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神话中，瘟疫是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灾难，是阿波罗为报复希腊联军降下的惩罚。对于罗马帝国而言，瘟疫是不可知力量降下的天谴。
公元前后的罗马人，如同现代国家一般，人口和财富主要集中在首都以及大城市。来自帝国疆域内的人们纷纷涌向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的首都和各大城市，罗马在当日是一切的中心。大量农民涌向罗马，除了城市生活的吸引外，也与罗马的征服与行省制联系在一起。来自行省廉价的谷物和大群的奴隶破坏了罗马原先的农业，农民开始抛售自己的土地给富人。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罗马管理者不得不向他们提供“面包和角斗”，以避免发生暴乱。许多罗马人，甚至是贫穷的罗马人，也并不仅仅依靠面包生存。当代考古发现，即使是古罗马埋葬得最简陋的遗骸，也显示了一些动物蛋白质，特别是海洋蛋白质中摄取的营养物质。尽管在诗人的笔下，乡村生活是如此美好，但城市生活对罗马治下广大区域内的农民是充满吸引力的，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被称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国家所提供并支持的各种公共生活设施、公共活动成为罗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罗马的穷人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共住房，房内没有卫生设备。虽然罗马替贫民们修建了公共厕所，但是贫民仍然使用便捷的便壶，以至于街上随处可见此类便壶，罗马法中曾多次提到这一陋习。穷人的住房拥挤、周围环境嘈杂、犯罪率高，但是穷人仍然能安心于此，并且还有大量的农民心向往之。
虽然如此，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就开始修建宏大的排水渠工程。公元前312年，罗马有了第一条将清洁的水送入城市的水道，此后水道不断增加，以满足罗马居民的各种需求。罗马城在尼禄大火之后，被毁掉了大半，重新规划的城市有更为宽敞的街道，市政官负责监督公共道路的清洁，保证新鲜食物的供应，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的法律被施行，如损害水道、偷水者要受惩罚，禁止洗染店胡乱排水，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等。可以说，在公元前后，罗马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公共卫生推行最为出色的城市。
罗马人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有浴室、竞技场和剧场等。他们可以说是古代世界中最爱清洁的民族了，早期罗马人平均每周要沐浴一次。到了后期，则每天都要沐浴，即便最偏僻的乡下人也天天洗澡。大多数罗马家庭都有浴缸，富裕些的则有浴室套房，但是大多数罗马人还是偏爱公共浴室。罗马的公共浴室由国家建设，专人管理，大量的奴隶在澡堂中忙碌。浴室成为罗马人的一项福利，尼禄所建立的浴室一次可容纳一千六百人，而卡里卡拉所建立的浴室则可以容纳两千三百人。由于气候的原因，很多罗马人患有风湿病，洗浴则可以治疗此病。
在罗马城市的各个公共场所，如浴室、剧场、角斗场、广场中，罗马人享受着丰富的公共生活，并有免费食物与津贴派发。这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生活使得每个罗马民众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罗马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来。每个罗马人都以积极的姿态、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罗马的内外事务。为了谋取民众的支持，政治家们不得不努力对外开拓殖民地，获取大量的战利品和土地，以满足罗马民众那永无止境的欲望。
罗马帝国扩张之后，南到撒哈拉沙漠，北到苏格兰边境，东到里海、波斯湾，西到葡萄牙、西班牙西海岸，无数部落在此定居。在更远的东方，则是印度与汉帝国。为了维持辽阔的疆域，罗马人建设了出色的道路系统，从非洲经过海路，条条大路通往罗马，灾难也正由此而生。在帝国疆域内的偏远地区发生的疫病，经过军队的调度和快速行军，传入人口密集的城市，而当时却没有防治传染病的有效手段。疟疾可能来自非洲，但更遥远的东方，迁徙的匈奴人也带来了威胁。在匈奴向欧洲征服的西迁过程中，也将一些新的传染病传入，而匈奴人自身也遭到了欧洲的疾病侵袭。
麦克尼尔父子认为：“在公元165—180年以后，当时的罗马帝国遭受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瘟疫灾难，帝国人口骤减了大约四分之一。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中华帝国也经历了一次严重瘟疫之灾。造成如此严重灾难的罪魁祸首，应是日趋紧密的旧大陆交际网络，因为正是它各类行人旅客和军队把病菌携带到传统古老界线以外的地区，将致命的瘟疫传入到位于整个交际网络东西两端的那些未曾感染过的人口当中。”
当罗马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权力处于巅峰时，是罗马帝国“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皇帝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161—180）。
在安东尼时代，经过辽阔迂回的路程，运达罗马的丝绸价值重于黄金，但罗马的人们还是恣意耗用，财源滚滚东流。在丝绸之路中，帕提亚人占据了中转地位，获得了丰厚回报，这让罗马人眼红不已。161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去世，养子马可·奥勒留及其副帝卢修斯·维鲁斯继位。趁罗马帝国权力交接之际，帕提亚国王沃洛基西斯四世出兵攻入亚美尼亚。罗马的一个军团前往亚美尼亚驱逐帕提亚人，结果全军覆没。帕提亚军队乘胜越过幼发拉底河侵入罗马叙利亚行省，击溃罗马军队。
帕提亚人成为罗马帝国的大敌，经过与元老院的反复商议后，马可·奥勒留皇帝决定派共治者卢修斯·维鲁斯前往东方，负责对帕提亚人的战事。卢修斯·维鲁斯并未亲临前方，而是将作战之事交给了前方将领。164年，罗马名将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将帕提亚军队逐出叙利亚行省，随后领兵渡过幼发拉底河。出兵之后，罗马军队势如破竹，攻入帕提亚境内。
165年，罗马军队攻占塞琉西亚等地，进行了洗劫与焚毁。166年（东汉延熹九年）罗马暴发了一场大瘟疫，史称“安东尼瘟疫”。就此场瘟疫的起源，有两个传说。一说，共治皇帝卢修斯·维鲁斯在塞琉西亚洗劫时，打开了一个封闭的坟墓，从而释放了疾病。此故事表明，瘟疫乃是天罚，因为罗马人违反了对神灵的誓言，即不掠夺这座城市。第二个故事则云，一名罗马士兵在巴比伦的阿波罗神庙打开了一个金色的棺材，让瘟疫逃脱、扩散。
帕提亚境内蔓延的瘟疫感染了罗马军队。随着罗马军队取胜之后返回，瘟疫开始传入行经之地，从小亚细亚、希腊、罗马扩散到整个帝国境内。
166年10月1日，罗马人为帕提亚战争的胜利举行了盛大庆典。庆典之中狂欢狂醉的罗马人并未意料到随着胜利而来的大瘟疫。很快罗马各个城市被瘟疫笼罩，死亡人数如此之多，每日从罗马及其他城市中运出一车车的尸体。这场瘟疫让数千贵族丧命，皇帝下令用公共开支支付平民葬礼的费用。“就在波斯进行的战争得胜之后，罗马乃至全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绝大部分居民，连同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因虚脱而死。”
希腊医生盖伦（129—216）目睹了这场大瘟疫，并留下了对这场大瘟疫的描述，故而此场瘟疫也称“盖伦瘟疫”。他在《人体各部位的机能》中记载：瘟疫初起时的症状为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腹泻。感染者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是化了脓。他推测很多病人在出皮疹时就已死去。
其中一个例子说，在第九天时，有一名年轻人轻微咳嗽。第十天，咳嗽加重，并有许多痰。咳嗽多日后，痰中带少许鲜血，转为夹带部分膜状物。盖伦描述，此病的其他症状是消化道问题，特别是腹泻与黑便。他观察到，如果大便很黑，病人就会死亡。
感染者患上这种疾病，病发持续大约两周，并非所有感染这种疾病的人都会死去，幸存下来的人获得了免疫力。根据盖伦的描述，有现代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影响罗马帝国的疾病很可能是天花。
安东尼瘟疫中的病症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无疑瘟疫来自东方，并且使人的皮肤化脓。现代研究者认为，这种流行病很可能在166年之前不久已在中国出现，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蔓延，通过贸易船只传播。在165年末至166年初的某个时候，罗马军队在围攻塞琉西亚（底格里斯河上的主要城市）期间接触到这种疾病。
安东尼瘟疫使罗马帝国丧失了百分之十的人口，总死亡人数在五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人之间。在安东尼瘟疫之中，罗马军队的战斗力遭到重创。瘟疫暴发时，罗马的军队由二十八个军团组成，总人数约为十五万人。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准备充分，但传染疾病摧毁了他们。瘟疫占据了很多省份，控制了罗马，几年之后，情况更糟，罗马军队几乎灭绝了。
由于缺乏可用的士兵，马可·奥勒留招募了任何能打仗的人：被释放的奴隶、日耳曼人、罪犯和角斗士。角斗士的征用导致国内比赛减少，这让罗马人民感到不安，在压力之下，他们要求更多娱乐，而不是减少娱乐。167年，日耳曼部落在持续二百年的战斗之后，首次越过莱茵河。日耳曼人的不断攻击，导致了罗马军队的衰败，这与经济衰退一起，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瘟疫之中，人口大量死亡，不但减少了军队招募的新兵，更减少了商人和农民的数量。在罗马帝国最迫切需要增加军事开支时，帝国的财税收入下降。农民减少，开垦的土地也随之减少，导致农场产量减少，进而影响财税收入。工匠、商人死亡，意味着商业减少，产品减少，这阻碍了经济。而瘟疫的持续蔓延，商人和金融家的缺乏，导致罗马帝国的国内、国际贸易中断，经济越发衰败。
瘟疫对晚年的马可·奥勒留皇帝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的《沉思录》中，他将瘟疫与人性的恶和判断力的缺失相比拟。瘟疫旷日持久，持续了二十年，此后逐渐减缓。最后一批受害者中，有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他在感染疫病七天后死去。为了避免疫病传染，他拒绝见儿子最后一面，死时留下遗言：“不要为我而悲伤哭泣，想想那些因为瘟疫和疾病而死去的人。”
189年，康茂德皇帝即位之后，瘟疫又一次大规模暴发，再次冲击了罗马帝国。此次瘟疫情况更烈，一说认为罗马城中，一天有五千人死于瘟疫。罗马城内拥挤不堪，因为城市中接纳了世界各地的人，人满为患，瘟疫不可遏制。在医生建议之下，皇帝康茂德离开罗马，前往劳伦特躲避。这场瘟疫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人丧命。
康茂德瘟疫与安东尼瘟疫不同，有说法认为，康茂德瘟疫来自民众在家中囤积粮食，囤积的谷物吸引了老鼠，老鼠携带的淋巴腺鼠疫杆菌传播到人类中，导致瘟疫暴发。原来，罗马帝国开拓之后，帝国粮食供应稳定，但粮食市场通过垄断，以高价剥削消费者。于是罗马民众纷纷私下囤积粮食，散布在城市中的各个粮仓最后成了鼠疫的暴发地。
安东尼瘟疫彻底改变了罗马帝国的走向，陷入恐惧、绝望中的人们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宗教之上，而不是皇帝。基督教迅速传播，此后不断扩大，最终主宰了罗马帝国，被定为国教。瘟疫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军队，为了寻求兵员，官方开始大量使用外族进入军队，导致军队结构发生巨变，外族主宰了罗马。
安东尼瘟疫的暴发与同时期东汉桓灵时期（147—189）伤寒病肆虐在时间上吻合，延熹四年（161）、延熹五年（162），东方的汉帝国都持续发生大疫。桓灵时期中国的疫病虽无确证是天花，但西方当代就安东尼瘟疫是否确定为天花也存在颇多争议。就在166年，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帝国暴发安东尼瘟疫时，东汉也暴发瘟疫，“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
值得注意的是，此年东西方两个帝国发生了接触。在罗马人看来，Oriens（东方）乃是神奇之地，出产诱人的赛里斯，因此迫切地想要与东方取得联系。2世纪下半叶之前，罗马与中国之间的丝绸贸易需要经过大月氏、安息，至叙利亚进行中转。至公元162年（桓帝延熹五年），罗马大破安息，可经由海道前往中国。
165年夏，马可·奥勒留皇帝所遣使者（一说为叙利亚商人）登上商船，前往东方的“赛里斯”（即中国）。中方记录，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安东尼）所遣使者经海路，取道日南（今越南中部），抵洛阳进谒，“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但汉帝国对于大秦使者所献礼物很是失望，“其所表贡，并无珍异”。而在传说之中，大秦（罗马帝国）拥有无数各类奇珍异宝，若金银、珍珠、珊瑚、琥珀、琉璃、金缕罽、杂色绫、火浣布等无所不有。《史记正义》引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此番大秦国却只献上了一些不是特别珍稀的礼物，这让汉帝国大为失望，转而怀疑使团的真实性，对与大秦来往失去了兴趣。此后罗马陷入了瘟疫带来的巨大混乱之中，无暇再与东方的汉帝国进行联系，而东汉也陷入了持续的混乱之中。
至三国混乱时局中，东吴黄武五年（226），有大秦商人秦论，取道交趾，来到中土。吴国都城此时在武昌（湖北鄂州），孙权对于大秦国很是好奇，详细地询问了其风土人情。秦论在中土停留了很长时间，嘉禾六年（237），丹阳太守诸葛恪讨伐山越，俘虏了“黝歙短人”。此时孙权已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秦论随同前去，看到了战果，秦论又称，从未见过“黝歙短人”。至秦论回国时，孙权送了山越男女各十名给秦论带走，又派刘咸随同秦论回国。但刘咸在途中去世，秦论一个人返回大秦，此后再无下文。
【摘自：《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袁灿兴/著 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