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一位亲力亲为，颇具眼光的开国皇帝，他的地位不容置疑。
他总结元朝失天下是因为太过于“宽”，翻阅史记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的朝代因为以宽治国而备受赞誉，君主被誉为千古明君，流芳千古，唯独元朝被评价为因“宽”而灭亡。
强大如元朝，可以凭借武力纵横四方，成吉思汗并西辽，降西夏，亡南宋，最远甚至打到了欧洲，凭借自己游牧民族的绝对优势最终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元朝。
治理方面从简从宽，这里的宽也不是宽容，而是指的是纵容。
讽刺的是，当朝的统治者都是野心家谋略家，怎么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加以约束，反而更加地鼓励这种宽纵的恶行呢？
律法之纵，乱我朝纲
若说秦朝残暴，那么元朝的制度法律就以纵容出名，然而是怎样的一种纵容会导致元朝的覆灭？
结合元朝的时代背景和人文因素的考量，这种现象确实合情合理，这是因为当时的律法受到了二元论所影响。
元朝在建立之初，蒙古有着其淳朴自然的蒙古法以及蒙古文化作为统治的基础。
但是由于蒙古人口比较少，多民族统一之后，这种带有浓重的游牧民族的习惯律法就不足以适应当时的统治需要。
于是随着与中原的律法文化冲撞和协调之后，造就了元朝的法律呈现多元性，兼容并包的特点。
于是在律法上形成了以蒙汉统治阶级联合意志为核心，二元论思想为基础的特殊法律体系。
体现为南北异制，对于蒙古人犯罪采用从轻处理，对于汉人和南人从重处理。
在当时大宗正府是司法机构之一，治管范围非常广泛，掌管一切公务，以及轻重罪。
审理蒙古、色目人和宗室案件，却也是蒙古王公垄断的中央审判机构。
因此由于蒙古和其他民族在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关系，最终加剧了民族内部的矛盾。
由于二元论的影响，元朝的法律表现在对贵族阶级特权过多，以至于对于忽必烈立下的怀柔政策，希望能达到安抚汉人和南人效用，但统治者自我感动式的宽民政策并未受到百姓的好评。
主要源于蒙古人生性凶猛，靠横征暴敛建立了政权，还建立了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样的行为让人恐惧和愤怒。
这导致了宋人一直是受压迫的，而受压迫的宋人一旦羽翼丰满之后，就会出现反叛者和作乱者。
元朝的法律导致了腐败的发生，甚至犯罪的蒙古人都可为官作宰，使得作奸犯科之人降低了犯罪成本，从而加剧社会的动荡，人人对于犯罪丝毫没有恐惧。
而没有法律的约束，犯罪如火苗一般在元朝的各地燃起熊熊烈火。
任人以族，惑乱人心
制度是凝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多年心血，对国家而言，起到了支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元朝建立后，中原地区成为了文化中心，忽必烈的思想是采用综合治理的方法来治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年号，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特意用“中统”来表达对文化以及宋朝观念的一种认同。
他不仅提倡用汉法治国，更重要的是他也认同儒家思想，建立元朝之后，忽必烈采用汉制，更提拔很多的汉人做官，来巩固蒙汉治理。
但是元朝地方统治者并没有与之匹配的管理经验，对儒家思想并不认同，更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来贬低儒士，同时任用官员都是以贵族和亲友为主，因此几乎堵死了人才上升的通道。
地方的大臣和贵族都设法掩盖民怨和残破的景象，造成了元朝欣欣向荣的假象。
就连马可波罗来元朝参观之时，看到的都是元朝繁荣的景象。
这也是下面做事的人想要上面统治的人看到的景象，百姓的疾苦无法得到伸张，更多人流离失所，统治者却歌舞升平，歌颂着太平盛世。
汉朝当时采用的是道家的思想“无为而治”的方法，即按照自然规律发展，而不人为干预，让其随自然生长。
然而这是有他的历史因素在里面的，这样的经验并不适合于元朝。
元朝的民族复杂，没有统一的血缘文化，而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由统治者一手掌控。
后代人对元朝的评价也都是形容其征战的骁勇，而对于管理方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可见其管理方法治匮乏，只存在不到百年，并不能解决元朝的人民民族内部矛盾，反而加速了国家的分裂。
治理的本质主要是人治，通过人的治理，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蒙古人在对外征战时期，曾经有过很好的盟友-----色目人。
因此在元朝成立之后，将蒙古人以及色目人列为“自己人”，同时，两者成为统治联盟，剥削着南人和汉人。
更可悲的是，元朝虽然有很多的福利和特权，但是基本上是给贵族的，普通老百姓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并没有得到优待。
为了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统治者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甚至将人们分成四个等级，俗称为四等人制。
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第三等级是汉人，其中主要包括汉族人，女真部落。
第四等人为南人，南宋统治区域以外的人几乎被称为南人，由于元朝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当地人受到元朝的影响比较小，但是经济却如此地发达，更加引起蒙古人的警备和剥削。
元朝的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阶级地位，对全国下层人民在科举，赋税等方面作出了严明的规定，绝对不能超过绝对权威，等级越低则限制越多，例如南人和汉人不得聚众打猎，不得手持弓箭等武器。
而以右居贵族自居的北人和色目人，看待南方人民的生命如草芥。
在科举考试之中，更加能看出等级规定的分明“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
南人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跨越身份来实现政治上的跃迁，贵族可以担任高官要职，而南人和汉人沦为工具和牺牲品，长久以来就造成了南人和蒙古人的社会地位悬殊。
在土地方面，贵族和大臣有加封田地，汉人和南人甚至并没有自己的土地。由此更激化了蒙古和汉人内部矛盾。
蒙汉彼此联系不紧密，没有共同的利益，一切都要以蒙古人为尊，贵族为尊，造成了百姓对当权者的统治产生极大的失望，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造成了矛盾的复杂性，激化了底层劳动人民想要反抗的决心，但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最终为自大和傲慢付出代价。
以钞买钞，扰乱经济
建国之时，国家正处于百业待兴之际，按照自然规律来说，应当稳步发展国家的经济。
但是忽必烈为了稳定贵族和大臣，不断地对贵族和盟友色目人进行大规模的封赏，耗费了国库的不少财力。
古籍中对世祖忽必烈有着这样一番描写“宴乐八日后，新帝以金银布帛满车，散赐其亲属。”而像这样的赏赐，沿袭到了他的后代子孙。
到了武宗成宗这里，不加以节制反而更加奢侈，甚至成宗下令过以后一切赏赐可以不用禀告，就让本来不够宽裕的国库更加入不敷出。
而国家处于战争后的恢复时，国力非常地衰弱，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财力，都处于一种匮乏的状态。
然而元朝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权力之便，既然金银不够，最终彻底废除了金银铸币的方式，先后在全国统一发行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
两者兑换比例为一比5，发行一次钞票后，迅速以更低兑换比例回收，然后加大印刷，同时又规定只有官府才可以进行金银的买卖，民间不可以自由买卖。
再后来，官员为了敛财，要求百姓用金银来兑换纸钞，如此一来，大量的金银被统治者回收，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怨积厚。
物价飞涨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如此一来不但加速了统治阶级敛财的效率，同时也让国家加速地灭亡，而金融制度也变成了一纸空谈，百姓对统治者失望至极。
当时的民谣记录：“人吃人，钞卖钞，何曾见，贼人做官，官人做贼，混淆贤愚，悲哉可怜。”来表达民怨。
民族压迫来掩盖阶级压迫
当朝的统治者都是野心家、谋略家，怎么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加以约束，反而更加地鼓励这种宽纵的恶行呢？
这是因为制定政策的人都来源于统治阶级，受益者也是他们，他们怎么会决定反叛自己呢？
元朝宽纵只是对于富有阶级，而且对南人和汉人来说，不过是用民族压迫来掩盖阶级压迫。
其实当时元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加之上层统治者又注重于封赏，对贵族权力和地位不加以约束，国家的法律惩罚措施却又如此地宽大，贪赃者众多，心中并无恐惧之感，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
孟子有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元朝虽有法律但内部法制混乱，矛盾重叠激化，因为对贵族和大臣过于宽纵，本质上还是制度不完善和无序造就经济和法律的不平衡不平等。
元朝统治者建立的制度无法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在君臣关系中带有鲜明的种族色彩，而特权和赏赐，使得贵族的力量不断地膨胀，以至于分散了皇权，地方权力大于中央，中央的力量中空。
元朝对吴制度史学家梦生也曾经说过：“元朝最无知，马上来治，马上之治”
元朝的统治不是法治，更多的是人治。
元朝综合治理方式和手段只存在形式，本质上，对待外族极其严苛，对待蒙古人又极其地偏袒。导致民族之间相互对立，无法合成一体。
因为没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无法增长蒙古和汉人对彼此民族的认同感，对国家来说是十分的致命了，而对于统治阶级过度的保护的政策，对贵族大臣不断地嘉奖以及置之不理的金融风险，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危害。
而为了敛财甚至做出不用金银来流通，用钞卖钞的一系列破坏金融市场的操作，导致当权者失去民心，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结语：
最终蒙古帝国最后的大汗林丹汗在位后期分崩离析，蒙古诸部纷纷叛离归附后金，元朝气数已尽，存在98年，最终走向了灭亡。
勤于征战，却疏于管理，对自己人和外族人区别对待，这才是元朝灭亡的原因。
参考文献：
《元史》
《志第四十四·食货一·钞法》
《元典章》
《刑部四》
《诸杀》
《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