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蔓延，大地、空气、河流，处处充满着死亡的味道，弥漫着焦躁的气息。在绝望的人群之中，总有个别人挺身而出，他们奋力挣扎，想把人类从疫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让人类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总结经验，以身试药，推动了医学与人类文明的前行。东汉末期，产生了如张仲景、华佗等名医，在后世，他们医者仁心的传奇故事一直被传诵着。
事实上，西汉时期的医术传世并不多，但在当代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中，都有医书发现，足证当日医学正处于发展之中。至于被视为传统医学开山之作的《黄帝内经》，学界一般认为是在西汉中晚期成书。此书对先秦时期的医学经验做了总结，补充了西汉时期的医学发展成果。它结合黄老之说，形成了中医的阴阳五行、脉象、经络等系列学说。在书中，不仅记录了系列病因及防治措施，还记载了传染疾疫，如肠澼、热病、黄疸之类。就疾病之因，书中提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至东汉末年，疾疫暴发更加频繁，巫觋治病盛行，江湖术士行走江湖，以符水之类治病，被民间崇拜。汉代王符的《潜夫论》对此大加批判，认为：“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认为，得病之后，不能指望巫觋：“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不过王充、张仲景并不能唤醒当时的人，“举世昏迷，莫能觉悟”。
张仲景是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人，根据他的回忆，其家族有二百余人，这在当日乃是大家族了。张仲景年轻时，敏而好学，闻名乡里，品行也佳，被举为孝廉，可以出仕为官。举孝廉是很难得的资格，汉代二十万人口的郡国，每年只能举荐一人。二十万人口以下的郡国，每两年举荐一人。人口不满十万的郡国，每三年举孝廉一人。据后人记载，张仲景曾担任过长沙郡太守，但此事缺乏详细记录，很难确认真伪。
张仲景本可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但桓灵之世灾疫横行，张氏宗族也被冲击。建安年间，疫情持续，不到十年时间，张氏有三分之二的族人死去。为了拯救族人，拯救世人，张仲景开始自学医术。阅读《史记》时，对名医扁鹊，张仲景很是赞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当日南阳有一人，名何颙，善于点评时人，他曾点评张仲景：“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此条记录，明显为后人所编造，不过也可以看出张仲景弃仕入医的经历给当时人的冲击。在当日，“巫医乐师百工”都是不入流的职业，士人多数不愿意为之。张仲景曾感慨：“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至于民间的医生则将医术作为传家之本，因循守旧，不思突破。张仲景四处寻访名师，曾拜张伯祖为师，得到指点，其医术不断提升，逐渐超越老师。他在医学史上的贡献在于，总结往日经验，结合当时实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他也知道在医术的道路上尚有很多可供探索之处，故云：“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伤寒杂病论》一共十六卷，在后世的战火中多有损毁。到了西晋，太医王叔和将其残卷整理成十卷《伤寒论》。王叔和收集了《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部分，但缺漏了杂病部分。北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残书中发现《伤寒杂病论》节略本《金匮玉函要略方》，共三卷，上卷论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及妇科病的治疗。北宋神宗年间，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校修《伤寒论》，根据王洙所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将中、下两卷又校修为《金匮要略》，署名为汉张机所作。
《金匮要略》中介绍了疟疾、黄疸病、霍乱等传染疾病的成因及应对方法，如：“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急治之，宜鳖甲煎丸。”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食物，张仲景主张要注意清洁卫生，“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发展出了完整的诊治体系。该书收录的方剂保存下来的有三百余种，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中。在药物学上，张仲景也提出了各种中药的加工制作方法，迄今仍被沿用。在针灸、温病、护理、养生、防疫等领域，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理论。
早先古人在探讨医学问题时，如《黄帝内经》《太素经》等，主要以阴阳五行及五运六气等来说明抽象的医学问题，其中空想的成分偏多。张仲景儒生出身，受古文经学不语怪力乱神影响，主张无征不信的医风。所以张仲景在著述之中，特意不用道家的名称，不涉神仙之说，其方皆以某药命名。至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一出，传统医学摆脱了玄奥抽象的空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出了系列具有实效的医疗方法。
明崇祯五年（1632），有人曾在南阳县东郭门外挖到一块石碣，其上铭文为“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乃东晋咸和五年（330）所立，出土之时距离张仲景去世已有一千余年，显然是后人所立。张仲景对于各类疫病的研究，提供的药方，在当时与后世救人无数。因他在医学上的巨大成就，被后人尊崇为“医圣”。在当时，医者乃是不被社会重视的职业，张仲景能被称为“圣”，显然得到了世人的普遍尊重。
晋代名医皇甫谧曾说：“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可见，在当日华佗与张仲景是并称的，但《后汉书》《三国志》中华佗皆有传，正史中却无张仲景的记载，仅在皇甫谧《甲乙经·序》中保留了一些零星记录。其中原因，约是张仲景远离权力，效力于万千平民，不为史家重视；华佗则被权力看中，被逼服务于曹操，故而存记于史，又被后世加工，颇多离奇故事。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就是今安徽亳州人。华佗曾在徐州等地游学，兼通数经。他也曾一度被举为孝廉，但他如何转入学医，其过程则不为人知。与张仲景主动从医不同，《三国志》中记载，华佗曾自称：“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汉书》则说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由此可见，华佗对以医为业并无什么认同感。也正因此，在行医时，他表现得极为孤傲，乖戾难处，时常一言不合，转身就走。乃至面对权势人物曹操，华佗也不肯低头，最后因此身死。
在当时，华佗精于外科手术，他在手术前会给病人灌下麻沸散，也即当时的麻醉剂，病人陷入昏迷状态，毫无知觉。此时华佗切开患者腹部进行手术，再加以缝合，涂抹药膏，月余就能痊愈。美国人拉瓦尔认为：“阿拉伯医家知用一种吸入的麻醉剂，恐从中国人学来，称为中国希波克拉底的华佗，很精此种技术。”事实上，在马王堆帛书之中就有“令金伤毋痛”方，应该是有记录的最早的麻醉方，因此在华佗所处时代有麻醉剂并不为奇。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曾患有头痛疾病，备受其苦，每次发作，心情烦乱，头晕眼花，于是请华佗来诊治。华佗以针刺鬲（膈俞穴），头痛之病随即就治好了，这也是精通针灸术了。但曹操的头痛病无法根治，必须华佗随时诊治。此时华佗不想长期留在曹操身边，就找了个借口溜回家。曹操再三征召，华佗以妻子生病为由，不肯应命。
曹操遣人前去查看，下令如果其妻真的生病，便赐给他小豆四十斛，给以假日；若华佗撒谎，则将其收入狱中。曹操倒也不是乱来，汉代有一条法律规定，“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华佗谎称妻子生病，最终被抓捕入狱，而诈称疾病的处罚很是严重，重则处死，轻则为奴。
华佗入狱后，荀彧帮他说情：“华佗医术过人，可以留他一命，佗术实工。”曹操一则对律法比较看重，二则恼恨华佗不给面子，恨恨道：“不用担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曹操以为，华佗医术虽精湛，并不是不可取代。于是华佗在狱中被活生生拷打致死。事后证明，华佗确实是不可取代的一代神医。后曹操爱子曹冲于建安十三年（208）染疾病故，曹操叹道：“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张仲景以《伤寒论》一书影响后世，华佗却无著作存世，只以擅长手术闻名。但在唐人王焘所撰《外台秘要》中，华佗被列入“伤寒八家”，可见华佗的医术不单单局限于外科。他的著作多已散佚，有托名华佗的《华氏中藏经》存世，该书涉及了阴厥、劳伤、中风偏枯、脚弱、水肿、痹证、痞证、瘕、积聚等病症，旁论外科常见的疔疮、痈疽等病症。有一说认为华佗有治霍乱之方，并以此术传其子，故外人不得而知。
通过各类零星的记录，也可见到华佗在医学上的造诣。就当日流行的伤寒，华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伤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华佗创造出五禽戏来提高人的体质，增加抵抗力，对防治各类疾疫也起到一定作用。
对于传染类疾病的防治，华佗也有心得。他发现用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人体身上的寄生虫常会带来各种疾病，华佗对此也有认识。他曾在路上遇见一个患有咽喉阻塞症的病人。华佗判断这是寄生虫引发的病症，建议病人到路边向卖饼人取三升“萍虀”饮下，病自当去。“虀”是一种味道很酸的泡菜，病人吃了“萍虀”后，不久果然吐出一条蛔虫，病症也消失了。广陵太守陈登染病，华佗让他服了二升汤药，吐出了大约三升虫，疾病随即也就痊愈。
由于华佗医术的神奇，当时人误认为其医术有神仙方术的内容，乃至其人也被视为术士。荀彧为他说情时，认为他的医术“实工”，已认识到华佗与术士的区别。后世围绕华佗，创造出颇多神异故事，乃至各地设祠祭祀，视其为神。不过就华佗其人的真相，后世有颇多猜测，1930年，陈寅恪发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检天竺语“agada”乃药之意，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则“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适相应，其省去“阿”，发音类似华佗。此后学者从此思路出发，乃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华佗的外科手术来自印度。到了1980年，日本学者松木明知认为，华佗乃是来到中土的波斯人，“华佗”乃是波斯文，意为主或神，华佗不是名，而是尊称阁下、先生之意等。此后亦有学者研究认为华佗乃是印度人云云。
毫无疑义，华佗乃是中国人，其医术是否受印度、波斯影响，并无直接证据。但华佗所处的时代大疫频发，人们对于医术有着迫切的需求，这个时代也产生了诸如华佗、张仲景这样的名医，他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医学发展的基石。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丝绸之路仍然畅通，各国保持往来交流，其中必然也有医术的交流。在交流之中，异域医术自然会对中土医术产生影响，只是这一切还缺乏直接证据，需要通过各类旁证来加以推测。
一部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也是不断对抗疫病的历史。总结经验，寻找诊治疫病的方法，缓解人类的痛苦，过上健康的生活，这是自古以来医者的使命。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被记录、传颂的主要是帝王的征服、名臣将相的功德乃至名士的雅事，若张仲景、华佗这样的医者，他们对疾病的征服，往往系着人类的整体发展，其影响超越了时空，其功绩亦超过了帝王将相。
【摘自：《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袁灿兴/著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