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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对于沙皇俄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世纪，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分裂的世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一方面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阶级极力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深感自己担负着改变丑陋的社会现实的重任。
正是这种“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的态度，使得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成为了沙皇打击的重点对象，流放成了防止进步思想传播，巩固专制统治的手段。
19世纪俄国主要社会思想状况
综观19世纪俄国的社会思想，可以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思想，反落后农奴制的思想和要求自然权利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炉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有两个来源——思想来源和现实来源，其中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其产生的最主要基础。
从思想来源上讲，早在18世纪，俄国贵族就以学习法语为荣，而 18世纪恰恰又是一个思想启蒙的世纪。卢梭关于自然权利的学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思想不仅影响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等统治集团的成员，而且也影响了整个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
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建立了频繁的书信联系，并大量购买他们的著作。1767 年，她完成了一部法律著作《圣谕》在这部涉及256条、655款的法令中，她大量抄袭了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学说。
除此以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第一批政治囚徒——十二月党人，也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响应者。所有的十二月党人(极个别例外)论其家庭出身都是贵族，属于当时农奴制俄国的特权阶层。
在1813-1815年针对拿破仑的军事远征中，他们所到之处大多都已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诞生了“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土地上，他们真正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感受了人类的尊严。
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早年曾经主张在俄国实施君主立宪制改革，法国之行结束后，他表示:“我在心里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像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
因此，十二月党人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他们在民主思想的引导下，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过的那个制度，坚定地走上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道路。在其起义失败后，有121人期限不等地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或终身流放，有的被降为列兵充军到高加索。
从现实来源上讲，19世纪对沙皇俄国来说是一个动荡的世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国家间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下层人民的起义反抗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801-1856年，农民起义达2183次。
1861年7月1日，奥格廖夫在《钟声》第102期上发表了《人民需要什么》一文，号召人民聚集力量，反对沙皇和达官贵人，捍卫村社土地，人民自由和人类正义，在国内，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办的《现代人》杂志也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中心。
在传单《致青年一代》中，舍尔古诺夫痛斥政府只给人民虚幻的自由，提出了大规模社会政治改革的纲领，号召青年一代同人民接近，在农民和士兵中进行鼓动，为推翻专制制度和消灭等级制度而斗争。
正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西方政治思想才得以传入俄国，并成为知识分子试图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正是由于专制制度下人民毫无政治自由可言，极端的社会学说才得以在俄国流传开来。再加上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成为了沙皇政府控制的主要对象，成为了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犯中主要组成部分。
第三厅的设立
在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影响下，尼古拉一世对作为最高政权可靠支柱的贵族失望了。为了有效地对社会实行控制，他尽可能摆脱贵族而主要依靠官僚阶层来进行统治。
出于对贵族的不信任，1826年7月15日，尼古拉一世根据亚·赫·本肯道夫关于《建立最高警察机构草案》的表奏，颁布了一道特别法令，规定在御前办公厅之下设立第三厅，掌管高级警察事务方面的一切工作。
第三厅共分为五个处室、一个普通档案室和两个机密档案室，其职权十分广泛。具体来讲，第一处负责监视社会运动、进步团体和个人，对“亵渎圣上”等政治案件的当事人进行侦查和惩处，此外还搜集管理营私舞弊、外国对俄态度等方面的情报，并将本厅和宪兵团的活动、国内的政局和舆论加以概括，写成汇报，进呈沙皇。
第二处监察东正教分裂派和其他教派，搜集有关伪币制造者的资料，每年受理各种禀帖和诉状达五千至七千件，还管辖施吕瑟尔堡、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谢三角堡、苏兹达尔的叶菲米救主修道院等全国性的政治监狱。
第三处监视旅居俄国的外侨，履行反间谍组织的部分功能，同时还负责搜集关于外国政局、外国革命党派和团体的信息。第四处刺探农民的动态，预测收成，调查居民粮食供应和集市贸易的情况及火灾、匪患等事宜。
普通档案室主要负责保存第三厅撰写的奏章和报告、政治大案的物证和附件。1847年又增设了两个机密档案室，以收藏最重要的政治案卷、被检查的信件的摘录及驻外谍报机关发回的密报。这里还有国事犯和政治嫌疑分子的名录和照片、反政府的出版物等。
19世纪60年代，关于政治案件和政治监视的事务移交给了第三厅。1880年第三厅被裁撤，其职权转移给新设置的内务部国家警务司，内务部大臣兼任宪兵团团长。警务司的功能和第三厅是一样的，即收集有关社会舆论、居民的思想动态和要求方面的情报等。
第三厅在其半个多世纪的肮脏历史中，先后迫害过十二月党人、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先进大学生小组、1830-1831年和1863-1864年数千名波兰起义者、1831年军屯户暴动和霍乱暴动的几百名参加者、1849年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等。
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除了设立第三厅外，尼古拉一世相继建立了御前办公厅旗下的其他各厅。第一厅，主管呈报皇上的奏文，监视圣旨、敕令的执行。1826年，成立了第二厅，负责搜集和编纂法典。
1828年，尼古拉一世成立了第四厅，主管教育和慈善机关。1836年，又成立了第五厅，管理国有农民。1842年，成立了第六厅，管理高加索事宜。第三厅则专门负责政治侦查工作。
综上所述，从监视到逮捕，从审讯到流放，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第三厅的参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19世纪的西伯利亚政治流放与第三厅的倒行逆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