缓。生存时间的中位数为65个月，平均值为75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夫妻受教育程度均为小学及以下的同质婚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明显高于其他教育配对组合，其生存曲线更为陡峭。相反，高学历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低，从一孩生育过渡到二孩生育的生存时间最长，速度最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在表3中报告二孩生育概率的Cox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为总样本回归结果，后续几列则分别针对不同出生队列的子样本进行分析，以揭示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行为之关系的队列差异。
从总样本回归结果来看，纠正样本删截的Cox模型与之前的泊松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在所有夫妻教育组合模式中，高学历同质婚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低，而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高。同时，女性向下婚的二孩生育概率低于传统的梯度婚。这表明总体上高学历夫妻生育二孩的概率最低，且从初育过渡到二孩生育的速度最慢，一孩到二孩的生育间隔较大。这一发现不同于国外部分文献中高学历女性或夫妻推迟初育但会迅速进入二孩生育的结论（如Nitsche et al. ，2018），进一步印证了新古典家庭经济模型的理论预期。此外，研究结果也强调了女性教育扩张和婚姻匹配模式变化在推动生育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与二孩生育概率的关系存在一定的队列异质性。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队列子样本中，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之间的二孩生育概率差异较小，大部分夫妻（75%）都会选择生育两个及以上的孩子，这可能是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而就改革开放后进入生育阶段的出生队列（如“60后”、“70后”和“80后”）而言，经济理性在生育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之间表现出较大的生育差异。这种差异随着队列更新又呈现缩小的趋势，教育与生育的负相关关系逐步弱化。相对于高学历夫妻来说，双方都是高中学历的同质婚回归系数在“80后”和“90后”样本中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初中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同质婚回归系数变小。此外，在“90后”子样本中，女性向下婚和高学历夫妻之间的二孩生育概率也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社会竞争加剧，再加上生育和养育成本上升，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日益重要。高学历夫妇更有能力承担生育的成本和挑战，资源集聚的双薪家庭模式可能开始适用于年轻夫妻的生育决策。
在深入探讨异质婚夫妇的生育决策时，我们特别关注女性向下婚模式的变化趋势。以梯度婚为参照的进一步回归结果揭示，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详见表4）。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料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因此，我们观察到，在女性向下婚的情境中，夫妻间受教育程度差距越大（尤其是当妻子的学历高出丈夫两个及以上等级时），二孩的生育概率就越低。在“60后”子样本中，这一观察结果和总样本保持一致，并与何林浩和陈梦（2021）等学者的研究相互印证。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多项研究指出，女性向下婚有助于推动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牛建林，2017；佟新、刘爱玉，2015）。近年来，中国家庭在育儿时间的性别分工上也逐渐趋于平等（Zhao，2018）。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还显示，丈夫的育儿参与能显著提升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妻子的二孩生育意愿（Cheng & Hsu，2020）。这表明平等主义的双薪家庭模式能够有效缓解甚至抵消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增加问题。由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不断减弱，甚至有可能逐渐消失。
值得讨论的是，尽管性别平等有所进步，但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仍然存在。这可能是教育与生育之间负相关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原因。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革呈现不平衡态势，男性配偶观念转变滞后，这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将家务外包的机会，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和寻求代际间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儿观念迅速变化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母亲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课外学习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却在不断增加（杨可，2018）。这一现象导致儿童抚育特别是“育”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CFPS 2020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以及孩子的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所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超过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职业女性享有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却相对较短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后续研究需要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验证。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如何影响生育行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特别关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的差异性表现。虽然此前已有研究触及相关议题，但它们多以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为背景，且在动态变化方面考虑不足，未能充分反映时间推移或不同出生队列所带来的生育行为变化。本研究采用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夫妻教育匹配对子女数量以及二孩生育决策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学历夫妻群体生育二孩的意愿明显降低，同时，从初育到二孩生育的时间间隔也明显延长。此外，我们还发现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但这种劣势正逐渐减弱。
教育与经济、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个体偏好等多个维度紧密交织，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并通过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研究的发现不仅为现有文献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更凸显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期待后续研究能够深入挖掘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导致生育行为差异及其变化的潜在机制。通过揭示这些机制，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学术讨论提供更为坚实、全面的理论和实证支持，进而有利于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六、结论与启示
鉴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深刻演变及其对生育决策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本文从队列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动态变迁及其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发现，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攀升，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逐渐成为新的社会现象，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夫妻教育匹配的结构，还对家庭的生育决策和整体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贝克尔的新古典家庭经济理论，尤其是性别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够解释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生育行为模式。该理论所预测的夫妻教育与生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印证：高学历夫妻在子女数量和二孩生育概率上均呈现较低水平。同时，研究也观察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相较于传统的梯度婚姻或同质婚姻，女性向下婚模式的夫妻生育水平较低。这可能反映出，在某一时期或早期出生队列中，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性别分工仍然根深蒂固，而那些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通过夫妻间的协商实现少生育的愿望。
此外，本研究也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在年轻夫妻中，生育机制似乎正在从性别分工模式向平等主义的资源集聚或双薪家庭模式转变。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队列的更迭，高学历夫妻在生育方面的劣势逐渐减弱，而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在年轻队列中也出现了下降甚至消失的趋势。这一变化与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持续转型紧密相连。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品质和实现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高学历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现出显著的生育劣势，这反映出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从传统向平等过渡。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发现对现有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补充。贝克尔的理论模型虽然为理解生育决策提供了重要框架，但它将夫妻视为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整体，并在无形中预设了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与现今社会中女性在家庭经济和生育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明显不符。因此，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当今家庭的生育行为，必须超越贝克尔新古典理论的局限。与此同时，奥本海默的双薪家庭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她强调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崛起对生育行为的积极影响。然而，这一模式实现的前提是家庭内部能够实现平等的分工。事实上，只要夫妻双方无法平等地分担家务和育儿成本，谈判视角的理论框架就仍然能够为生育决策提供有力的解释。由此，本文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性别角色、教育匹配模式以及家庭分工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本文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现有文献，还为后续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在生育决策理论方面，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传统模式和以双薪家庭为基础的资源集聚模式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会随着性别角色的变化而变化。这突显出从夫妻或家庭层面分析生育决策的必要性。后续研究可在夫妻或家庭层面继续探究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推进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和前沿发展。其次，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变化都是生育转型的重要解释因素。人口统计学家可对此做进一步的分解和评估，以便更好地理解教育扩张过程中生育转型的动力机制。此外，不同类型的夫妻教育匹配模式之间可能具有不同的生育决策机制，后续研究可针对某类匹配类型，尤其是非传统的女性向下婚深入探究其生育决策过程和机制。最后，本文关于教育婚姻匹配模式新变化新特征的分析为推动新时期婚姻家庭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包括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不同类型匹配模式的形成机制和变化趋势，等等。
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时也为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这对于促进人口高质量和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以及性别角色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须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日渐承担更多责任，他们自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双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Okun & Raz-Yurovich，2019）。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推广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以及制定能够减轻夫妻或家庭层面育儿负担的政策，等等。因此，我们要将性别和家庭视角纳入政策制定过程中，深入了解和切实响应女性、男性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实际需求，这是构建积极生育政策支持体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