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强调“不干预”的市场,如今到了不得不干预的地步。

消费支出增长下降,房地产也呈双位数下降之际,从不干预到干预,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转变。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但在消费支出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2.3%,环比增长0.03%,增速不及3月的3.1%。

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增长2%至31784亿元,餐饮零售额增长4.4%至3915亿元,增幅均弱于3月。

至于房地产方面,只能用惨淡来形容。

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接近10%,新屋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大幅下滑20%以上,一线城市二手房销售价格更是年降8.5%,达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

这可是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下降8.5%,按照一套房子数百万的价格来看,短短一个月,降幅高达数十万,这比全国数十亿人一年的年薪总额还要高。

这意味着在2020年以后高位买房接盘的家庭,亏损巨大。

房价下跌,背后蒸发的就是我国居民财富,在此背景下,消费支出也将会进一步放缓,最终会危及整体宏观经济今年的增长目标,于是央行出手,便顺理成章。

救楼市,就等同于救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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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房地产供给过剩,难以去库存,对消费者来说,如果此时进场买房不仅会被房价套牢,还可能会继续下跌,如果没有看到底部,那么大部分人可能还会继续观望。

而央行此刻的动作,决定了市场是继续观望,还是及时行动。

根据彭博社日前的报道,目前央行正在征询一些意见,尝试推动几个清理库存余屋的试点计划。

5月17日,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指出,“央行将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引导进入机构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除此之外,深圳也推出新版建筑设计规则,内容包括减少住宅公摊面积,过去计入“公摊面积”的避难层、机房两大部分公共空间,修订后将列为“不计容面积”。

这可能是我国房地产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动。

取消公摊面积、由央行出手收购未出售商品房,这一切都越来越像新加坡的“组屋”模式靠拢。

何谓组屋模式?

新加坡的做法就是由政府出资购房,然后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低收入群体,亦或者年轻人出租,这样能够保障新加坡大部分人都能够享有住房,而不是其他。

事实上最早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发热的时候,就曾讨论过新加坡的组屋模式,但后来我们都看到了,商品房大行其道,地方也乐见以此来增加收入,于是乎组屋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搁置。

如今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回落,市场需求的不断释放,加上低收入群体的固化,都让组屋模式变得越来越具备可行性。

当房地产不再具备过去那么强的增值效应时,当房地产也不再能够为地方带来巨大收入时,保障性住房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登上舞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便利。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进入“福利社会”的第一步。

今天的宏观经济症结,其实像极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结构性困境,工人薪资太低,贫富差距庞大,而商品价格,尤其是房价又太高,工人薪资低,必然导致内部需求不足,这个时候商品就有过剩的风险。

怎么办呢?欧美的做法是“修正资本主义”,也就是构建福利主义社会,去保障低收入群体,去提高工人的收入,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

今天我们也面临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尽管银行里躺着140多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超过10万,但真实的财富分布,可能是呈现高度分化的。

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后新冠时代,我们的消费始终难以恢复,哪怕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的人均消费也不及2019年的水平,民众对消费的欲望更低,大概率还是因为自己没钱,亦或是担心未来的风险。

失业率、降薪潮、房地产下行,以及民营企业的内卷,这都客观上导致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从过去的以市场为第一原则,慢慢过渡到“福利社会”,以增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而央行出手,收购未出售房屋,再低价转租或转售给低收入群体,这应该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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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欧美对我们的贸易关税壁垒是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还指望像过去那样依靠巨额的贸易顺差去过日子,显然已经不太现实。

而我们的邻居大俄,其实人均GDP还没有我们高,因此不管中俄贸易有多热,欧盟和美国从贸易额来看,依然还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而我们要想解决庞大产能如何消费的问题,要么靠欧美,要么靠我们自己,这是客观上的事实。

但眼下欧美已经没那么靠得住了,贸易壁垒不断增高,而我们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靠自己人去消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谁的问题。

但我们的收入,普遍性的并不高。

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统计了我国家庭人均收入分布情况,其中只有7000万人口的人均月收入高于5000元。

到今天这个数字可能会高一些,但保守估计也不会超过1个亿,换句话说,我国月薪5000以上的人数充其量不过1亿人左右,而月薪5000到底有多少消费能力,我们自己应该是最心知肚明的。

因此,救房地产首先是救刚需,随着宏观经济增长的放缓,居民消费变得更为理性,尤其是叠加房价持续性下跌的趋势之下,央行出手购房,去保障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的租房需求,我想这比鼓励人们更多买房还要重要。

统计局发言人刘爱华说:“当前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风险隐患较多等问题犹存,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回升向好基础需要加固。”

现在市场最需要的,恐怕还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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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房地产研究机构“可研智库”统计,2023年前的3年时间里,我国地产开发从业人员流失了50万人,这一统计还没有包括相关产业数字,例如建设与行销。

眼下楼市可能还未触底,但国家队已然出手,能否扛得住市场的悲观情绪,一切恐怕需要等到5月的房产数据出炉。

但在那之前,结构性的问题显然变得更严峻了,市场的信心越拖越弱,不管是房地产亦或是消费,长此以往,低迷的信心是否会影响到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

这始终是个大问题。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