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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猎巫运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猎巫运动也是15-18 世纪欧洲社会的一幅剪影。虽然它并不能展现整个欧洲社会的风貌，但是却可以利用猎巫运动来回溯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以及重新审视文明转型时期复杂的现代性问题。
“霸权”体系中的猎巫运动
在猎巫运动的模式中，宗教派别和世俗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利用靠高压政策来令行禁止的开展猎巫运动，而是靠赢得民众认同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进而进而将猎巫运动引向成为一种社会运动。
在教会的宣传之下，民众对巫术和巫师宣传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与上帝对立的魔鬼或撒旦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巫魔的概念逐渐内化成一种共识，并且成为民众认同的社会规训。
葛兰西将这一过程视为一种“霸权”，这种霸权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强加给广大民众的“自发”同意,也是一种国家强制性的权力体系，它对那些反对规训的群体进行“法律上的”约束。
葛兰西认为，霸权的形成与知识和权力体系的勾结有着必然联系。霸权通常表现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统治的确立不是依靠武力，而是通过教育、文化宣传等活动制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所有人共同利益的观念，使被统治者自愿服从。
基督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它不是通过武力传播的;它经历几百年的制度化和强化，但不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它很少使用经济诱惑或经济制裁。它自称是垄断了有关生活终极“意义”和“目的”的知识的神圣权威。
在猎巫运动中，巫魔观念就是一种“霸权/权威”，这种权力体系较一维和二维的权力体系更加的隐蔽和暗藏效能。通过强化上帝与魔鬼或撒旦的对立，巫术也被与撒旦的信仰捆绑在一起，并且内化为一种民众必须遵守的界线，一旦触及将会面临惩戒。
在教会的规训之下，巫术与异端宗教被神学家整合，形成了欧洲猎巫的概念。进而，巫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被认为触犯两重罪。第一，否认了上帝至上。
第二，一旦与魔鬼达成协议，他就成为有召唤邪恶能力的人，进而会犯下从偷窃、损坏他人财物到伤害他人，甚至谋杀的罪行。
巫魔对立的观念逐渐地被民众内化成“自发”的同意，进而成为一种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外在的社会范畴要求成为个体行动的根据，内化于个体心理的结果就是认同。
猎巫运动是存在于知识与体系的运作结果，女巫和巫师在“霸权”体系之中被界定、识别、隔离和惩戒。当猎巫成为一种话语体系后，整个运动不但成为“合法”的程序，而且更是“合理”的行为。
教会认为猎巫运动是整肃基督教信仰虔诚性的斗争，撒旦对上帝世界的威胁已经潜入基督教神学内部;巫师的告发者认为自己是维护上帝世界的坚定的支持者;即使是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的女巫，在其内心也是笃信巫术之罪是不可饶恕的。
这样，酷刑的使用也变得“程序正当”，最终判处巫师和女巫死刑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酷刑的使用将会造就更多的“巫师”，大量的“巫师”被挖掘出来又将反证猎巫运动的必要性，“霸权”体系在其内部完成了自我的证明。
在猎巫运动研究的史学家中有一种共识，认为女巫的安息日纯粹是天方夜谭，是恶魔学家的噩梦，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被指控的“女巫”们还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的行径，以及存在于恶魔理论提供的话语中。通过招供，实际上限制了女巫对巫魔理论的挑战，每一次的重复都是为了确认撒旦的真实存在和猎巫运动的必要性。
权力之眼与“博物馆展览复合体”
权力之眼的概念的提出，是基于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全景敞式建筑”的概念。全景敞式建筑是在一个环形的建筑内，中央设立一个瞭望塔，瞭望塔可以俯视环形建筑内的各个角落。
环形建筑内有分隔出独立的房间，设置两扇窗户:一个对外照进阳光:一个对着瞭望塔，可供瞭望塔完全地监控。在这样的建筑中可以住进囚犯、病人、精神失常的人，甚至是学生。敞式建筑“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
在这样的建筑体系之下，被囚禁者始终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在“瞭望塔”之下每个囚室都在规训之中。文化人类学家托尼·贝内特在景观和规训的理论之下，进一步提出“博物馆展览复合体观念”。
在大型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中，开放的规模与混乱的公共秩序很难相协调。而一些博物馆改变经营模式，在宽敞巨大的房间和空间内，人们有序的参观和游览，最终取得令人惊奇的效果。
秩序和展品的完整性都很好的得到了保护。在“博物馆展览复合体”之中，每个参观者个体处于自我依赖和约束的过程中;每个个体成为一个“权力之眼”，在监督他人的过程中也身处“瞭望塔”的监督之下。
权力本身本身并不是一种压制或者统治的工具，而是流通的、无处不在的力量。在贝内特关于博物馆的颇具福柯式的表述中，权力与其说存在于一个阶级或者一组机构中，倒不如说存在于视觉、汇聚和展览相关的特殊技艺的配置中，同时还有关于知识的新学科当中。
而猎巫运动中的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教会或者审判法庭等组织之内，它流通于巫术伤害体验的过程内，流通于巫术告发和庭审时，流通于巫师和女巫处以死刑之际，甚至作为一个案例流通于规训和警告他人的效用之中。
社会认同和暴力
在理查德·布鲁姆和托马斯·海伍德的喜剧《兰开夏郡已故的巫师》中，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遭到了巫术的攻击，相处模式变得十分荒谬——父亲向儿子下跪，妻子服从女儿，孩子被仆人恐吓。
在中世纪禁欲的社会中，巫魔会成为一个淫乱的聚会，毫无道德的观念在这里毫无意义。而这样颠倒的世界也都是社会规训的一部分，因为“巫魔会是想象中的存在，它并不是真实的空间，建立关于巫魔会的想象是为了社会控制，用巫魔会的放纵来对照现实生活中的禁欲。
巫师和女巫作为上帝世界的对立面被划分出一个特定的群体，这个群体被权力体系定义和符号化。在上帝和撒旦的二元对立的世界里，被划定成泾渭分明的边界。在定义和猎捕巫师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隶属于上帝世界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和背离。
就猎巫运动的热点地区德国的西南地区的巴登-符腾堡来看，在 1561-1670 年间就至少有 3229 人因巫术被处决，其中 702人被处决于新教区，2527 人在天主教区被审判和处决。狭隘的认同，一贯被认为会带来暴力和冲突。
然而，在定义认同时又经常忽略了认同背后的权力知识体系。身份被打上所属的烙印后，将会塑造同一身份类型人们的心理，进而完成身份的确认。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