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共和国上将王平带着红10团在山西省洪洞县东南的苏堡镇打土豪和筹款。一天，有个老长工报告，说有一个地主家有个暗窖，里面藏了不少好东西。
红军找到地窖，打开一看，可以用亮瞎你的眼睛来形容：光皮袄就有100多件，还有不少古董字画。有一个铜盆，用手在盆边摩擦就会飞起水花，据说价值十几万元。仅在苏堡镇一地，红军就筹款上万元。
童小鹏随中央直属队到了山西省石楼县的下堡镇，看到这个地方“虽然地点并不甚大，只二百余人家，街上也不过只几十间铺子，但是它的建筑，尤其是居民家中的布置，发财佬当然不消说，就是一般的人家也是排场得很。甚至个别同志一进屋便说：‘这一定是土豪。’”
童小鹏接着写道：“进门去更不同了，尤其是稍有两个钱的人家，摆布得很阔气。窗上是镶着玻璃的，门是和洋房内的差不多，外层门也镶着玻璃，还有门帘窗帘，进去更是琳琅满目，大镜小镜在四面摆着：里面的台子、凳子、橱子，连炕墙上也是油光光的可以照见人，梳妆的地方、盥洗的地方、茶壶茶杯、酒瓶酒盅，齐备得很，甚至有些房内有西式火炉的。”
以上描述，是发生在1936年2月下旬，中央红军向东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西部地区的情景。
此时的黄河西安陕北革命根据地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们看一下那个曾经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德国人李德是怎么说的。
李德在《中国纪事》里说：“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邻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
“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穷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
“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12户。这里不但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50万人口。”
“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3碗小米饭和一点酸菜。”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中央红军的长征宣告结束。但是，红军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正如李德所描述的那样，这样贫穷的地方，一下子来了上万人的红军队伍，吃穿用饮水都成了大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你就知道红军缺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让数字说话。
办公费：方面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各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2元，连部3元。
特别费（主要供部队冬天烤火及杂费）：方面军所属每月300元，师每月200元，团100元。
优待费（医务、通讯、机务工作人员及军事专家，按其工作能力划分等级）：一等技术人员每月12元，二级技术人员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休养费：重伤员每月4元，轻伤员每月2元，重伤员须入院治疗者，发休养费1元，伤病员住院期间每天发伙食费5分。死亡者一次发抚恤金20元。
看完这个单子，你可能说，那时候的物价低。我们再看一下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时，那里的物价是最便宜的：一头大肥猪5元，一只大肥羊2元，一元可以买四五只鸡等等。
按照这个价格你对比一下红军当时的状况，那也是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正像有些国民党军官说的那样，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饿死也得穷死。
为此，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子长县的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党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大会听从了毛泽东的“以发展求巩固”的建议，决定向东，过黄河，向山西进军。
因为东征山西至少有以下4个好处：
第一，从政治上说，当时正是“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后，红军东征山西，可以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在军事上，红军主力东征，不仅可以避免同东北军和西北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冲突，有助于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
第三，红军东征，可以促使阎锡山把在陕西的部队撤回山西，不战而解陕北苏区东边绥德一带的威胁；
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在经济上，山西比较富足，土财主多，利于打土豪筹款子，还可以扩大红军和补充物资。
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抗日的总方针，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红军的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具体规定了50条。其中有开辟山西五县以上的新根据地；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等等。
12月24日，周恩来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
关键时刻，那个没有自知之明的李德在看了决议之后，认为这是拿着红军微弱的力量去冒险。他认为，苏联目前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意向，如果红军真的打到绥远和中蒙边界去，就会刺激日军，很可能要迫使苏联卷入对日战争。
李德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1936年1月27日，李德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有相当的冒险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苏战争的挑拨者”。因此，李德反对进军山西，要红军死守陕西。
仿佛看到了王明的影子，这个王明就是一切为苏联着想，从来不考虑中国自己的事情。所以，在1945年七大将要召开的时候，毛主席对师哲调侃过王明，说王明永远活在“苏联人民的心中”，永远不会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毛主席看到李德的信，嗤之以鼻。毛主席对红军目前最需要什么，看得比谁都清楚。于是，毛主席在李德信上加了《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的标题，传给政治局委员，并要在后方的周恩来对李德进行严肃批评。
为了进行东征，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
1936年2月20日晚8时，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一举突破敌军的黄河防线，阎锡山的部队只作了轻微的抵抗。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阎锡山听到他的部下无一例外地汇报被打败的消息，气得暴跳如雷，骂手下都是一群饭桶，还说，都说我们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我看我们内战也是外行。
从辛亥革命之后就经营山西的“土皇上”阎锡山，第一次受到装备极差，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红军的沉重打击，真的开始怀疑人生了：难道红军是传说中的天兵天将？
我们的红军官兵一进山西，就感到这里比陕北富裕多了，简直是从乡下到了大城市般的差距。这就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说的后来的开国上将王平所经历的事情，以及童小鹏所见到的情景。
1936年2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打破敌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军第一路至二路，取得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按照这一部署，东征红军英勇奋战，于3月上旬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4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
4月间，蒋军、阎军共同以重兵跟踪围攻东征红军，并采取堡垒推进的战法，以主力在晋西由南向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黄河东岸。
红军东征最大的损失就是红二十八军的军长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光荣牺牲，时年33岁。
后来毛主席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并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进一步分析了山西和陕西、甘肃的敌情后，决定“我军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与延长地区。”
5月2日，彭德怀、毛泽东下达命令，规定全军利用夜晚，分批从铁罗关、清水关西渡黄河。当晚，东征军开始西渡，至5月5日全部渡完，至此，东征战役结束。
东征战役历时75天，消灭敌人7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4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门，扩红7000余人，筹款50万元（一说30万元）。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用毛主席的话说：“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有了钱，红军在陕北就能生存，军心也大大稳定。如果说，1935年11月下旬的直罗镇一战，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那么这次东征的成功，就是让这个革命的“大本营”更加坚固，更加蓬勃向上。
参考资料：刘统著《北上——党中央与这个斗争始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蒋建农著《毛泽东传》，红旗出版社；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