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克念
吴文化探讨中最重要的课题，当属清初苏州突然崛起的原因和动力，究竟在哪里？研究苏州地方史和苏州文化史，这个问题无法回避。“苏州如何优秀”的前提应该是“苏州为何优秀”。或许是行业产业的规模效应令苏州能够短时间集聚资本和人才，或许是对外全面开放使得苏州获得了起跳所必须的资金池。
这才是苏州文化在线性发展中既有多元面相又能旨归如一的物质保证。这就像改革开放使得苏州在新时代又一次崛起一样，我们才能安然自得地讨论苏州如何进行“长三角一体化与江南文化高地建设”。
一，苏州的政治、行政和地缘
01. 明代苏州的政治地位
元代的南京叫作“集庆”，朱元璋领兵攻下之后，改名“应天府”。当时朱还算是小明王韩林儿麾下的一名高级将领，但“应天府”之称暴露出其不臣之心。因为北宋曾设应天府（于商丘），定为南京。
也就是说，凡叫这个名字的地方，隐然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另一个首都。果然，朱元璋自立为皇帝而创建明朝后，定南京城为首都。有明三百年间，南京（也就是应天府）一直是全国事实上或名义上的首都。
朱元璋去世后其嫡孙建文帝继位，没几年就被叔父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赶走，不知所终。（后来有研究说他长期隐居于苏州木渎的穹窿山，托庇于道衍和尚姚广孝而善终，这是后话。）朱棣曾封为燕王，长期坐镇北平，对那儿比较熟悉。其篡位后，逐渐将政治中心北迁，将北平改名为“顺天府”，定为北京。
此后明清两朝，北京一直以“顺天府”的名义而成为中国的首都。
朱棣的临时性迁都到他儿孙手里逐渐固定，于是，应天府仍作为陪都而设六部等中央政府机构。朝廷将其畿辅重地设“南直隶”，以拱卫南京。
为管理南直隶这块广阔又富饶的长三角区域，朝廷设立两位巡抚，所命名的依据是朱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凤阳巡抚和应天巡抚。实际上凤阳巡抚的驻所是今天的泰州。而因为南京也算是陪都所在地，不应再设省会，因此应天巡抚的驻所改到了苏州。
南直隶的整个行政辖区，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安徽、江苏、上海。凤阳、应天二巡抚，正好“划江而治”，一北一南。也就是说，凤阳巡抚的管区是今天江苏和安徽的江北部分，应天巡抚的管区是今天的苏皖江南部分和上海。
到明代中后期，除了官方文件，“应天巡抚”这个名词已经渐渐消失了，民间一般都称之为“苏州巡抚”或“苏松巡抚”——“松”就是松江府，同样是经济实力能够同苏州比肩的吴越重镇。
就行政区划来说，明朝的苏南皖南算是一体。按照自然地理来说，由徽州山区而进入平原，一般都会沿新安江北上到达杭嘉湖，因此，杭州同徽州的地缘关系理应更加亲密。
但是，由于明代的徽州同苏南算是同一省份，因此，大量徽商循此政治地理界限而迁居苏州，一直到清代还是决定苏州经济命脉的重要力量。这是政治（行政）地理高于自然（人文）地理的显然的例证。
02. 清代苏州的政治地位
到了清初，朝廷当然要废除南京的首都地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应天府”也只能改为江宁府（从此，“南京”只是个民间习称而不再是官方称呼）。既如此，“南直隶”也就改称为“江南省”了。清廷在南京设总督，总绾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政民政事务，被通常称为“两江总督”。
到康熙六年（1667）朝廷分江南省为二省。西半部有安庆府徽州府，因此叫“安徽”；东半部有江宁府苏州府，因此叫“江苏”。但是，在官方文件中，“江南省”虽一分为二却并未废除。理论上来讲，苏皖在清朝并不是单独省份，不过是“江南省江苏部分”和“江南省安徽部分”罢了。
在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的同时，应天巡抚也改名为江宁巡抚，驻地仍是苏州。到1667年江南分省，江宁巡抚也改为“江苏巡抚”。朝廷仍然一因其旧，还是管理今天除了南京以外的苏南部分和上海市。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的江苏巡抚只是半个省长，一直管辖的就不过是半个江苏。
在光绪之前，一般总督以军政为主，切实管理民政并还只管得到半省民政的，只有两江总督；同样，作为巡抚而只有半省民政财政管辖权的，也只有江苏。也就是说，苏州在明朝是南直隶的省会之一，清朝是江苏省的省会之一，六百年来，不过维持着“半个省会”的命运。
这是因为，苏南在政治、经济、贸易、民生、财政、文化上，实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州一向是状元渊薮，翰林之乡。明亡之后，许多士大夫不愿出仕，成了“遗民”。而清朝政体毕竟循前明惯例，以文治为主，地方主官多为读书种子，对于这些遗老遗少颇为敬重。
这就使得朝廷对于苏南一直疑虑重重，认为非派精明干练之大员不足以镇住局面。而文网严密则必须集中能量，因此，苏抚有限的时间精力就只能管理苏南一隅了。
就经济方面来说，随着海外贸易的成熟深化，由欧洲商人带来的银元逐渐代替之前的铜钱和白银，成为乾隆末年苏南的通用货币。
对于这新生事物，朝廷一方面保持谨慎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必须保持密切观测，以避免银元、铜钱、银两三者之间的兑换失衡导致米价飙升，影响全国的民生民心。因此，也需要那些精通财政的能吏坐镇苏州而监控苏南。
江苏这种“划江而治”的格局贯穿了整个清中后期，强化了南京和苏州各自的省会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江苏各地的“省籍认同”。较之远在长江以南的苏州巡抚，江北各地显然更亲近南京省城；同样，苏南人民对江北府州既无交流接触，也就谈不上好感恶感了。
03. 明清苏州的经济地位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来自宋末的俗语标记了苏州的历史地位。“杭”其实应该是“行”，也就是“行在”，即“临时首都”的意思。也就是说，南宋两座最重要的城市是杭州和苏州，前者为政治中心，后者为经济中心。
按照日本的亚洲学专家宫崎市定的理解，从这一刻开始，启动了一直到1860年的中国“双城时代”，而苏州，永远是东亚的财经工贸首都。
宋元先且不论。明初一百年，苏州衰敝败落，只是文教日趋兴盛，到正德年间，有了一座江南小城应有的繁华清雅，也出现了“明四家”“吴中四才子”等文化领军人物。但是，此时江南，经贸中心是松江，社会中心是嘉兴。
松江是全国棉织品的供应地，而嘉兴则是吴语区的标准音所在地。苏州文脉绵延，且因是苏松巡抚的驻地而成为江南的政治中心。但论及财富规模，要到明末才能略胜同侪。
进入清朝，经贸史上接连发生重大变化。先是，日本宽永十年（1633）开始发布的五道《锁国令》，到明清嬗代之际正好完成闭关。如此，中国同西洋的丝茶贸易就脱离了日本中间商的掌控，而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
到清康熙廿三年（1684），朝廷开放海禁，松江府的大量资本转注至上海县的南北海运，而苏州的洞庭商帮则趁机掌控了全国内陆销售点，为今后的商路金融化铺平了去路。
与此同时，江南市面上出现了两项可堪研究的史诗级现象。一是西班牙银元替代银两，成为民间通用货币；一是苏州似乎一夜之间吸收了周边城市的能量、人才、资金，一跃而成为东亚最庞大和重要的经济都市。
04. 明清苏州的人文地位
苏州的魅力，尤其是文化魅力不仅在于其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于五百年来传承至今的业务惯例、人文规训和伦理教条。
众所周知，苏州是科举大城，但工商业的长期发达，使得吴地人民在子女培养和职业选择方面，并不以科考为唯一归宿，而是划出一条明确的发展方向：
“一读书，二学医，三开典当，四织机。”
读书，不仅指的是科场八股，高头讲章，也指对于经史子集等传统学问的进一步研究。清代中叶，苏州就是乾嘉学派重镇。
学医，指的是自然科学的探索学习。这使得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后，苏州士子非常没有惊惶失措，反而有了更宽广的出路。比如木渎镇在三十年代，就同时出了两位著名昆虫学家，严家显和柳支英。
典当，指的是金融业的实务运作。二十世纪初，苏州因为各种原因汇聚而进入长达百年的大衰落时期，但金融业依然旺盛，有“存款码头”之称。
织机，指的是手工业和工业建设。改开以后确立的“苏南模式”，在文化意义和心理意义上，就是苏州农民对于当时织机业的记忆和回溯。
在重视应试教育之余，还重视素质教育，并且不放弃对少年儿童进行自然科学、金融业、工商业的兴趣培养和实务训练，这使得苏州的青年人仅仅从职业培训看就能文质彬彬、文武相济。既没有书呆子的迂腐古板，但又从不或缺温雅清隽的书卷气。
这是事业通道中所成功的必然要素，也是苏州人作为个体存在能够得到外界信任和喜爱的必备条件。
任何文化的基础是“人”，任何文明的基础是同类个体抟造的价值传承。一座城市的亲和力和发散性，不仅在风物更是在人情，在群体的可爱和价值观的传递，在对于外界和后人具有可操作意义的同时，还有着永久的示范效应。
05. 明清苏州的地缘地位
苏州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历史特征，非常固执地在五百年间体现出内核强硬的价值观和操作理路。但，苏州本身又兼容并蓄，既吸纳人才，也输出人才。苏州是熔炉，也是学校，是文化的归结，也是文明的起点。
明代的苏州，是长江南岸从徽州到松江的广阔辖区的首府，因此大量徽属六县的商人源源不断进入苏州城区；清代的苏州，又是江苏巡抚驻地，因此属官幕僚也纷纷借此寓居本地。这是五百年来苏州人才流入的大宗，前者以贸易商为主，后者以士大夫为主。
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这是对中国明清最著名的两大商帮的生动写照。其中徽帮的最大集聚地就是苏州，甚至有富贵双全者，比如“贵潘”家族；而洞庭商帮即起源于苏州太湖东西山，也是晚清以后向外地（尤其是上海）作人才输出的最大团体。
清代一直以徽帮和“山上帮”（即洞庭商帮）对称，殊不知，这两大商业团体的交汇点，就在苏州。
苏州向全国输出人才的另一部分是莘莘学子，其科考通籍、功成名就后外放各地为官，将传统文化的精髓点滴渗透到各自的工作领域。这一名单很长很长，仅同光年代围聚在冯桂芬四周，就有陆润庠、叶昌炽、王颂蔚等人。
苏州，正是集历史之长处，集时代之长处，集各地之长处，如今，又将集世界之长处的风水宝地。其文化外延愈加柔软，其文明内核愈加坚硬。回顾文化的意义和文明的构建，让我们尤其振奋。
所有的盛世成就既在于因缘际会，也在于人的努力，这就是认识传统苏州的全部意义。这使得我们确信，即使会因为时事暂时衰落，但苏州一定会再度崛起，成为东亚最伟大的城市。
二，苏州的屡败屡成背后的因果
06. 兴盛与衰落
几乎每位游客对于苏州都有独特的认识。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民风软糯，园林之都，此固然是常态；
还有人知道这里是唐伯虎和申时行的故乡，曾经才子荟萃，翰林如林，状元宰相，文采风流；
如果是经济学家，则会想到当前苏州的经济总量已经以普通设区市之身份而直逼计划单列市乃至直辖市，骎骎乎一线城市的行列；
历史学家则知道，自北宋以来，苏州的稻米生产即是维持王朝生存的生命线；到明清两代，其工业贸易地位雄踞东亚之冠，同北京合称为“双城”。
而这一切的起源，竟然是一场悲剧带来的衰败。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没落严重影响了苏南浙北的经济走向和人文构成。
仅就人口来说，据同治四年（1865）的统计，苏州府总人口二百五十万；而在之前的道光年间，则高达六百五十万之巨，人口密度全国第一。
当时，整个清王朝都从“盛世”的迷梦中跌落下来，后来的“同光中兴”也未能挽救苏州于绝境。外延萎缩，内核嬗变，苏州成了一座与世无争的后花园，似乎只是下野政客和过气武夫漫不经心的暂留之地。
然而，因缘在不为人注意细微处悄悄凝聚，沉淀于航船，沉淀于闾巷，沉淀于人心。苏州，静静地等着历史赋予的下一次机运的来临。
苏州并不是从来都是富庶之地，其所有的成就与辉煌都来自于不同时代的苏州人不断开拓进取的结果。如果对苏州经济发展作细密研究，就会发现其地方史曾经历了“三个衰落一百年”，即在明清两代，苏州有过三次大起大落的阶段：
第一期衰落，从明朝初年直到成化年间的一百年；第二期衰落，清初一百年，直到乾嘉年间开始再度繁荣；第三期衰落，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1860年，太平军和清军在苏南浙北的鏖战使得苏州经济全面崩溃。传统地主出走盐城、扬州等兵灾尚未波及的区域重新置业，而对近代市场经济更为敏感的金融业人士和士大夫们则前往上海租界避难，并藉此开创新的事业。
事实上，自1863年李鸿章收复苏州以后，本地的经济有所复原，尤其是盛泽的丝织品出口逐渐恢复到原有水平。但是，到了民国初年，苏州的经济又开始急剧滑坡，从此一蹶不振，一直到三四十年前才慢慢复兴。
07. 衰落的因果
其中原因很多。从社会习俗来看，观念面过于自我封闭。在漫长的年月里，苏州人总结出了非常有效的职业企划来启示和培训后人，这些经验有着实际的成果，但也会变作成见而制约苏州人更长远的判断。
尤其以典当业为代表的银钱业和以织机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历代累积了严密甚至苛刻的行规，一旦深入其中，就很难于观念上进行现代化转型，不像无锡和南通，反而能够迅速赶上时代潮流。
从政府战略来看，苏州错失了洋务运动的机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李鸿章在戡定太平军后于江苏有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重建运动。
由于当时苏州基本上已经“十室九空”，因此在当地主要是招抚流亡，复振农业，以民生为第一要务而并非发展工业，于是李氏的洋务运动将眼光投向了相对稳定繁荣的上海。
苏州错过了这次国家资本主义对于经济生态的强行改造，只能靠缓慢的民间资本积累来自发地进行产业升级。
从人力资源来看，苏州人才向上海倾斜。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繁盛，最重要是能否实现人才、现金、物品的高度集聚和快速流动。上海华洋杂处，因为有租界的存在而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和自由，因此对于具有长远眼光的商人而言更容易经营，对于想创业发家的年轻人而言也更有发展机会。
从政治地位来看，苏州不再是江苏省会。1913年9月，江苏省都督府由吴县迁至江宁县，标志着苏州从此丧失省内首府地位。
由于断了地方政府财力的雄厚支持，也因为金融人才不断流向上海，使得苏州本地老式钱庄继续因循守旧，新式银行迟迟无法建立，失去了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的动力和能力。
当时苏州的银钱业并不担忧资金来源，因为本地的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所以农业和商业非常旺盛，殷实农民的地租收入和城内富商的营业收入是钱庄存款的基本保证。
但是，放款方向却不在本地，因为到清末，苏州已基本没有值得投资的手工业家庭作坊，更别说现代工业了。
苏州的手工业中，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地位曾无可取代，但清末以来，前者的地位被洁白细腻，价廉物美的“洋布”所取代，而后者则受到了欧洲“人造丝”的冲击。
本来，苏州丝绸的品质为世界第一，“丝细而软，色泽光滑纯净”，因而行销极广。1880年，受到太平军冲击的苏州丝绸业基本恢复产能，有织机九千架，年销售额六百万两，从业人员十万余人。
但1889年法国科学家终于将硝酸纤维工业化生产，价格低廉的“人造丝”面世。这种人造纤维夹杂在劣质蚕丝中纺织，能够使得绸缎细腻柔软，又坚韧耐磨，这给了中国的丝织业致命打击，从此苏州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工业和手工业存在。
08. 三县同城的苏州
在行政区划的设置上，似乎也能触摸到苏州越来越低弱的脉息。自初唐以来，苏州就有两个附郭县：吴县和长洲。因此本地长期有句戏言，“长洲不让吴县，吴县不让长洲”。
到雍正年间，随着经济发达乃人口膨胀，朝廷将长洲一分为二，北部仍因旧名，南部则为“元和县”。一府竟有三座附郭县，这在中国历史上，唯独苏州有此殊遇。
有趣的是，如今繁盛蓬勃的苏州，其市区划分暗合当年用意。比如，吴中区差不多就是吴县；相城区差不多就是长洲；工业园区差不多就是元和；至于虎丘区，则是将长洲的西南部和吴县的西北部拼接而成。
到清末，苏州仍然维持三县的架子，但今时不同往日，一座不复当年盛况的小城仍然由三套完全独立的政府班子来管理，官方都觉得有点啼笑皆非。于是，一些行政项目就三县合并，共同举办，比如科举。
到1912年民国肇造，官方索性名实相副，将三县合一，统称为吴县。这当然是机构精简的好事儿。但问题在于，官方还裁撤了原本负责太湖治安的太湖厅、靖湖厅。
这二厅基本业务就是剿捕出没无常的湖匪，保证湖岸居民，尤其是东西山、香山、光福等地富户的安全。如今二厅废除，治安既不得保证，那么原本就风急浪高的太湖更加不是坦途了。
不过，洞庭东西山的商民对于太湖靖湖二厅的撤销，并不感到十分不便，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那些横穿太湖的商路航线，现在越来越少涉足。这些洞庭商帮的后人，也正在经历又一次事业的转型。
09. 洞庭商帮的缘起
摊开任何比例的苏州地图，都会发现一条半岛伸向太湖。半岛北端是木渎，往南依次为横泾、浦庄、渡村，南端则是东山镇。同半岛紧邻的小岛即是西山，东西山一向合称为“洞庭山”。
清末的苏州，木渎是吴县西郊最大的集镇，横泾是稻米产地，而浦庄、渡村则是酒业基地，负责全苏州的米酒供应。东西山也算是诗礼传家的花果之乡，所谓“月月有花，季季有果”，至今仍是风光游览和瓜果采摘的一体化休闲区。
然而，洞庭山对于当时后世影响最大者，并非农产渔获，甚至不是翰林宰相，而是名震中国经济史五百年的“洞庭商帮”。
在公路不通的旧时代，洞庭山的百姓同外界的沟通只能是舟楫往来。
如果以水路来衡量东西山在地图上的位置，会发现其地交通非常便利。据晚明苏州人冯梦龙研究，东西山正处于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水网枢纽。
往东可达长洲、松江、上海，往南可达乌程、南浔、湖州，往西可达宜兴、无锡、江阴，往北可达常州、滆湖、晋陵。如果沿大运河北上，可达淮扬齐鲁；如果溯长江而西，则可游历荆楚三湘。这也正是洞庭商帮的商路所在。
明清两代最富有的地区是苏松二府，苏州主要出产生丝绸缎，松江主要出产棉纺织品。洞庭商帮贩运的是后者，将松江布匹运至天下，又将各地（尤其是两湖）的染料靛青运回，卖给纺织业者。后来东西山人颇有移居湖南者。比如湘潭著名学问家叶德辉的祖籍，就是洞庭东山。
随着商路拓展和货如轮转，为其转账现金的钱庄自然而然随之产生。于此，差不多就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洞庭商帮的业务指向发生了分化：西山人以移民外地居多，安居乐业，进学做官；东山人则大多转行金融业，不是经营钱庄，就是进钱庄为小学徒。
10. 钻天洞庭
1843年，上海开埠，一个东山人悄悄进了租界谋生，他叫沈二园。当时同洋人有生意交往的华人，中介掮客是广州人，运输业者是福建人，本没有江浙人的饭碗。不料太平军逼近江苏，引发了小刀会的反清起义，参加者都是闽粤人士。
迨起义失败，无论洋人还是清政府尤其对广东人都报以偏见，认为他们是洪门存在的根基，不得再于上海立足。于是，那些先期已经落脚的洞庭山人氏和宁绍帮人氏填补了他们留下的业务空缺。
到那个时候，东西山人才真正称得上“钻天洞庭”，因为他们掌握了为洋行和外资银行服务的先机。
沈二园站稳脚跟后，将自己的外甥也带进洋场，他们就是席家兄弟。席正甫自幼跟着家人在江浙一带钱庄做学徒，后因太平军起，烽烟弥漫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前洞庭商帮熟悉的商路和经销点全部断绝毁灭，于是席只能转而投向上海，从此成为最早进入上海租界与洋人做生意的苏州人之一。
他身上这种在大变局来临之时不畏惧、不退缩、敢为人先的开拓者品质，其实正是苏州人的代表。后席氏家族掌控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间长达六十年之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苏州的经济面相，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割裂现象：墙内开花墙外香。
一方面，苏州本地的工商业和金融业逐渐破败，既形不成工业规模，也无法进行现代银行的转型；另一方面，苏州人尤其是洞庭商帮在上海创造出了惊人的业绩，无论是洋行还是外资银行，无论是现代金融业还是传统钱庄，无论是官办银行还是民营银行，东西山人都占有一席之地。
并通过联姻结亲，整个洞庭商帮几乎掌控了上海财经界的半壁江山。
衣锦还乡的时候到了。大局之下，苏州经济无法复振，洞庭山那些富商所做的，也不过是求田问舍，将自家的老宅翻修得更加壮丽巍峨罢了。
三，木渎：苏州的缩影
11. 回乡之路
到1892年，江浙航运进入火轮时代，轮船取代了航船；到1908年，沪宁线贯通，陆路交通由火车取代了马车。寓居上海租界的东西山人回家越来越方便了。
由于洞庭商帮人数众多又财势雄厚，其在上海十六铺和苏州老阊门都有自己的专用码头，挂牌曰“山码头”。如果走水路，直接从十六铺到老阊门，沪苏两个“山码头”无缝对接；如果走陆路，从上海坐火车到苏州站，经钱万里桥到阊门码头，所费时间还要短一点。
无论火车还是火轮，从上海来苏州的东西山人总是要在阊门的“山码头”集合，然后登上回乡的轮船。主航道就是胥江，火轮从码头开出，经外城河到又长又直的胥江，路过木渎，由香山进太湖，到西山岛镇夏下一批客人，再到对面东山镇的后山石桥，这就是本次轮班的终点站了。
旅程并不寂寞，因为轮班上的客人将看到苏州最美的风景。
当时苏州百姓所热衷游览的，就是胥江两岸，尤其是枣市桥到横塘，也就是外城河到大运河那一段。
胥江流水来自太湖，在这一段尤经运河冲刷，竟然碧波荡漾，清澈见底。加之两岸桃红柳绿，远山妩媚，苏城百姓一到春天，会纷纷坐着画船举家出行观赏。所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正是江南最美的风光。
船行十里到横塘，却是贺铸所写“凌波不过横塘路”的地方，一时间，自然美景和人文情怀相融合，相交织，相呼应，游客面对古亭小桥，不由吟咏再三，陶醉其间。
船过横塘后继续向西，右手黄山，曾是隋唐古战场；左手西跨塘，抬眼望去，远峰下石壁矗立。故老相传，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所建姑苏台的遗址。
没多会儿，一弯河汊就在眼前。岸上有一座小小的古刹被绿树掩映，那就是法云庵，程德全的私产，他正在这里埋头修行。
程氏是清朝最后一任江苏巡抚，也是民国第一任江苏都督。风云际会之间，却折戟沉沙于此。悠扬的钟声，令旅客们有恍然出尘之感。
12. 木渎到了
据著名诗人、作家，也是苏州地方史权威朱红老的研究，木渎在成为“木渎”之前，还被称为“鹿陂”和“耦渎”。
这两个地名都很风雅，直可以入《诗经》而畅咏。“耦渎”，两水并流的意思，这两条河，就是今天的西街河（胥江）和木光河（香溪）。木渎现在的胥江，向南绕过镇区兜了个三公里的圈子，其实是1960年新开的河道，之前的胥江是直接通过镇区的。
胥江和香溪接通的地方，就叫“斜桥”，人称“斜桥分水”，也算是木渎十景之一。
春秋末期的木渎镇及其周边地域的确是“残霸宫城”的所在。近年来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再现天日，已经为传说找到了切实详尽的科学证据——灵岩山的周围区域有可能就是勾吴最后两位君主（阖闾、夫差）的王城。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吴国面对敌国的入侵，灵岩山麓的确会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防线。从军事地理来看，越国大军北上，由太湖经西山岛至香山，最后沿采香泾直扑木渎，应该是一项直接精确的攻略方案。
上溯至公元前510年，西欧的古罗马刚进入共和国时期，此年东亚的吴国南征越国，在檇李（今嘉兴桐乡）决战，揭开了两国长达三十七年的争霸序幕。当时吴国的君主阖闾、主将孙武以今木渎地区的灵岩山麓为政治中心，穹窿山麓为军事中心，厉兵秣马，一战而戡平越国。
十四年后，越王允常卒，其子勾践接位，吴军再次乘虚伐越，两国又战于檇李，吴王伤重而死。后阖闾之子夫差继位，日夜勒兵整训，意图报复。勾践得知此消息，遂先发制人，率军攻击吴国，夫差迎战。
前494年，两军对阵于夫椒（今洞庭西山岛），勾践败绩，愿意“委国为臣妾”，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而同意之，吴越有了十二年的和平。
此后越国筚路蓝缕，艰辛复国，而吴王则雄心勃勃，四出征讨。据传说，他还修建姑苏台和馆娃宫，以逞其酒池肉林之志，因此王都木渎地区愈发繁盛，成为当时江浙地区的中心城市。
于是该镇的山水风物也成为历代文人雅士游览、吟咏、描摹的对象，由近两千多年前至今，流风不衰。
13. 吴越春秋
在2010年，对于春秋末期吴国都城“阖闾大城”究竟坐落何处这个争讼千年的历史问题，考古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木渎。上古城池依山而建，木渎北有灵岩山，南有姑苏山，其四围中的盆地正构成了经济聚落和政治基地。
吴王夫差还在灵岩山上建馆娃宫，在姑苏山上建姑苏台，其携西施荒淫冶游乃至身死国灭的故事，进入了一代代的民间传说，流传至今。
历史学家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夫差和齐桓公、管仲一样，也有尊王攘夷的“大一统”理想，以武止戈，意图用军事征服为手段来平息诸侯间的战乱篡弑，进而维护东周王朝的政治尊严和法律秩序。如此的征战无度，才造成了民力衰竭，在南方虎视眈眈的越国才能乘虚而入。
“西施”是春秋时期对美女的总称，就像当时的“扁鹊”是对神医的总称。其人或然存在，但可能与吴王或吴国的兴废毫无关系，就像真实历史中的唐寅与“秋香”毫无关系一样。
但传说本就是民间对于真实历史的通俗化诠释，也可看成是碎片状的文献集成和考据参证，其中的想象成分可看做是符合世俗道德和民众期望的文化载体，而流传的范围与时间甚至比真实的历史更宽阔、更有效、更长久。
所以，至少从东汉开始，关于灵岩山麓的春秋故事就和文献史料糅合在一起，具有深厚的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无法也没必要分开。
勾践的复仇之路并不顺畅，因此卧薪尝胆达二十年之久。历史中的夫差虽然刚暴雄猜，却也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否则以一个边鄙小国的地位，绝没有力量“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史记·吴太伯世家》）。
但传说中正好相反，所谓“宫里吴王沉醉”，夫差的荒淫无聊几被坐实。话说苏州故老都相信，馆娃宫内有“响屧廊”，“相传吴王令西施辈步屐，廊虚而响，故名”（《吴郡志·古迹》），只要西施穿上木屐，腰系铃铛，在琴台上翩翩起舞，如风铃般清脆的乐声就会响起，总是让夫差如痴如醉；山上又修筑了“玩月池”，让西施能在其中泛舟采莲以缅怀浙中的家乡。
揆诸史乘，对于这段事实最准确的记录当属《史记》，而此中没有提及过西施以及相关故事。
在该书的另一段文献中，汉初名臣陆贾曾对高祖说，“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意思是夫差之败，在于轻用民力而穷兵黩武，以至于军中精锐尽灭，社会残破凋敝，最后不堪宿敌越王之举国一击，并没有说到他是因贪恋美色、穷奢极欲而灭亡。
14. 木渎的隐匿时期
公元前476年，越军第二次侵吴，虽然吴军因常年征伐，“轻锐尽死于齐、晋”，但还是坚决抵抗，王都内外成了战场。勾践不敢撄其锋，于是坚城顿兵，北起灵岩山，南至姑苏山，越军将木渎区域团团困住竟达三年之久，围城中的惨况，定有史家不忍言处。
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所灭，夫差后悔不用伍子胥当年请诛勾践之言，愧恨交加而自杀。死前他令属下将白布遮盖遗体的头脸，因为“无面以见（伍）子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从此死者以白布覆面成为吴地丧仪中的惯例，流传至今。
终究是灭亡了，木渎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和昌盛。那些四散流徙的吴国人有的一路向南向西，进入福建或广西、云南等地；有的则北上连云港东渡出海，击败了日本列岛的绳文人，在那里开创了日本的始祖文明——弥生文明。
现在的木渎人想必已经很难体会，从大时代的角度来看，木渎是整个吴越文明乃至日本文明的摇篮，那些震动东亚两千年的奇迹，都从他如今脚下的这方土地起步。
其后的木渎是籍籍无名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陆逊后人的故居在此，所以有地名“陆家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祖祠在此，所以有地名“范家场”，但这些名人对于漫长的两千年而言，只是匆匆过客，木渎波澜不惊，直到清代中期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木渎之有名，在之前漫长的一千年中，关乎于其域中灵岩山上吴王夫差同美女西施的故事。然而，木渎本身的文化积累不可小觑。至于近代，苏州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逐渐衰落，而木渎却逆势上扬，竟然渐渐发育成苏州西部最重要的乡镇。这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
灵岩山寺，其旧址是确凿无疑的古迹——春秋末年的吴国宫城“馆娃宫”。东晋的勋臣元老级政治家陆玩先是在遗址上建造别业，后舍宅为寺。这就是这座一千六百年名寺的来历。
根据史书介绍：
“玩，字士瑶，吴人，元帝引为丞相参军，累拜大中正。苏峻反，守宫城有功，封兴平伯。王导、庾亮相继薨，以玩有德望，迁侍中司空。虽登公辅，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诱纳后进，谦若布衣。卒谥曰康，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自是遂成邑聚。或曰：今木渎南有陆家场，灵岩山下有陆家村，皆其遗迹。”
这样说来，不仅是山上的寺庙，就连山下的小镇木渎，也是因着陆玩，才得以汇聚生息，焕然成市。所以，名寺和小镇，命运从此紧紧地连在一起。
四，持续繁荣的奥秘
15. 木渎的繁盛时期
清乾隆廿四年（1759），宫廷画师徐扬创作了描摹苏州盛况的写实性画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十二米的篇幅中，木渎街景占据近二分之一，而其华彩部分，就是从斜桥、邾巷桥这“双桥”到翠坊桥的中市街区域。如果山塘街区是风华绝代的“园林之镇”，那么中市街区就是热情洋溢的“风俗之镇”。
短短的中市街及其相关区域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木渎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市井交易区，也是最大的集体民俗活动场所。
明清和民国时期，进出太湖的船只大多停靠斜桥之下，商旅如织，水运繁忙。从《盛世滋生图》中可见，米行、绸庄、钱庄、银楼朝南而建，饭馆、酒楼、糖果店、南货店沿河遍街，有些大店达五开间门面，颇具规模。
画面上还有“绸缎纱罗”、“各色雅扇”、“苏杭杂货”、“包办筵席”、“定织细席”等店招。甚至可以找到“梭布发客”的广告，想来这家土布商店只做批发生意——中市街日用商品之丰富，经营方式之繁多，可见一斑。
目前中市街尚有石家饭店和乾生元糖果店，就是清朝中叶的流风余韵。当时有俗谚如下：“冷烟，虹茶，唐点心；乔酒，石饭，费麻饼。”其中“费麻饼”是指始创于1781年的“费萃泰”糕饼，一百年后改名“乾生元”，依旧以麻饼著称，直至今天。
“石饭”是石家饭店，为苏帮菜馆中最著名者。该店初名叙顺楼菜馆，创业于乾隆末年，善用太湖淡水鱼鲜烹调，历经数代，形成了以十大名菜为主的菜肴体系，世有“石饭”之誉。
1929年，退居于木渎的李根源将其更名为“石家饭店”并为之题写匾额，以后国民党元老叶恭绰、邵元冲分别为该店书写了上、下岸店招。
自往返苏沪之间的火轮开通后，洞庭山人回家乡，只能走上海（十六铺）—苏州（阊门）—东西山这条线了。而木渎，是苏州到洞庭山的必经驿站。只要是返乡游子，都会一次又一次路过这里。走得多了，总要上岸看看，毕竟，这也是有着两千余年瑰丽传说的地方。
16. 上海滩的金融家
许多东西山人带着吴王和西施的故事，带着好奇和探究，走走看看，走着走着就留下了，就在这里买地置业，世世代代成了木渎人。其中，就有上海滩的大买办严国馨。
所谓的“买办”，就是外资银行和中国企业之间的金融经纪人。外资银行有自己的一套固定的组织架构、运营方式和管理模式，有时候未必能够和中国的金融机构或工商企业兼容。为了避免摩擦和增进效益，外资银行大多聘请华人买办，比洋人大班直接出面要方便得多。
就外商银行的组织机构而来，买办是它们的出纳部门；就其承担的责任而言，买办是银行对外业务的保人；就具体业务而言，买办是中介人。
由于买办平时负责钞票的出纳保管、金银外汇的买入卖出、票据清算、放款保证和存款介绍，其实是银行业务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既需要法律上的抵押品（如房产、存款、股票），也需要人脉上的左右逢源，更需要外资银行高层对此人的长久信任。
因此，买办往往会终身制、家族制和世袭制，就是这个原因。
华人买办敏锐地发现，只要能够得到外资银行有效的信任和足够的资金，那么开设钱庄简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于是背靠外资银行的钱庄纷纷在上海设立，其中最著名的是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和同乡严国馨在1887年开设的协昇钱庄。
严属于洞庭东山安仁里严氏三房世系第十六世。他早年跟随父亲严徵祥来上海经商，后自己独立门户，成为上海敦裕洋行的买办。
经商过程中他结识了同乡席正甫，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联合成立钱庄，这就是洞庭帮商人开拓上海金融界的开始。他们作为洞庭东山在上海金融界的象徵，长期掌管着上海滩的私营银钱业。
据统计，整个包括清末和民国的近代中国，洞庭山金融家一共在上海设立钱庄多达八十五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自席家、严家的门墙。
17. 严家花园
严国馨发迹后举家搬迁至木渎，先后购进西街108号和114号，并重新营建修缮。1902年，严国馨买下了乾隆年间大诗人沈德潜的宅子，请香山匠人从头重造，并尊其母之命改名为“羡园”，即今天位于山塘街的严家花园。
严家在近代中国第三次金融风潮中饱受打击，那就是1910年7月的“橡皮股票风潮”。上海有53%的钱庄倒闭，损失总额超过两千万两。上海滩九大金融豪门之一的苏州严家在上海设立的八家钱庄全军覆没，再也没有翻身。
严氏作为一个家族从此退出银钱业，只是作为个体，为金融界持续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人才。
如果九十年前来木渎，洞庭山人当然知道严国馨的名字，他和席正甫一起是他们事业的偶像。因此，有些东西山人会从东街码头上岸，顺着中市街走向山塘街。他们想“拜谒”一下心中的“圣地”：严家花园。
此时的严家已经整体搬迁到西街余里楼，这是一栋现代化别墅，生活非常便捷舒适。至于山塘街上的老房子，就空了出来。
游客如果从山塘街往里走，在一座桥边会停下脚步，那是鹭飞桥。先前，著名思想家冯桂芬隐居于此，题名“显志堂”。他去世三十年后，其早年在正谊书院的学生、甘肃学政叶昌炽下野至此，专心于敦煌卷子中的金石研究，又成一代宗师。
再走几步，路过明月寺，就是严家花园。但此时这栋苏州西部修建最为精美的园林却关扃落锁，门可罗雀。如果是老马识途，就会走向边门。那里永远有个仆妇坐着，你只要悄悄塞给她两枚银角子，她就会领你进去逐一参观。
当时，整个苏州能够公开而免费参观的园子，只有留园和狮子林。羡园虽然还要交钱，但毕竟能够畅快游览。因此，这位仆妇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
九十年前的洞庭山人自然不会知道，严国馨的后代也如此出色。他有五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儿子严良灿继承了他在木渎的事业，是苏州西部地区首富。
严良灿有个亲孙女非常著名，那就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的严隽琪。严国馨逝世于1905年，同年，他小儿子严良肱有了第二个儿子，这就是严家淦。
严家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国民政府著名的财经官员，抗战以后去了台北，后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8. 木渎是苏州的代表
一般的东西山人看完严家花园，也就返身上船了。但还有些游客会再向前走，古镇末端有贞节牌坊和垂荫亭，凭吊一下“再来人”张永夫的坟墓；或是再往前走，看看徐枋的“涧上草堂”遗址。
那时候灵岩山还荒芜残破，游客很少登临，但通常都会盘桓山下，参观毕沅的灵岩山馆，或是瞻仰那块宋孝宗为韩世忠题写的史上最壮观的神道碑。
也有游客会反方向走，回到中市街，到石家饭店喝一碗被于右任大加赞扬并题诗留念的鲃肺汤，再去乾生元买两块苏州最好吃的枣泥麻饼，带给在家里等候了好久的儿女。
码头上在打锣了，这是火轮即将起航的信号。游客们纷纷收拾行装重新上船，把一份想念和几丝好感留在了木渎。他们还会路过；他们还会再来。
就在苏州地区经济日益潦倒的九十年前，木渎这座小镇却因着水路的便利，在洞庭商帮的滋养下逐渐肥满，到解放前夕已经成为吴县最大的乡镇。
在后来的七十年中，木渎还会继续吸纳资金、人才和外界资源，由五千人到五万人，由五万人到今天的三十万人。
所有的盛世成就既在于因缘际会，也在于人的努力，这就是认识传统苏州的全部意义。“苏州”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一种刚毅不屈的意志和精密周到的作风，是价值观的宏大高远和方法论的专注踏实，是梦想被残酷现实一次次击碎后又坚韧而勇敢地重头来过，是中和雍容的世故和礼义廉耻的自持。
即使会因为时事暂时衰落，但苏州一定会再度崛起，成为东亚最伟大的城市。
19. 之于今天的意义
今天的企业管理和党的建设，我们既要立足当下，也要反观历史。首先，我们要理解吴文化的脉络所在。有学者总结道：
“在江南文脉、江南文化维度上，苏州更是拥有着经典记忆。鱼米之乡的富庶、耕读传家的安宁、崇文崇商的谋略、江南乡绅的地方智慧、小桥流水人家的地域风貌、私家园林的精致典雅、山水城林的生态宜居，勾勒出苏州无数充满文化和旅游想象力的佳句，充分表达了苏州在中国历史文学镜像中的江南中心城市地位。”
今天的苏州，文脉未绝而信心恢复，重新富裕繁盛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使得宋元明清所总结的一系列管理经验、社会经验甚至是政治经验重新有效。
关于吴文化本身的经验价值，有学者认为：“文化，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有一方面之长，谓之特色；集各方面之长，便能产生持久的魅力。苏州正属于后者，自有她的定力，更期待她的荣耀奋起。”
苏州的文化，在于博采众长，在于信心和定力。我们需要立足企业实际，遵循“为企业所需要、为党员所欢迎、为职工所拥护”的原则，充分吸收包容并蓄的吴文化精髓、亲商安商的服务理念、持续创新的进取精神，把党的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有机融合，实现党建工作在利益共生中得到加强、感情相融中得到支持、文化认同中得到升华。
其核心要义是，与资方情相融，与员工心相通，与企业利相合。大家可以从上述宽广壮阔的吴文化中提炼精神，加入企业文化，融入企业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