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肯尼迪之死》一书的结论，至今仍然震耳发聩：
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报道，实质上是新闻记者赖以建立自己的文化权威和职业地位的手段。说到底，做新闻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和地位。而为了达到目的，新闻记者们煞费苦心地营造故事，甚至不惜打击异己，扭曲事实。
从遇刺现场报道，到多年之后的追忆，
新闻界不仅在讲述总统的故事，
更是在确认自身权威发言人的身份。
逝世的肯尼迪有着
“比其在世时更为强大的力量”。
《报道肯尼迪之死》出版已逾30年，探讨了一甲子之前的事件。这部经典之作提供了超越时空限制的智识启发，体现出高超的学术想象力，在新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对业界做新闻有着启发意义。
本书也奠定了作者芭比·泽利泽作为真正的媒体观察者和评论者的地位，中文版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白红义翻译。本文节选自该书的译者序。
《报道肯尼迪之死》说了什么
1963年11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遭枪击身亡，不仅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引发美国新闻业的巨大震动。泽利泽称之为美国新闻界的“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因为“肯尼迪遇刺已经演变成一起记者用来检测他们自己行动标准的关键事件，他们用它来讨论、挑战和协商新闻实践的适当边界”。也就是说，本书的重点其实不在美国记者当时所展现的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新闻实践，反而是此后他们对一系列实践操作的解读、阐释和反思。正如作者所言，“通过检视记者们对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叙事，这项研究探究了记者如何建立起作为这一事件的权威发言人的角色”。
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历史意义毋庸讳言，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起“话语事件”。不只是在事件发生之时，在此后的周年或其它时期，美国记者始终在不断地生产出关于肯尼迪遇刺的叙事，新闻报道、纪录片、图书、采访录、行业期刊文章乃至电影都有可能成为承载记者叙事的媒介。这是因为新闻业一开始未能很好地履行媒体的职责，在刺杀事件发生时，最有力的影像资料、目击者证词等都不是出自媒体之手，反而成为“公民目击”的一个典范。但是，记者们通过对此后一系列事件的报道，如医院、宣誓、国葬等，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报道者角色，并在此后对事件的纪念和回顾中巩固了自身的新闻权威。
全书加上后记总共十三章，与博士论文相比多了两个章节，分别是第六章对专业性论坛如何讲述刺杀故事的分析，以及后记围绕《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引发的刺杀故事的讲述权之争。前者是由博士论文中的第五章拆分而来，后者则明显是在出版前夕新增的一个章节。导论部分对本书使用的核心概念、研究路径、资料来源等问题进行了交代，剩下的十二个章节则被分成四个部分，大体按照事件的发展进程进行讨论。全书完整而细致地展现了新闻记者是如何借助修辞、话语等工具将一起险些脱离掌控的事件纳入既定的叙述轨道，使之成为强化新闻权威的关键事件。
在研究中，泽利泽化用了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提出的“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明确提出“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试图弥补已有的专业范式之不足。记者通过话语、叙事、集体记忆等手段，经由对“关键事件”的阐释而产生共享的理解，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则是确立记者享有的“新闻权威”。这几个核心概念虽然不是泽利泽的原创，但她将其从文学、社会学等学科引进到新闻学研究，重新赋予了理论意义，由此搭建起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在“专业”范式仍占据新闻学研究的主流之时，泽利泽的研究另辟蹊径、独具一格，将经典的“新闻的社会建构”进一步拓展为“新闻的社会-文化建构”，提示学界不光要研究新闻如何被生产出来，也要关注新闻背后的意义制造。
本书的学术贡献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报道肯尼迪之死》可谓独树一帜，从研究议题、核心概念，到研究方法，均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取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提炼了美国新闻学研究的三条线索，其中第二条线索的关键词是文化、叙事和话语共同体。在这部分论述中，安德森以《报道肯尼迪之死》一书为基础分析泽利泽的重要贡献与少许不足，与第一条线索对新闻组织、客观性和专业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泽利泽的学生奥伦·迈耶斯（Oren Meyers）甚至称这一路径为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与着重考察个体、组织和制度的传统学派形成显著差异。
首先，该书比较早地将新闻学研究与记忆研究进行了结合，大大地推动了新闻业记忆工作的研究。新闻业是一种重要的记忆机构，但早期研究通常把新闻文本作为记忆工作的重要材料，通过新闻业讲述的历史故事来研究新闻中的记忆。而新闻业本身也是集体记忆的对象，著名的新闻人、特定的新闻机构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可能蕴含着关于新闻业的集体记忆。泽利泽通过肯尼迪遇刺案研究美国电视记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的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开创性地将两个原本有些隔离的研究领域汇聚到一起。
其次，泽利泽在书中使用的几个核心概念在该书出版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被新闻学者广为使用，经过她本人、她的学生及其他学者的努力，均成为新闻学研究中的关键概念。1993年，泽利泽发表《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一文，以水门事件和麦卡锡主义为例，明确地阐述了记者使用的双重阐释模式，进一步将这一概念理论化。此后几年，学者们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案例中，持续拓展概念的使用方式。另一个重要概念新闻权威最早出自大卫·伊森（David L. Eason）对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丑闻事件的研究，经由泽利泽的发掘也成为一个描述新闻业社会位置的经典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不同的研究中。其中，泽利泽的学生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于2017年出版《新闻权威：数字时代新闻的合法化》一书，从技术、受众等多维视角更系统地发展了这一概念。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尝试发展“关键事件”这一概念，使其更具有分析的可操作性。
最后，除了若干理论概念之外，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启发意义也不容小觑。泽利泽非常重视记者在常规渠道和非正式渠道中对新闻业议题的讨论，所以她在研究中广泛利用了公开的新闻报道、行业期刊、回忆录、影视作品等二手材料，其数量之多、类型之广、分析之细均令人惊叹。在前互联网时代，作者能搜集到数量如此庞大的文本资料实属不易，而对这些公开文本的系统分析更能体现泽利泽强大的材料解读能力。在书中，她将这些已经发表的公共话语称之为“新闻话语”，可以说是对卡尔森近年来提倡的“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分析路径的早期探索。有所不同的是，元新闻话语囊括了新闻行动者和非新闻行动者所生产的话语语料，更具有数字时代的特征。
结语
《报道肯尼迪之死》出版已逾30年，书中讨论的案例肯尼迪遇刺也已是一甲子之前的事件。但经典之作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智识启发，体现出高超的学术想象力。因此，尽管书中使用的这些概念和方法在中文学界已不再陌生，但鉴于该书在新闻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启发意义，仍有必要将其引进翻译过来，让更多的新闻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子们有所了解。
2015年，我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翟江虹老师之邀，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任务，却没想到7年之后才终于交出了译稿，这当然主要归咎于我自己的拖延。2016年8月，我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学，随身只带了一本《报道肯尼迪之死》的英文版，原本计划在这一年里完成翻译工作，不料在粗粗译出导论和第一章后，就忙于写作其他论文，未能完成计划。回国后则陷入评职称、挂职、调动等杂务，中间断断续续地进行后续章节的翻译工作，直到2022年8月才在几轮的翻译和校对后提交了译稿，对译事之艰终于有所体会。
略有些遗憾的是，我在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期间，恰好赶上泽利泽教授在休学术假，因为未能旁听她主讲的课程，只是在学院见过几面。最终在回国之前与同在宾大访学的陈静茜老师对她进行了一次学术专访，后发表在《新闻记者》杂志上，算是完成了一次学术追星之旅。虽然早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期间就读过泽利泽教授的经典论文《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博士论文也做了引用，但留下的印象不算深刻。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依然沿袭着所谓的“专业”范式，最重要的经验材料是我完成的深度访谈和搜集的众多二手资料。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一个高度具有阐释共同体特征的职业群体，他们围绕职业角色、媒体功能和自我认同的讨论表达的都是一些共享的观念。
毕业后在我们一些朋友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上，我第一次完整地阅读了《报道肯尼迪之死》一书，对我随后几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启发。博士论文出版后，我曾一度决定放弃研究记者，却在泽利泽的文化视角指引下，对诸多新旧案例有了别样的理解和思考，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的第三本著作《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就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最近有幸获得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著作类二等奖，算是一个意外之喜。正是基于对《报道肯尼迪之死》的喜欢，英文不甚出色的我才斗胆接下了翻译任务，但没想到阅读和翻译其实有很大的差异。书中引用的大量各类文献与我有时空隔膜，唯恐翻译有差。而且泽利泽教授的英文写作极为考究，用词、句式乃至表达都字斟句酌，这也给翻译带来了很大难度。所以在译出初稿之后，更多时间花费在了校译之上，经过四校后才赶在截止日前提交给出版社。
这本译作最终能够完成有赖很多人的努力。首先，非常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和社会学系双聘教授杨国斌老师为译本撰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序。杨老师是我在宾大访学时的合作导师，正是他的慷慨应允使我有机会在美国第一流的传播学院里学习和工作了一年，留下非常美好的费城记忆。其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将此书推荐给人大出版社，并推荐我来翻译；感谢人大出版社的翟江虹老师，几年来一直不离不弃，持续推动本书的进展；责任编辑陈希老师提供了高效的编校服务，为我减轻了不少负担。最后，感谢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指导的研究生们所做的部分初译、试读、校对等工作，他们是李拓、程薇、张恬、曹诗语、邵枫、简丹丹、雷悦雯、王嘉怡、施好音。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本书的出版恐怕还要再延迟一些。
因为个人能力有限，这个译本难免有不少瑕疵甚至是错误，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有机会再版的时候可以一一修正。尽管译作在现行的考核体系下不算什么重要成果，但我依然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事情。
报道肯尼迪之死：
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
[美]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著
白红义 译
ISBN：978-7-300-32141-7
2024年4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名家推荐
1
这本书奠定了芭比·泽利泽作为真正的媒体观察者和评论者的地位。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
一部努力让自己变成关于肯尼迪遇刺这一集体记忆的实用的媒介类学术书。
——《出版人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3
每个人都试图运用创造国家集体记忆的权威，生产一个非新闻性而更多是情感性的故事。芭比·泽利泽用这本有意思的学术书讲述了这一合理的过程，她聚焦的并不是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关注者，而是媒介专家。
——《图书馆杂志》
（Library Journal）
4
芭比·泽利泽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媒体报道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详述电视记者如何保持其专业地位：先是通过他们对刺杀肯尼迪的报道，后是通过他们所讲述的关于刺杀的故事。作者认为，记者运用提喻、省略、拟人等不同的叙事技巧来加强他们作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权威发言人的地位，其要旨不在于他们知道什么，而在于他们如何呈现他们的所知。与其他阐释共同体相比，记者所使用的叙事技巧既巩固了他们“告知真相”的地位，也维持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白红义
复旦大学教授
5
《报道肯尼迪之死》一书对美国新闻界针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各种叙事展开深入分析，试图揭示出新闻界如何建立自身的文化权威。从肯尼迪遇刺的现场报道到多年之后的追忆，新闻界不仅在讲述总统的故事，更是在确认自身权威发言人的身份。芭比·泽利泽的分析层层深入、鞭辟入里，并能时刻呼应文化权威、集体记忆等理论命题，非常精彩。
从今天的视角反观，无论是后来关于“阐释共同体”的大量讨论，还是对媒体记忆的经验研究，《报道肯尼迪之死》都有开风气之功。这本书对中国传播学界的学者无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对于传播学领域之外的社科学者乃至一般读者，应该也有一定吸引力。
——李红涛
复旦大学教授
6
近年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开始结合本国的新闻实践来关注“叙事”“新闻权威”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芭比·泽利泽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基本的理论话语。例如，她的“新闻记者作为阐释的共同体”的理论观点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该书的翻译出版将既有助于开阔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的理论视野，也有助于新闻业界更好地理解自身工作的文化维度。
——黄顺铭
四川大学教授
1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记者和媒体在美国人集体记忆中的位置，哪些因素使得他们成为可信的、权威的和首选的刺杀事件讲述人。芭比·泽利泽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叙事”（narrative）、“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记者是一种“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即记者可通过其专业地位所具有的特有叙事权利来建立权威。
2
作者及译者简介
芭比·泽利泽
享有国际盛誉的新闻与传播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雷蒙德·威廉斯传播学讲席教授，曾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新闻的文化维度，关注新闻权威与集体记忆等核心议题，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很多学者引用她关于“阐释共同体”的论述和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探讨中国新闻业的相关议题。
白红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新闻记者》杂志特约编辑。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理论、新闻社会学、数字新闻学等。
作者和译者在进入学界之前，均曾任多年的新闻记者。
3
目录
第一章 导论：叙事、集体记忆与新闻权威
第一部分 语境
第二章 刺杀发生之前
第三章 修辞合法化与新闻权威
第二部分 讲述
第四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讲述刺杀事件
第五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媒介化评价
第六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专业性论坛
第三部分 提升
第七章 官方记忆的消解：从1964年到1970年代
第八章 记忆的协商：从1980年到1990年代
第四部分 追忆
第九章 个体的权威：通过名人来追忆
第十章 组织和机构的权威：通过专业传说来追忆
第十一章 专业的权威：通过历史来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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