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繁多的民族画卷中,56个族群各具特色,其中55个为少数民族。

彝族,作为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不仅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彝族人还发展出了独特的医学、历法及宗教信仰,文化层面的发展可谓全面而深入。

彝族在历史上曾被称作“夷族”,但毛主席为了确保语言的精确和尊重,亲自将其更名为“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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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把“夷族”改为“彝族”?

彝海结盟

在1935年的春末夏初,中国大地上正在上演史无前例的长征。

刘伯承将军带领的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穿越了四川西南部崎岖的山脉,来到了被群山环抱、历史悠久的彝族聚居区——凉山。

在那里,红军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冕宁县彝海之滨进行了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血盟仪式。

两方在彝海岸边,肃穆而庄严地交换誓言,红军与彝族的这次联盟,为红军顺利推进、强渡大渡河及后来惊心动魄地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彝族,这个坐落在四川西南部山区的民族,生活在这片险峻而闭塞的环境中。

多年以来,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交通不便,这里的经济文化发展迟缓,居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乃至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彝族人民对外来者,尤其是汉族军队,抱有极深的戒心和敌视。

彝族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源远流长。

在红军到达冕宁之前,国民党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不断在彝族地区散播反共宣传,企图在红军与彝族之间埋下不信任的种子。

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红军领导层意识到,若要安全通过这一关键地带,必须赢得彝族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为此,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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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布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理念,强调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区别,更是向彝族人民展示了红军的诚意和友好。

其中提到了: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汉彝一家亲

但历经长期的歧视与压迫,彝族人民在抗争与求生之间摇摆。

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国民党军阀的铁蹄镇压,还有地方武装的持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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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之中,彝族的心声与怨气被雾霭遮蔽,他们的眼界被迫限缩在这片压抑的山谷。

在这样的环境下,彝族人民自然对任何外来的“喊话”持保留态度,不轻信。

此情此景,中央和军委对红军穿越彝族区域的军事行动予以高度重视。

毛主席在红军出发前便反复强调,这次行动的首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要通过宣传和实践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彝民的信任与支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

在彝族区内,羊坪子村的果基小叶丹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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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聪明伶俐,通晓汉语,且具有过人的口才,使他成为果基家族中的领袖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即便是面对“天威”般的官兵侵扰,小叶丹也展现出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勇气和机智。

一次因他人惹事而导致的危机中,小叶丹虽然感到恐惧,却机敏地通过派遣擅长汉语和辞令的沙马尔各去与红军接触,以探清楚红军的真实意图。

沙马尔各与红军的会谈结果令人意外地融洽,他带回的消息证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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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小叶丹信服,带着15名族人下山,主动寻求和平。

在彝海之畔,小叶丹与红军司令刘伯承的会面尤为传奇。

刘伯承不仅重申了红军的和平宗旨,还深入讲解了“汉彝一家亲”的理念,成功消弭了民族间的隔阂。

为了巩固这份新建立的信任,双方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彝族血酒仪式。

缺乏酒精的情况下,清水代替酒液,沙马尔各用刀背打鸡头,将血滴入清水之中,仪式在彝族的咒语中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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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小叶丹交换誓言,宣誓成为兄弟,这一行为象征着两族人的团结与共生。

小叶丹与刘伯承的友谊不仅在当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在后续红军的行军中显示出其重要性。

红军在小叶丹的帮助下,得以顺利穿越百里彝区,这一地段本被视为难以逾越的“畏途”。

小叶丹不仅亲自护送红军,还组织了彝族民众参与保障工作,确保红军安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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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丹最终留下的遗物——一面写有“中国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即便在他被地方军阀杀害后,这面红旗仍被其妻子精心保存,并最终献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成为不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