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让能是一位有着良好文化、理论修养“,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原在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

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担任实职。

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他们烧饭,她是个善良慈祥的农村妇女。几天来,钱让能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

“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钱让能一个孤老太婆了。”

“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知今后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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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让能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

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

钱让能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

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钱让能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钱让能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钱让能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

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

所有农户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全大队十多个食堂钱让能都去尝过,每人每餐只合二两多点秕谷,没有蔬菜只好在河里捞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

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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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社员偷偷对钱让能说:“这点吃的,没法填饱肚子。如果允许他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

“但是生产队设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钵,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

更严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标准的伙食,以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

晚稻、荞麦收成无望,各队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员吃粮没有着落……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

起初,钱让能参加参加社员大会时,一眼望去,队伍里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极少。

后来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

两位下放的医生如实告诉钱让能:“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那点食物也都让给自己的娃娃们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

特别是五星生产大队董家小队,这里“五风”带来的流离、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

有些老人告诉钱让能:去冬今春这个小队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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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最多的一天,这个小队死了8个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和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当时,钱让能以为徐桥公社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但是后来了解到,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农村问题到处都很严重。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包产到户”——即直接把大队的土地分给村民耕种。

钱让能所在的公社、大队迅速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包产到户”推行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他们预料。

首先是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东方刚刚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

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耕种;连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都有人扛回来修好;

农民们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毁坏了的小型水利设施,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他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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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钱让能十多年(除上改外)来第一次见到。

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

钱让能住在韦屋小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少的也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

田头地角的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包产到户”的决定。

为了使“包产到户”继续实行下去,广大农民免受折腾,钱让能毅然决然上书中央,如实反映民意实情,直陈己见。

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能拍板的只有毛泽东主席。所以钱让能想要上书就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