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阿珺/ 文
▲[南宋]佚名《梨花鹦鹉图》，绢本设色，27.6×27.6cm。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因此中国人对自然十分关注，自然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理。这种影响渗透到文学的创作中，因而伤春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几大主题之一。伤春主题在宋词中被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宋词中的伤春已不是简单的天人感应，词中之“春”是一个民族艺术审美和情感联想的社会心理基础，词中之所伤乃生命之伤、爱情之伤以及家国黍离之悲。
伤春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古老的主题，它和悲秋一样，贯穿文学发展的始终。如果说伤春悲秋初起之时主要还是华夏民族作为农耕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天人感应现象，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伤春悲秋已不再是简单的天人感应，而是形成了某种情感基因积淀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艺术审美和情感联想的社会心理基础。悲秋主题在屈原、宋玉的诗赋中已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并为后人广泛吟唱。但伤春主题在宋以前并不处于显著的地位，只是到了宋代，在宋词中，词人才将伤春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把文学史上的伤春主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前代相比，宋词所伤之“春”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物象和抒情背景，而是具有非常深厚、复杂的情感意蕴，表达了文人们独特的情感体验。
一
词在宋代被称为“诗余”，与诗主要用来言志、抒发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不同，文人们在词里更多地想表达内心的细腻情感，所谓“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而这“内”最根本的就是个体的人——人的生命和人的命运。生命总是和时间连在一起的，时间的流逝也就意味着生命的流逝。人们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的重视是和其时间意识的明晰同步的。古代诗人从“一岁一枯荣”的周期性变化中感受到四时的推移，也就感受到了生命流逝的无告之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而已。这种“逝者如斯”的情怀，是一种时间意识，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思考，是生命意识。
那么，这种由草木荣枯现象而推演出来的生命意识该如何表现?我们发现，文人偏爱借春和秋来进行生命的思考。这是因为春和秋作为季节其本身的变化性。花开花落、叶生叶枯、候鸟往返等这些眼前可见、发生在春季与秋季的变化，使春与秋具有了流动、推移的特点，同时也对人们的情感产生一定的触动。万物变化能够使人看到并感到那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时光的流逝，换言之，这些变化使时间具体化了。所以，表现时间的流逝从而表现对生命的认识时，春与秋就比固定、平稳的夏与冬更易于让人感受和理解。于是，生命流逝的悲哀便每每表现为春色匆匆中的叹惜和秋风萧瑟中的悲慨了。
伤春主题在宋以前并不处于显著的地位。然而到了宋代，与悲秋相比，伤春可以说成了当时很重要的文学形式——词中的普遍情绪和主题。因为春是四季物候中最美好、最宜人的时令，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美好的意象特质，最易同人的自我感觉中最美好的东西联结契合，以“春”来表现人们对生命的热爱、留恋，自然就比“秋”更胜一筹，而伤春特有的迷茫、惆怅等情感心态以及春景本身的小、轻、细的特征与“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意隐”的词一拍即合。所以，通过伤春传达对个体生命之思考、认识的作品就具有更形象、具体、细腻和感人的独到之处。
春天是美丽的，又是短暂、易逝的，有时春天还会遭到狂风暴雨的袭击和意外的摧残。这和人生的短暂、有限、变化无常极其相似。词人由自然观照自身，从而把对春的感受提高到对人生的感受这样一种哲理高度。在词中，“春”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积淀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学意象，它包含着深沉、浓重的人生况味，其本身就可以沟通作者与读者、古人与今人的心灵，这种沟通是人类所共有的生命意识的沟通。
在伤春词中，“落花”是最常见的意象。词人在对落花的咏叹中表现他们对人生一次性的认识。对一个人来说，时间意识是形成人生一次性自我感觉的根源。而只有在某个特定时间性意象的边缘状态或终结部分，人们才易于感受到更鲜明的时间性。落花可以说正是一种时间的边缘状态和终结部分，它的纷纷飘落使人感觉到时间的向下沉落，感受到时间的压力。这压力又何尝不是生命向下沉落所带来的压力呢?词人从落花身上真切地体验到了生命的边缘、沉落和压力，因而，词中的落花及落花所代表的时间性意象往往作为词的审美触角来探寻生命价值。由于花由盛而衰之推移状态与个体生命由生而死之推移状态相似，所以成为词人感悟人生一次性的事物。然而，天道是循环的，不断有美好的东西逝去，又不断有美好的东西循环而来。年年衰败的花草，年年依然长新，但人的生命却是一去不回的。词人对比性地意识到这一点，更加深了人生一次性的感慨。落花代表了枯萎与凋零，也代表了美好纯洁的事物因时间的无情践踏、剥损而造成其价值的丧失。唯其丧失，因而使人更加怀念其所曾拥有过的美丽，也更加怜爱和珍惜这种美丽。所以，词人咏落花的心态中还有对自身美好人格和生命无限珍爱的情感。
词人热爱春天，因而感到春光的短暂和易逝。词人由春天的逝去想到时间乃至生命的流逝，春之飞逝愈显出生命之短暂和易逝。自然之春与生命之春的对比联想，使得美好生命悄然流逝的感慨在词人心中油然而生。词人对春光易逝的惊觉，实际上就是词人因为热爱生命而产生的深深的眷恋之情。
生命是美好的，又是短暂易逝、一去不返的。这是人类的悲剧，而意识到这一点却又是人类的伟大之处。那么，面对悲剧，人们该怎么做?我们知道，宋代是理学极盛的时代，理学家所提倡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规范。所谓“天理”，即封建伦理道德；所谓“人欲”即人的天性中追求快乐、追求享受、追求个体人格和情感实现的欲望。“人欲”在理学家眼中是“恶”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词人体验到春之残、花之落所传达出的时间步步逼进、即将错失的紧张感后，内心充满了忧伤，有时甚至是恐惧。但他们并没有转向绝望、厌弃人生，而是力图在世俗享乐中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认为，惜春最好的办法是“看尽落花”，珍惜人生最好的途径是尽情享乐。因而，这些词不免于声色酒乐的味道。这在当时的正统诗文中是看不到的，也是理学家所排斥的。当然，纵欲和追求享乐是不应提倡的。但是，如果把这种纵欲和享乐放在封建礼教文化和禁欲思想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合理因素，即词人是以内心活生生的生命冲动来对抗天性的被压抑。以纵欲和享乐来表现对封建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的怀疑甚至否定。因而，这种纵欲和享乐就有了不甘生命被束缚、天性被压抑的悲剧抗争意义，表现了词人乃至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生命极为深挚的眷恋、肯定与执着的感情。
二
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酿成无数爱情、婚姻悲剧，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文言志传统，也使许多人不敢在诗中抒发爱情。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人
们的心里就没有爱情。因此，无论如何排斥、压抑爱情，每个时代都有爱情文学流传。宋词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在理学猖獗的时代成为人们用来自由宣泄情感的文学形式，它可以暴露内心深处的、在道学家看来是见不得天日的东西，抒写真我。因而，在描写爱情方面，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描写的丰富、细腻、深厚程度上，宋词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春光之美丽堪与爱情之美好相联结，而花草萌动、生机勃勃的春天对触发人的爱情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自古就以“春心”、“春情”来比喻爱情。有学者撰文指出：“古代文学中表现情恋性爱母题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与春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词人在描写爱情时也多和春天连在一起。爱情是美好的，追求爱情的过程却是艰难、痛苦的。可以说，在那样的时代里，爱情和声名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要么为了功名而压抑爱情，要么“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人们渴望个体情感的自由实现；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人们同时渴望功名和对社会规范的归属。于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凝聚了传统士子富于悲剧性的人生。而爱的悲剧是构成其悲剧人生的重要部分，词人笔下的爱情充满了忧郁、感伤的基调。
在有关爱情的伤春词中，“春”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抒情背景出现，它同时具有很深的涵义，是词人心中美好爱情的象征。在春景美妙而缠绵、多情而迷离的韵质中，词人找到了与心灵相融合的最好契机。因而，写出了春的物象，就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词人所伤是情，但他们往往并不刻意言情，却将重笔落在对春意阑珊、繁花凋零的暮春景色的描绘与刻画上。在这样一种画面下，词中完全可以不出现一个“情”字，而词人的情感早已从那感伤的画面中隐然传出。在词中，情即景，景即情，情不显得浅露鄙俗，景也具有了特定的涵义，情景浑然一体，令人回味无穷。
通过伤春表现爱情的词还有这样的内容，即当词人所追求的爱情遇到挫折和不幸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意志。比如张先的《千秋岁》：
数声韪鹅，又报芳菲歇。惜春更选残红折，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永丰柳，无人尽日花飞雪。
莫把幺弦拨，怨极弦能说。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
上片写已是春归花谢，无情风雨更将残红摧折，词意哀怨；下片词人笔锋陡转，春天虽然在风雨中逝去了，词人心中对爱情的追求却与日月同辉，似苍天不老!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爱情是那样执着，不随春色凋零而褪色，也不因春光流转而消逝，爱情甚至和生命等价同值!这在文人爱情题材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敢于讴歌真挚爱情的精神，对“天理人欲不两立”的道德观也是一种巨大的蔑视。
对宋词中的爱情词，前人有“寄托”说，如清代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论词的理论。在这些词论家眼里，爱情是低贱的，神圣的只有君臣之间的封建纲常关系。因而词人以真挚的情感创作爱情词是不可能的，必然会别有寄托。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正如华人学者叶嘉莹所说，即使到北宋时代，“当晏、欧、苏、黄这些德业文章足以领袖一代的人物，都参与了小词之写作之后，也仍然未能改变一般人将小词只视为遣兴娱宾之歌曲的这种观念”。因此，词人们“在词中叙写一些以美女及爱情为主的伤春怨别之情的时候，他们在显意识里并不见得有什么借以‘言志的用心……却于不自觉中流露了隐意识中一种心灵之本质”。正因为如此，这些伤春怀人之作能以其真情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一定的触动甚至震撼。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阶段，内忧外患一直不断，终致1127年金兵南下攻占开封，宋室南渡。这个时期，许多词人借伤春表达国土沦陷、骨肉分离、有家难归的悲哀。
这一时期中，辛弃疾的伤春词写得最悲怆也最具代表性。辛弃疾共写了60多首伤春词，在他笔下，春光往往用以比喻抗金复国的时机、祖国的复兴以及抗金壮志等内容。最著名的是那首《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写于1179年。词人以湖北转运副使改任湖南转运副使，作者的同事王正之为之饯别。席问，辛弃疾作了这首词。此词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宋孝宗即位后曾一度对金采取攻势，而张浚的轻敌冒进毁坏了有希望的恢复局面。词中“惜春长怕花开早”二句，正是对草草用兵的批判。全词还借春事的阑珊来比喻国势的衰萎，词中被妒的蛾眉也正是作者自己壮志难酬、连遭排斥和打击的写照。历代词家对此词都极为重视，评价也很高，梁启超说此词：“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丙卷》)。再如辛弃疾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鹈)中，词人借送别被贬官桂林的族弟茂嘉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悲。词中春之“归无寻处”、“芳菲都歇”暗示大宋帝国的繁荣昌盛一去不返。整首词通过对暮春时节凄怆哀婉的悲剧性气氛的渲染，将词人面对山河破碎、亲人离分所产生的巨大悲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这一时期借伤春来表达家国之悲的词人还有很多，他们填写了大量的伤春词。如李清照的《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赵鼎的《鹧鸪天·建康上元作》、张元干的《兰陵王·春恨》、陈亮的《水龙吟·春恨》，等等。对经历过帝国衰亡的词人来说，春天的盛衰变化更触发了他们的家国之悲，而春天的盛衰变化也正适合他们借以抒发心中的哀痛。春天同时也寄托着人们对家园和往日安定生活的深深怀念之情。
南宋灭亡后，借伤春抒发亡国之思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如方勇在《南宋遗民诗词中的春恨意识》一文中所说：“当大自然以花褪红残的方式预示人们春天即将离开的时候，前人如李后主便已率先以‘流水落花春去也(《浪淘沙》)这样的意象来抒发他那哀婉九绝的亡国之悲。然而，只有到了南宋覆亡之后，这一特定意象才真正被一个失落的群体普遍认可和运用，成了他们每个成员借以抒发愤懑怨毒之情以及对于眼前一片残山剩水的真实感受的特殊载体。”刘辰翁的伤春词在这一时期是比较突出的。南宋亡后，他写了30多首伤春词，因而厉鄂称其“送春苦调刘须溪”。刘辰翁伤春词中词意最凄婉的是其《兰陵王-丙子送春》：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成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丙子即1276年，这一年的二月，元军攻破临安，避难虎溪的刘辰翁得知消息已是暮春，因而写下此词。词题“送春”之寓意已无须言说了。全词三叠，都以“春去”起句，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曲折幽婉地抒写了词人悲痛的心情。尤其是“春去，谁最苦”、“春去，尚来否”的连续发问。表现了词人对故国无限的眷恋和怀念。
伤春词在南宋词坛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词人们着眼于春天的盛衰变化对人的感发和触动，抓住景物与想要表达的感情的相通之处着力用笔，以景寓情，情景交融，在景物的映衬烘托中表达深婉的情思。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黍离麦秀之悲，暗写则深，明说则浅。”而南宋的伤春词正是借伤自然之春暗写心中之痛、家国之悲，则其痛、其悲更为深切，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