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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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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8日）
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没有人可以与世隔绝。当人们不断抱怨自己找不到正确位置的时候，其实都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如何正确对待身边的人。
——〔美〕戴尔·卡耐基著《羊皮卷》
02
策略与力量：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
张璐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鲁传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第3期
随着新一轮地缘冲突的爆发，在俄乌、巴以战场上初露锋芒的人工智能军事技术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使用问题也脱离了单纯的科幻想象和虚渺的技术恐慌，成为了影响国际安全和亟待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在自动化和智能化武器初步涌现、军事防务领域的人工智能安全事件密集出现、大国的国防创新战略层出不穷、新型军事合作集团逐步建立的同时，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新现象逐步显露：有着多样化技术资源和先进技术能力的科技企业开始借由与国家军事部门新建立的密切联系，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军工企业的新形态参与到人工智能军事化的进程中。这些商业主体的参与不仅可以影响技术的未来方向，甚至还能左右国家的战略格局。因此，有必要对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中的角色、作用及其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介绍人工智能军事化的背景和发展趋势，分析商业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其次，梳理人工智能军事化中商业主体的参与脉络，识别其与国家军事战略的互动模式；最后，结合现实分析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四种不同的人工智能军事化模式。这四个国家中商业主体参与程度和范围的不同导致其军事化战略的最终呈现出现了差异。通过对比分析，本文将最终为读者提供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系统结构和现实图景。
一、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中的特殊作用
在人工智能军事化的过程中，商业和市场等非传统力量实现了大规模深度参与。数据预测近年来的军事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呈指数级增长，从2023年的45.3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63.8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40.8%。在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中，微软（Microsoft）、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帕兰泰尔技术公司（Palantir）等不属于传统军工企业的大型科技企业开始发挥重要而强大的作用。相比于“军工复合体”的传统政企合作模式，这些新兴科技企业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出现了以下重要调整。
首先，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防部门与新式商业主体在研发合作中的“非对称”关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在传统军事领域中，政企双方虽然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在研发环节中，主要由政府的军事部门通过采购合同和国防订单确定和下发任务，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政府的军事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方式却能够进一步深入。不仅私营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可以直接担任国防技术研发中的一些重要职务，而且企业在争取国防订单时有了更大的话语权。2023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局启动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招聘浪潮，预计将招募3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以解决诸如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时任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上将保罗·中曾根（Paul M.Nakasone）表示，国家安全局招募和留住顶尖技术人才的能力是满足未来需求的关键。此外，除了SpaceX和Palantir等大型科技企业在2023年分别拿下了7000万美元和2.5亿美元的巨额国防订单，成为非传统军工企业进入美国军事领域中的典型案例以外，就连中小型的科技企业也有了参与军工领域的能力和机遇。例如，美国陆军通过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拨付了近600万美元的人工智能专项资金给39家小企业。该计划旨在从非传统小型企业获取人工智能的军事解决方案，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分析以及从图像识别到态势感知等方面。本轮获奖公司包括Accrete AI Government、AeroCharge Inc.、ANDRO Computational Solutions LLC、Black Cape Inc.等，这些中小型企业有些甚至是初创的科技企业，凭借其在特定领域的技术能力，给美国的国防创新带来了丰富性与更多可能性。
其次，相比于传统军工企业，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商业主体的“灵活性”增强。在传统领域中，军工企业的生产模式已经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商业赛道，他们需要以争取国防订单为中心安排自身的业务和策略，以获取“军工复合体特殊关系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然而在人工智能领域，商业主体参与国防研发时并不会完全脱离市场环境。一方面，这些商业主体可以将其民用领域的技术能力投射到军事领域中，这不仅加快了人工智能军事领域中终端产品的产出速度，还丰富了军事应用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其参与军事项目积累的技术、声誉资源，换取更大的商业利益。为加速人工智能在情报和态势感知上的实战应用，美国国防部发起了Project Maven项目，先后将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企业拉入项目规划中，利用这些企业在数据标注、场景识别等方面积累的商业经验，为实战装配的效率和质量提供保障。与此同时，与军方的合作不仅没有打乱这些企业的产品开发节奏，还加速了人工智能领域知识和技术横向传播的速度，为这些大型科技企业取得下一波商业产品的创新研发积累了技术能力。
最后，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领域基本实现了“全流程”参与。这些商业主体可以借由其掌握的技术产品和与军事部门的特殊关系，直接参与到军事行动甚至战略部署中。在传统的军工复合体关系中，企业在按照国防订单交付产品之后，就基本完成了整个合作流程。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原本完全由国家战略和军事部门主导的部署策略却也能被科技企业涉足。在俄乌战场上大显身手、用以态势感知和情报分析的Meta Constellation，就是由Palantir开发并提供给乌克兰军方的。作为一个商业主体的Palantir在此次地缘冲突中却多次表明了其“政治立场”：不仅向乌克兰政府保证其产品是负责、可靠的，而且其首席执行官卡普（Karp）还成为第一位在乌克兰拜访泽连斯基总统并宣布与乌政府达成协议的企业高管。这不仅使得该公司在国际上名声大噪，而且还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据报道，Palantir股价在一天内上涨了10%。这些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成为了加载在当代地缘战略态势天平上的砝码，将会对未来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产生重要作用。综合以上三点论述，商业主体这种主动性、创造性、全流程的参与方式意味着其扮演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军工复合体在军事化中的新角色。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这种新结构是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本文接下来将尝试归纳商业主体参与人工智能军事化的能力作用模型。
二、商业主体参与人工智能军事化的过程机制
在常规的国际关系语境下，“军事化”往往指的是将非军事领域的资源投入到军事领域中，并通过沟通和军备常规化使战争行为合法化的过程。然而除了这个宏观概念以外，具体到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特定领域，“军事化”则应当指将相关的技术资源、研发能力和配套环境开始或有倾向性地投入到军事领域中的过程。以下将从研发、应用、部署三个环节分别对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中的行为体、环境、目标、行为事实、进程、联系与反馈进行识别和分析，以此建构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主体参与人工智能军事化的作用模型（见图1）。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对科技企业等新式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中的作用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第一，新式商业主体的参与构成了独特的行为体“结构”，这一结构是整个军事化进程的出发点，商业主体在这一结构中突破了传统军工复合体的一般模式，进一步推动不同国家人工智能领域军事化呈现出不同特征；第二，新式商业主体有效参与了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完整“进程”，在研发—应用—部署的整个流程中，新式商业主体与军事领域中政府军事部门和传统军工企业等主体建立了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影响国家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呈现出不同的走向；第三，新式商业主体的参与推进了整个军事化系统中的决策环节的互动，形成了有效的联系与反馈机制，从而对不同国家军事化的“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合以上三个观测方面，接下来将沿着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的脉络，对上述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一）研发环节
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属性创设了独特的军事化进程。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军民两用技术，能够从具备一定基础的商业市场环境中吸收经验，推动军事领域与民用领域的融合发展。这在客观上为商业主体参与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具有强大赋能作用的颠覆性技术，能够推动新型作战概念的发展，从而在战略层面重塑军事力量对比和战争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提升传统作战领域的能力，更能够开创新的作战领域，因此引起了国家的战略重视。这在主观上创设了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必要性。
因此，在整个军事化进程的“研发”环节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两大重要属性创设了独特的技术发展环境，并凝聚起了三个重要的行为体。其中，处于国防军事基础环境中的政府军事部门和传统军工企业自然对接了人工智能军事化流程：对于政府军事部门而言，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一轮国防能力发展与建设的必要性。基于这种考虑，2014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旨在凭借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高质量优势，弥补与对手在传统军事技术方面的数量上的差距，从而获取整体上的战略优势；而相应的，201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宣称人工智能技术所支撑的自主机器人系统将根本性地转变俄罗斯军队的作战模式，并指出采用军用机器人系统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自此之后，美、俄、英、日等主要大国的人工智能军事战略纷纷出台，开始通过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推动国防能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创新发展；而对于传统的军工企业而言，政府国防创新需求也给这些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技术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国防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发展方向依附于国家战略和国防订单，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自然对国防企业提出了转型要求。例如波音、空客、泰雷兹集团等美欧大型国防承包商都在2015年左右在原有产品线上加入了人工智能相关的武器研发，使得其国防订单不降反升。
而处于商业市场环境中的商业主体的参与则更加值得关注，在整个军事化系统的“研发”环节中，商业主体的目标是双向的：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军民两用属性，通过自身的商业基础促进军事应用的开发，之后再拿军事领域的技术反哺民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能从军事应用的独特需求中获得反馈，推动其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优化。军事应用对设备的耐用性、可靠性有更高要求，这促使企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从而进一步获取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商业主体来说，参与国家的军事研发还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的方式。通过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企业可以从竞争激烈的商业赛道中抽身，获得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金字招牌。有了这一块金字招牌的背书，企业也能在商业赛道上更高效地挖掘利润和市场声誉。这两个相互加持、相互影响的商业目标和战略目标构成了新式商业主体参与到人工智能军事化研发环节中的基本动力，而这种动力也与国家军事部门的战略意图相向而行，往往能够得到有效对接。在2010年左右，民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动化和数据分析等领域实现突破，开始大规模创造价值之时，军事部门也没有忽视这一重要现象，开始与私营企业展开合作。这一时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与惠普、IBM合作的“SyNAPSE”人工神经网络处理器项目等研发合作与采购活动开始兴起，使商业路线中的经验为军事领域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创新思路。
（二）应用环节
商业主体与传统的两大军事主体在研发环节上的相向而行推动了整个军事化系统的向前迈进，多样化的终端应用开始出现。从宏观上看，当前主要有三种类别的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应用形式。
第一类是能够直接服务于战场交火的新型智能武器，具体指那些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智能化军事装备，可以进行自主导航、目标识别和攻击决策。这些武器系统集成了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使它们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中高频次、持续性地执行精确打击。例如美国陆军作战能力发展司令部（DEVCOM）的先进瞄准和杀伤力自动化系统（ATLAS）、以色列国防承包商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开发的GIL-2手持式火箭弹系统以及由法国国防承包商泰雷兹公司开发的RAPIDFire的定点防御武器平台等。这些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追踪和精准打击，显著提高了作战效率和杀伤精度。
第二类是人工智能赋能的决策支持系统，这类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进行实时的战场态势感知，并基于概率为军事指挥官提供更加准确和迅速的决策依据。它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快速分析情报、评估敌我态势、预测敌方行动，并提出计算范围内最优作战方案。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国DARPA在“深绿计划”（Deep Green）的基础上开发的实时对抗情报和决策项目（Real-time Adversarial Intelligence and Decision-making，RAID），这一项目旨在通过预测敌方行动，利用近似博弈论和对欺骗敏感的算法来增强指挥官的决策能力。该项目专注于城市战斗，目的是为战术指挥官实时提供关于敌人位置、意图和战略的估计，以提高作战效率、安全性和效能。
第三类是战场外围的感知和信息操纵工具。这类工具利用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收集进行系统分析，以提高对战场周边环境的感知能力，并进一步通过操纵信息流，影响敌方的决策过程。这类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算法认知战、网络影响力行动以及心理战策略的自动化等。通过对信息环境的控制，这类技术应用能够进一步支持军事行动，增强对敌方意图和行动预测的准确性。这些技术应用的呈现方式有的借用商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工具，如DeepFake、Snapchat等，通过捏造虚假信息和进行定向传播辅助正面战场的交锋。此外，当前快速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无疑将进一步降低这一造假的门槛，OpenAI新发布的Sora已经可以根据文本自动生成视频内容，虽然当前这些视频内容被OpenAI进行了严格管制，严禁对外发布，但是可以预想到，这些快速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未来对战场外围的辅助能力提供强效支持。
在上述三类应用方式中，商业主体的作用不尽相同。由于商业主体并不会完全背离原有的市场和轨道，因此，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把已有的人工智能民用技术产品和研发能力投射到军事领域中的特定部位中，而不是像传统军工企业一样独立地开发完全军事化的应用，这使得他们在态势感知和信息操纵等领域的参与更加深入。例如专注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企业可能将其技术应用于军事物流和侦察无人车的开发中。这种转换利用了公司在算法优化、传感器集成和数据处理方面的现有专长，使得这些技术能够快速适应军事要求，提高任务执行的效率和安全性。另一方面，拥有强大图像识别技术的企业可能会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军事侦察和监视系统，提供更快的识别速度和更高的准确率，以支持情报收集和战场意识。
（三）部署环节
在商业主体参与研发应用流程开发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之后，如何进行部署则成为了下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在这一环节中，行为体进行决策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国际安全的客观形势与国家在这个环境中的主观判断成为最根本的因素，因此发挥主要作用的主体是政府军事部门。国家往往会基于战略意图的确定、实现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战略态势的判断选择合适的部署方案。而在这一过程中，商业主体也会积极参与，抓住实战机遇进行技术路径的验证和自我影响力的发挥。这是人工智能领域军事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新式商业主体在部署环节中并不总是完全依附国家的军事战略。因此，如何与企业进行有效互动，消减商业主体带来的负反馈效应成了国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有三种部署形式，国家往往会综合地采取这三种部署形式来组建国防战略。
第一种是进攻型的战略部署，这种类型旨在通过建立相较于对手更胜一筹的技术优势，以主动出击的方式，识别和利用对手防御或战略决策过程中的漏洞来实现战略目标。赶在潜在威胁发生之前先发制人地实施打击，从而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手有效应对的能力。在这一类别的战略部署中，人工智能既是力量倍增的重要武器——在提高进攻效率的同时实现跨域作战，从而系统性击溃对手的防御能力，也是在资源独占与质量优化等非对称情况下的决定性力量。智能武器相比于常规武器而言已经展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再加上决策支持系统和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的协同作用，能够实现更快速、更精确的战术决策和行动执行，这不仅提高了作战效率，也使得战术层面的决策更加灵活多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
第二种是防御型的战略部署，这种类型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的持续监控和分析潜在威胁的能力，对即将发生的攻击提供早期预警，从而可以及时采取对策。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系统不仅仅依赖于静态的数据分析，还能进一步利用机器进行深度学习，以适应新的威胁模式和攻击能力。这种动态学习能力使得防御系统能够预测并识别出APT和零日攻击等难以检测的安全威胁，为国防能力和国家安全做出贡献。
第三种是干预型的战略部署，这种类型的战略部署在常规武器时代并不能介入进攻／防御的二分格局，然而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干预的技术手段日益多元、干预的门槛持续降低、干预的成效进一步凸显，使之也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类型。干预型的战略部署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在进攻和防御之间找到一条新的路径，还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如心理战、信息战以及经济战等。这种部署方式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分析、模式识别和自动决策能力，对敌方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系统进行精准的干预和影响。这种方式在俄乌冲突中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和西欧国家通过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决策辅助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科技脱钩等综合性、跨领域的手段，将原本由俄罗斯占据优势的天平回拨向乌克兰一方，向世界展示了干预型战略部署的重要作用。这种部署方式的发展，标志着现代战争形态向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方向演进，同时也对国家的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国家想要更加灵活有效地配置这三种部署方式，就必须与另外一个能在部署环节发挥作用的主体——新式商业主体进行有效配合，以消解系统中的负反馈效应。商业主体能在这一领域中产生负反馈效应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商业主体有着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战略的独立目标，如特定的价值观和对商业利益的考量等。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曾发布报告分析，在俄乌冲突中追随美国政府进行战略部署的亚马逊、苹果、微软等企业可能会由于与中国市场的深度耦合而并不会完全服从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决策。这说明了商业主体在部署环节中决策的独立性与反馈的显著性。另一方面，国际规则的不明确性为这些商业主体参与军事部署环节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间，在俄乌、巴以冲突中微软、太空探索公司等商业主体的行为都没有得到相关的赋权或者约束。这使得企业能够轻易且独立地按照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考量干预国家的战略决策。这种行为很可能会反馈到国家的战略部署中，从而增加国家之间战略稳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为深入探究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中的角色及其产生的具体影响，以下将继续通过分析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的具体案例，揭示在不同国家中，商业主体参与的“结构”和“进程”是如何影响国家人工智能军事领域部署的“效果”的。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商业主体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同时进一步把握这些关键国家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特征和方略。
三、综合外向型：美国商业主体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参与
在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中，美国的国防工业进一步融合了传统军工企业、新式商业主体以及政府军事部门的力量，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而高效的国防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了商业市场环境与国防工业基础的融合。据统计，在美国的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新式应用中，有一半以上是由其新式商业主体开发的，体现了商业主体在美国国防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在美国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中，商业主体的参与有以下突出特征：
第一，从结构来看，在传统军工行业的人工智能能力开发进度加快的同时，商业主体逐渐深入参与国防项目，专业的新兴人工智能军工企业加速涌现。与美国国防部合作密切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Corp.）、波音公司（The Boeing Co.）以及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 Corp.）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发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置了先进技术实验室（ATL）并出台了自身的人工智能计划，试图在自适应电子战系统（BLADE）、任务有效性和安全评估系统（MENSA）、智能环境系统（SUSIE）等方面给美军提供能力支撑。这些传统老牌的军工企业更了解美国军事装配的节奏，对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进行了直接有效的跟进，是美国在2010年之前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的主体。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商业应用场景的丰富，美国国防部越来越注重发掘新式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中的能力。但是这一过程并不那么顺利，科技企业在参与人工智能军事化时仍然有一定的顾虑和考量。2018年，美国国防部与谷歌签署了著名的Project Maven项目，但当时谷歌基于自身的商业逻辑和道德立场，最终叫停了这一项目。谷歌的诸位员工纷纷表态称，人工智能不应该用以制造战争工具，并推动谷歌退出了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项目。而后续参与Project Maven项目的微软和亚马逊也产生了纠纷和矛盾，这些商业主体在参与军事项目时，对彼此之间的功能和利益协调出现了一系列分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商业主体不仅看到了参与国防工业的好处，同时也对自身的能力和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和优化。2022年，升级版的联合作战云能力（JWCC）项目最终顺利敲定。此时，谷歌、亚马逊、甲骨文和微软四大科技巨头联手斩获了国防部90亿美元的巨额合同，成为了美国人工智能军事化中商业主体参与的典型案例。
除此之外，在美国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还涌现了一批专业化的新型科技企业。2017年安杜里尔工业公司（Anduril Industries）横空出世，在成立仅仅5年的时间里分别拿下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和美国空军价值10亿美元和800万美元的合同。然而，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这种积极与政府和军方展开合作的行为不符合一般的商业逻辑，因此也被称为“科技界最具争议的初创公司”。这种现象在美国却不是个例，在最富盛名的十大人工智能新兴军工企业中，美国占据了6席，这些新兴科技企业成为了美国人工智能国防创新的重要商业力量支持。
第二，从进程来看，美国的商业主体实现了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全过程的参与，并通过加强与传统实体之间的配合，打造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人工智能军事生态体系。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是一个包含研发、应用和部署的完整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商业主体较容易参与的是前两个步骤，即技术研发和产品输出。借由国防部的采购订单和DARPA的创新项目，不少大型科技企业甚至人工智能领域的初创企业都拿到了数量可观的国防订单，积极参与到了各类人工智能军用技术的开发过程中，实现了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丰收。2023年，Salesforce、Thomas等企业的市值跃升了29%，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商业市场注入了动力。
此外，美国的商业主体能进一步参与到美国的战略部署中，给美国实施外向型的人工智能军事战略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如图2所示，美国的新兴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部署策略——干预性部署中起到了极强的支撑作用。在俄乌冲突中，谷歌进一步扩展其“盾牌计划”，为150多个乌克兰政治组织以及新闻出版机构等提供保护。亚马逊不仅剔除了俄罗斯的用户，还协助乌克兰将一些机构的网络服务放到亚马逊云端上，以保护其免受攻击。而从总体的战略部署来看，美国的人工智能军事战略部署是外向型的，大多数的精力和重点都被放在了干预和进攻的部署领域。这进一步说明美国在网络领域较为成功的前置防御、前出狩猎等策略也被逐步运用到了人工智能的军事领域，成为美国新型国防策略中的突出风格。
第三，从效果来看，商业主体的参与给美国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带来巨大收益。首先，在人工智能军事领域，美国再次确立了自身的领跑地位。美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产品数量、种类以及军事力量等方面的持续增长，都表明了美国在人工智能军事领域的强大领先地位。其次，由于商业力量的全方位和深度合作，美国的人工智能军事化潜力巨大。目前，许多硅谷企业都放弃了人工智能非军事应用的承诺，积极参与构筑美国的国防创新系统。OpenAI在2024年1月隐蔽移除了“不允许将其模型用于‘具有高人身伤害风险的活动，包括：武器开发以及军事和战争’”的相关条款，并且在数日之后公开表示“由于有些国家安全用例与我们的使命相符。OpenAI已经与DARPA开展合作，推动新的网络安全工具的创建”。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深度参与国防工程将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领跑注入强劲动力。
四、路径依赖型：俄罗斯、以色列商业主体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参与
近年来，在俄乌、巴以两场新型地缘冲突中崭露头角的智能化军事技术让世界的注意力再度落到了俄罗斯和以色列这两个传统军事强国之上。与美国不同，这两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军事化路径基本还遵从着传统军事化路径的一般模式，由于商业主体的参与度不够，因此在效率和可持续性上存在一定的短板。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俄罗斯和以色列的人工智能军事化仍然主要依靠政府军事部门和传统军工企业的智能化转型。然而在这一现象背后，两国的原因却有所差异。对于俄罗斯而言，其人工智能的商业基础较差。根据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指数，俄罗斯的人工智能商业评分仅有1.7分，在62个被统计国家中排在第52名。因此，即便俄罗斯意识到了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市场和商业能力的明显短缺，因此也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军事化方法：2021年，俄罗斯国防部创新发展总局（GUIR）成立了专门的人工智能部门，协同数百个研究所、设计局和测试中心进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研发。到2022年底，GUIR已支持超过500个项目，实现了在指挥、控制、通信和决策、无人驾驶、核武器和高精度武器、防空预警、电子战和天基系统以及网络和影响力行动等多个领域的广泛智能武器开发。这些武器已经在俄乌战场上初露锋芒，例如用以自动化态势感知的RB109-A Bylina、用以自主对空攻击的S-350 Vityaz以及重量级的KUB-LA神风特攻队无人机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基础，并且能够在国家和传统军工企业的努力下有效推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尚未在这一军事改革的浪潮中明显掉队。
而与俄罗斯不同，以色列有着坚实的人工智能商业基础，在同一人工智能指数排行榜中，以色列的人工智能商业能力排在第3名（仅次于中美），且拥有Aurora Labs、Beewise等位列世界人工智能100强的大型科技企业。但是以色列目前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却鲜少与这些商业主体进行合作。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以色列传统的军工企业实现了快速的能力转型，例如以色列最大的军事承包商Elbit在2017年已经开发了具有智能机器视觉的Sky-Striker无人机，并在当年的巴黎航展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此外，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IAI）开发的Guardium自主周边巡逻无人机更是早在2008年就付诸部署。这些传统军工主体的快速反应或许是以色列忽视军民融合的原因之一。二是以色列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具有极强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不仅表现在部署的外部性，还表现在研发合作的外部性。以色列虽然不和本国的商业主体进行合作，但是却将目标瞄准了谷歌、亚马逊等世界著名的大型科技企业，通过Nimbus项目与这些科技企业签订了价值12亿美元的协议，为以色列军队提供云服务。这使得以色列调用了更加符合自身需要的商业资源，精准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
第二，从进程上看，俄罗斯和以色列商业主体的参与有限，整个军事化进程基本依照对传统军事领域的路径依赖设计，并没有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突破和改进。俄罗斯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都在政府军事部门的引导下，由传统军工企业快速推进。然而，具体到部署策略环节，俄罗斯的部署策略较为均衡，兼顾进攻、防御与干预性技术，而以色列的进攻性和外部性更加突出。这也进一步体现在最近的两场地缘冲突之中，以色列对人工智能技术不加节制的使用引发了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军方依靠名为“福音Gospel”的人工智能系统来帮助确定攻击目标，造成了超过3万名巴勒斯坦人员的伤亡。由于没有商业主体协助政府进行道德反思，人工智能的使用权被完全控制在了执行进攻性战略的以色列政府军方手中。
第三，从效果上看，商业力量的不足虽然在当前阶段没有给俄罗斯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的军事化进程带来突出的问题，但是也显露出了一些隐患。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问题是结构性的。一方面，俄罗斯传统的军事创新结构存在僵化的风险。据统计，俄罗斯当前的国防创新体系容纳了近1200个传统的产、学、研实体。在传统的框架内合作是为了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和风险的最小化，但是这个庞大的体系却只具备单一中心，对于处于核心位置的俄罗斯国防部创新发展总局（GUIR）而言，如何协调好这些关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当前俄罗斯面临西方国家全方位封锁的特殊时期，如果还不去思考如何打通商业体系和军事创新体系的壁垒，将有可能彻底丧失人工智能领域技术追赶的机遇期。据统计，俄罗斯的全球创新指数正在逐年下滑，从2016年的第43位下降到2022年的第47位，这暴露了俄罗斯当前军事创新体系中的潜在问题。
而对于以色列而言，这种问题是联系性的。一方面，正如前文提到的，少了商业主体的参与和约束，以色列不加节制的人工智能军事化部署正在给全人类奏响噩梦的序曲。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战略部署外向型的国家而言，如果一味依赖与其他国家大型科技企业的合作，不去挖掘本国商业主体的国防创新潜力，则可能在国家间战略关系发生转变时受制于人。当前，面对以色列不加节制的人工智能军事化部署，美国国内已有呼吁限制政府和企业与以色列进一步开展安全与防护合作的声音。因此，在平衡军事需求与伦理标准的同时激发国内商业创新，对以色列来说是绕不开的双重挑战。
五、创新干预型：法国商业主体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参与
法国同样是在人工智能军事领域表现突出的国家。不同于综合发展引领人工智能军事浪潮的美国，也不同于路径依赖隐含潜在风险的俄罗斯和以色列，法国的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创造性发挥人工智能商业主体的优势，塑造了更具特色的国防创新体系。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法国对商业主体进行了创造性利用，开创了较为实际、灵活的新式军工合作模式。为法国开发了Alister（A Series：A18-M，A-9M，A-27M）、Inspector MK I等新型智能武器的ECA Robotics由于主体企业结构的老旧和竞争力的日渐下降，被引导与iXblue合并为一个新型企业Exail。自成立以来，Exail年营业额达2.5亿欧元，成为前景广阔的新式人工智能企业。而除了引导企业进行合并以提高竞争力以外，法国还将部分企业进行精细化再构建，以充分利用商业主体的独特优势。2012年，M-Tecks Robotics成立，这个小微企业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是工程和工业机械公司M-Tecks EAC的商业分支机构，专注于为人工智能等难以进入和具有风险的区域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也为法国提供了重要的态势感知智能系统Arthron。因此，虽然法国没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工智能龙头企业，但是创造性地发挥了其商业主体的优势，在法国国防人工智能协调小组（CCIAD）的引导下，法国的人工智能军事创新进程得以快速推进，已然成为了欧洲能力的重要代表。
第二，从进程上看，法国商业主体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参与近乎是全流程的，这些商业主体开发的军事化应用支持了法国的干预性部署能力的发挥，给法国谋取了更多的战略空间。借由法国国防创新部门的CEA/LIST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机制，来自学界和商业界的研发人员可以直接参与到人工智能军事化研究和应用等前期环节当中，这种参与方式比起通过国防订单构建的承包关系而言更为高效和直接，为法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同时，这些商业实体通过与国家军事部门的紧密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与国家防御需求之间的同步，从而增强了法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此外，在应用和部署领域，由于商业主体提供了态势感知技术，法国的军事部署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在人工智能干预性部署领域有了较大的进展（图5）。
第三，从效果上看，法国商业主体的广泛参与不仅加快了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研发和应用流程，同时反哺了自身的商业市场。例如，前文提到的CEA人工智能卓越中心通过模块化的研究流程设计，不仅提高了军事应用的研发效率，而且实现了军事和商业领域的“双赢”。在过去的5年中，该实验室诞生了20多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极大地提升了法国人工智能的商业力量，形成了军事与民用的有效互补，进而在更为宏观的范围内提升了法国的人工智能竞争力。这一过程展示了法国如何将国家战略需求与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相结合，促进人工智能军事化与商业化的双向流动。不仅增强了国家的防御能力，也推动了科技产业的繁荣和经济增长。通过这样的合作模式，法国在国防安全上保持了前瞻性和先进性的同时，也为商业领域带来了新的增长机会，实现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六、结语
从现实来看，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国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实践中，参与程度出现了差异，进而影响了各国的军事部署和国防能力创新的效果。
具有高商业配合度的国家在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中表现更为突出，这说明了新式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时代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美国、法国等国家不仅具有增强自身智能化军事实力的意图，并且由于科技公司等新式商业主体的充分参与，因而具有了较强的将意图变现的能力。这种军事与商业的高度融合不仅加速了技术的军事化过程，也提高了这些国家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能动性和竞争力。而俄罗斯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则较少依赖商业主体的科技创新，更多选择遵从传统的路径，由国家和传统军工企业主导推进军事化进程，在战略的可持续性、战术的负责任性等方面形成短板，进而给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国家智能化军事能力的稳健增长。
商业主体的参与不仅影响国家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国防和军事领域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推动国家军事化策略的调整。有些国家遵循传统领域对国际安全的承诺，有些国家却有了一定的调整，暴露了其野心，在智能武器的加持下，这可能会给国际安全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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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告之
（2024年5月18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智库报告及思想共享群”系大外交智库（GDYT）创建，日更，为进一步给中国政府、企业、高校、媒体以及各类组织及个人等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分析报告、国别简报、每日信报、编译评议报告、时政分析报告、行业报告、产业报告、智库报告、政府报告、商业报告、经济报告、市场报告、品牌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报告而组建的报告发布高端功能付费社群（￥1999/人/年）。
联系人：王盖盖 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理事长
微信号：GDYT-2017
请备注：“报告群-实名制姓名-单位部门身份/高校院系所专业-最高学历”（否则不予通过，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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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5月18日）
2024年5月18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在深圳市南山区成功举办第36期“荔林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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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8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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