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以小国临大国，不得不求助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手段弥补武力的不足，其“以华制华”战略中最重者为建立傀儡政权和伪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炮制了第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侵入华北后，又相继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和“蒙古军政府”。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又在其所到之处建立起形形色色的伪政权。
1937年12月，日本在北平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又在南京组建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9年9月，又在张家口将内蒙、察南、晋北等伪政权，合组为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为首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从而形成了东北、蒙疆、华北、华东四大地区性伪政权。此外，还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及以广州、海南岛为中心的华南区等两大军管区。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迫于军事上迅速战胜中国已不可能，遂企图利用中国内部，尤其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来达到分化瓦解中国抗战力量的目的。
为此，日本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集团列为诱降的主要对象。
1938年11月7日，日本方面和汪精卫派系的人员互派代表进行会谈，地点是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日本的特务机关，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史称“重光堂密约”。12月18日，汪精卫寻找机会潜离重庆，飞抵昆明，再逃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公开发表通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诱降声明，发表致蒋介石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精卫等人的叛国投敌，有着主客观上的多方面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进而又发展为民族投降主义。在他们看来，与其彻底失败，不如按照日本要求的条件停止抗战，实现“和平”。除这个原因外，还与汪精卫个人强烈的领袖欲是分不开的。他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而这一点，恰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
1940年1月23日，由日本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南京等日本建立的地方伪政府头目同汪精卫共同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精卫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伪国民政府。
在汪伪政府中，汪精卫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为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汪伪国民政府特意留出一些部长职位，汪精卫也以“代主席”自称,目的是虚位以待,便于引诱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加入。
3月30日，汪精卫集团的要员举行伪国民政府就职典礼。当晚，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声称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
汪伪国民政府是在日本的操纵下的傀儡政权，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日本的控制，汪精卫没有任何的自由权力，所以这个政权完全是一个为日本侵略服务的反动政权。
为兑现此前的秘密交易，1940年11月30日，汪伪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汪伪政府承认“满洲国”；承认内蒙古、华北、海南岛及华南沿海、长江下游为特殊地带，日本可以驻扎陆海军；赔偿日本的战争损失等等。
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将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个条约远超以前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屈辱的条约。
然而，汪精卫集团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意。在签订之时，周佛海竟然说：“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日军通过汪伪政权，无限制掠夺沦陷区资源，将侵华军事费用，全部转嫁到沦陷区人民身上。
在对占领区横征暴敛的同时，汪伪政府还协助侵华日军对中国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政治毒害。
1942年,汪精卫以伪军事委员长的名义相继接收了一些地方汉奸部队,组建了一定规模的部队。国民党有些部队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伪军人数达到极盛。1943年伪军人数达到62万人。
在汪精卫“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下，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奴化沦陷区人民。
在世界历史上，投敌叛国的人和事并不罕见。但像汪精卫这样高层官员成为汉奸,而汉奸对中国人民迫害如此之深,都是罕见的。
1944年11月9日，汪精卫旧伤复发，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及伪军也随即土崩瓦解,纷纷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认识汉奸，清算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