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之后，汉王刘邦根据军功之多寡，分封了八位异姓诸侯王，分别为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韩王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然而项羽败亡次年、汉王刘邦称帝，之后便开始了平定异姓王的战争，至汉十一年，异姓王或被诛杀或被废除，仅存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 异姓王的存在成为昙花一现的政治现象。有人认为此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之必然，有人则从“共天下”的视角分析异姓王的政治角色、探讨这一历史公案，也有论者通过对比高祖之仁义与诸王之悖逆，认为刘邦之平叛无可厚非。
汉初异姓分封乃是时势之必然，这一阶段刘邦迎合当时时兴的功利思想、因功分封，获得了能够争取到的最强的武装力量， 从而赢得了楚汉之争的胜利。然而楚汉战争之后未几，异姓王几近消亡， 乃是由于异姓诸侯王与高帝刘邦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政治伦理观念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异姓王和皇帝之间的猜忌积重难返，从而打破了汉初脆弱的政治平衡， 异姓王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一、 异姓王的王业
秦末汉初之际， 封王拜侯的功业思想时兴一时， 不论是出身巷闾的平民抑或六国旧族都期望在天下逐鹿的过程中，能够有所建树，达到裂土分茅、归国立社的政治理想，如陈胜率众起兵后，令陈人武臣、陈馀、张耳北略赵地，并力劝赵地豪杰归降张楚：
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 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 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豪杰皆然其言。
由是可见，正是出于对这种“人豪”的认同，武臣轻易便收兵得数万人，“成封侯之业”、“成割地有土之业”乃是当时俊雄豪桀的政治共识，韩信、彭越诸人之所以死心塌地地跟着刘邦南征北战，也是因为刘邦秉持这一政治原则， 能够做到因功封赏。汉五年正月，诸侯将相于定陶共尊汉王为皇帝，诸大臣劝进的理由是：“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 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 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 臣等以死守之”。 不难看出，刘邦之定天下，乃是顺应时势，依军功之多寡分封土地与食邑，在天下群豪中赢得巨大的声望，从而获得群雄的拥戴。
可以看到，刘邦与异姓诸侯王的政治联盟，是基于利益结合的契约关系， 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非常的淡薄。李开元先生曾指出：“刘邦即位时，从形式上看，刘邦是继承了秦始皇所开创的帝位，汉王国也由此变成了汉帝国， 成为了秦帝国的继承者。然而，从实质上看，刘邦即皇帝位，不过是霸业政治的达成，以汉为盟主，以各个诸侯王为盟国的反楚联盟的胜利宣言。 ”
李先生的分析的确非常准确 ，刘邦即皇帝位之前为汉王，与诸侯王的爵位是平行的，诸侯及汉将相一起拥戴刘邦上皇帝尊号，上疏中提到：“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 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 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 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 诸地分已定 ，而位号比拟 ，亡上下之分 ，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将相认为：在刘邦的主持下，功勋卓著的诸侯能够得立社稷，这是对功臣最高的恩赏。“社”者，土地神，“稷”者，谷神，依周礼，天子与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祭祀土神与谷神，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请所用币。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 礼也。’”《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可见西周时期的王宫之中，宗庙与社稷相对，居于王宫左右 ，是非常重要的祭祀场 所 。
因此，在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心目中，高祖刘邦与周天子是近乎同等的地位， 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还有血缘和宗法关系，可以用周礼来规范诸侯王的各种行为，但是高皇帝与异姓王之间仅仅是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虽然有了皇帝的尊号，定了上下之分，但诸侯王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自置吏，得赋敛”，在置官、赋税等方面完全随心所欲，不受中央管辖，甚至有自己的军队，与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汉初受封的异姓诸侯众多， 并掌握着相当强悍的武装力量， 但是这些诸侯王基本上都满足于“成割地有土之业”，其人生理想止于“封王”，心安理得地享受斩将刈旗后得来的富贵 权势，并不想谋求更高的权位。
如赵王张敖，高祖长女鲁元公主尚赵王敖为后，史载：“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 ，有子婿礼 。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王的宾客认为:对一个诸侯而言，张敖表现得过于卑微懦弱，进言曰：“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 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设若张敖想进一步攫取帝位，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然而他的表现却是：“爟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 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 ，德流子孙 ，秋豪皆高祖力也。 原君无复出口’。 ”索隐案:小颜曰“爟指以表至诚,为其约誓”，可见张敖的确心 悦诚服地感激高祖能让赵国失国复立， 认为只要光复祖先的王业，便能为万世之安，不再奢求“能者先立”的帝业。
再如梁王彭越，在陈豨之乱中因病没有带兵，“使将将兵诣邯郸”，引得高祖大怒，以此事为由，直接导致了后来梁王被削地、流放、醯醢。 彭越惨死后，梁大夫栾布哭祭彭越 ，无畏 刘邦 “有敢收视者，辄捕之”的禁令，为梁王仗义执言：“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 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 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 今陛下一徵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栾布与彭越乃故交旧友，他深知彭越并没有觊觎帝位之心，只希望能够将“王业”世代相传，却遭到灭顶之灾，栾布控诉了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残暴无情， 也反映了异姓王与中央的关系愈加紧张。
纵观汉初异姓诸侯王，被削地、夺爵的理由往往是 “谋反 ”，实际上有据可查的主动起兵叛 乱并不占多数，并且仅淮南王英布一人明确提出“欲为帝耳”，陈豨起兵代地之前是赵国相，反叛后也不过是自立为代王， 可见当时诸侯王相当认同裂土为王、割据一方的政治格局，如前文所述赵王张敖、楚王韩信 ，都曾面对宾客的游说 ，都有机会自立为王、为帝 ，但是不 约而同的维护高祖 ，止步于 “成割地有土之业 ”，可以说 “王业 ”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二、 帝业与家天下
刘邦观秦始皇巡游 ，曾发出 “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 ，楚汉之争胜利后 ，刘邦在诸 侯将相的推举下即帝位，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 然而不难看出，刘邦的天下共主与始皇帝的绝对皇权不可同日而语。 秦始皇对“古之所谓帝者”颇不以为然，于琅琊台上刻字云：“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 ，以自 为纪 。 古之五帝三王 ，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故不久长。 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 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可见其为皇帝对行郡县、大一统的自负之心。
反观异姓诸侯王之所以拥戴刘邦为帝， 非常重要的理由便是 “又以辟陋之地 ，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不以天下为私的刘邦能够“与天下同利”，无论道德上、功业上无疑都是无可指摘的，显然是诸侯盟主的不二之选。因此，高祖之分封异姓王， 乃是基于军功多寡的权力分享， 虽然被冠以“皇帝”的名号，但彼此之间的地位、身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依然是盟主和盟国的关系。 与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不同，异姓诸侯王与汉廷之间不能用血缘宗法制来维系， 他们之间仅仅是一种以功利目的结成的松散联盟， 双方的君臣名分淡薄，隶属关系更是非常松散，这种分封格局在汉初已经显现出不稳定性。
其实，早在楚汉之争开始，项羽的谋士武涉已经看出刘邦有 “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的野心，如今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的宝座，完成了从“汉王”到“汉帝”的转换，即使此时刘邦空有“皇帝”名号，却首先在政治伦理中占尽先机。 史载：高祖即位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虽有“皇帝”尊号却无恭敬之礼，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而制礼， 依此礼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 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 觞九行，谒者言‘罢酒’。 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当是时，刘邦已经认识到：在大一统的皇权秩序中，皇帝之贵在于拥有惟我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这也是高祖的皇帝身份意识的真正苏醒。
刘邦所慨叹的秦始皇的帝业， 就是为帝者要建立“家天下”的专制帝国，以保证皇帝的至尊地位与最高权力， 并且这种专制权力只能在本家族内承袭。基于此，汉廷必然要求打破各霸一方的政治格局，消除所有威胁刘氏皇权的潜在力量，建立“家天下”的专制帝国。基于此，异姓诸侯王分享权力的格局很难长久存在下去。史载：高祖六年十二月，执楚王韩信，田肯贺上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 秦，形胜之国。 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 故此东西秦也。 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
可见，在高祖的心目中，对有血缘关系的刘姓子弟的信任，远远凌驾于异姓王，于是逐渐背离因功封王的初衷，开始因亲封王、以拱卫中央，将同姓诸侯布置在全国的战略要地， 除长沙国作为与南越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力量微弱不足为患，其余异姓王渐次消亡 ，“子弟同姓 为王者九国 ”：齐王肥、淮南王长、楚王交、吴王濞、代王恒、赵王如意、淮阳王友、燕王建和梁王恢，天下已完全为刘氏所有，刘邦“家天下”的企图变成了现实。
三、 异姓诸侯王的覆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异姓诸侯秉持王业分封、割地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刘邦“家天下”的帝业思想背道而驰，双方自我定位的差异，造成君臣之间的伦理错位：异姓诸侯王将刘邦视为“天下共主”，认同分封而治的政治格局，刘邦则秉持“家天下”的帝业思想，要成为大一统的皇权秩序中的天子，诸侯王不能分割皇帝的专制权力。
在刘邦与异姓诸侯之间都没有明确这种政治定位的前提下，双方没有共同遵守的、清晰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双方互相猜忌、互不信任，造成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如前文提及的陈豨之乱中，梁王彭越称病，未能亲自出征，而是派遣大将领兵前往邯郸助战，引发高祖震怒。依照周礼，诸侯是周天子的臣属，带兵随从天子出征作战是一项义务。实际上，“梁王称病”应该确有其事，有学者论及“汉十年，彭越已是六十岁的龙钟老者了，加上天下大定后多年的养尊处优，恐怕确实已经不堪披甲执锐、为王先驱了”，并且梁国也并非袖手旁观，而是派兵遣将襄助高祖，刘邦的勃然大怒更多的是源自不断膨胀的皇权， 不能容忍梁王对君命有丝毫的违抗。
陈豨之乱不仅导致了梁王彭越的惨死， 已被贬为淮阴侯的楚王韩信也被吕后用计斩杀，彼时“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史家寥寥数言道出了刘邦对异姓王矛盾的心理以及微妙的君臣关系： 虽然彭越、韩信对高祖几乎唯命是从，但是对地方割据的异姓诸侯， 高祖始终心有芥蒂， 面对淮阴侯之死，既对“国士无双”的韩信抱有惋惜之情，也庆幸皇权的一大威胁被去除了。
异姓诸侯王中， 与刘邦关系最为亲密、 深厚者，莫过于取代燕王臧荼居燕王位的卢绾，两人同为丰人，史载：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 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 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 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 绾封为长安侯。
从史料分析可知，虽然萧何、曹参等能够因为忠于职事、才干卓越而得到刘邦的礼遇，但是讲到亲密的关系和被宠信的程度，无人能及卢绾。因此虽然刘邦对于功臣按功封赏， 基本上做到了公私分明、公平合理，但是对于卢绾之封，完全是出于与刘邦的亲厚关系，对于卢绾封燕王，群臣也很有默契地表示赞同 ：“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封王后，论及与中央的关系，“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可见，刘邦并没有把卢绾视为“功臣”，而是“近臣”。
做了燕王的卢绾与刘邦却开始心生罅隙，导火索是陈豨降将告燕王与陈豨有牵连， 刘邦召其到长安对质，卢绾称病不行，向幸臣坦露心迹：“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 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 今上病，属任吕后。 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此时卢绾已经把自己放到彭越、韩信、英布等人的队列中，而异姓诸侯王的下场让卢绾如同惊弓之鸟， 失去了与刘邦沟通的机会，双方的信任从此崩塌，这对相互信任、 亲如兄弟的朋友， 最后竟然以兵戎相见，恐怕在分封之初，两人都没有料到会走到酿成悲剧的地步。
经过秦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要求分割权力的分封制还有一定的市场，但皇权的膨胀已经无可抗拒， 异姓诸侯王与刘邦的政治理念的差异， 注定了双方政治思维与行为的分歧，这种分歧超越了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汉初的异姓分封也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