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畅
从1927年开始，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考古学领域耕耘了近40年，他的四次西北考察，仅在新疆境内的总行程就超过38000公里，第一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第一次将足印留在罗布泊土垠遗址、第一次发现干涸的塔里木南河……天山南北几乎所有的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在新疆考察延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涉及遗址类型最多的中国学者，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他所撰写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以及《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合称“三记两集”，久负盛名。如今，“三记”再版，更多人得以重新认识这位低调的大家。
《吐鲁番考古记》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黄文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唯一中方考古学者
1915年，黄文弼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留校，历任国学门助教、讲师、副教授。在他求学与任教时期，北京大学国学门人才荟萃，通过与李大钊、胡适、沈兼士、马叙伦、黄侃等人的交往与学习，黄文弼打下了牢固的传统学术根基，也培养了宏通开放的学术视野。
黄文弼一生曾四次至新疆考察。从1927年开始，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黄文弼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年多的野外考察。1933—1934年，黄文弼以国民政府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再赴新疆。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于1957年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又一次前往新疆进行考古工作，带动并培养了一批西北考古的后备力量。
黄文弼跟西北考古结缘，有一段特殊历史背景。1927年春，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征得北洋政府同意，准备单方面开展他的第四次中国西北考察。中国知识界对这种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极力抵制，并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反复谈判，最终成立了由中外学者共同主持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自1927年至1935年，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开展了长达8年的科学考察活动。
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的黄文弼，出于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主动请缨加入，成为团中唯一一名中方考古学者。早在出发伊始，黄文弼就曾说过自己此行的目的：“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由于心系监督外国人、维护国家主权的使命与责任，让他与外方团长斯文·赫定长期“心存芥蒂”，致使黄文弼的个人声誉及成果在国外学界一度受到抵制。
但不可否认的是，擅长文物搜集、整理的他，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所“流动的大学”中，获得了难得的田野考察与发掘实践经验。1929年冬季和1930年春末，团队收获的考古文物由袁复礼两次组织东运，其中就包括黄文弼的80余箱采集品。这次考察成果，鼓舞了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被视为中国学术界在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古的起点。
抗战烽火中的奔波
吐鲁番地区是黄文弼正式开启新疆考察的第一站。在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黄文弼曾三至吐鲁番。1928年2月，他由哈密赴乌鲁木齐时路过吐鲁番，仅在此稍作停留，访查了吐峪沟千佛洞；1928年4月19日，他对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了初步踏查；1930年2月19日，他带队对交河故城北部寺庙遗址、沟西墓地、南部古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发掘，成为第一个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
1930年秋季，结束行程回到北平后，黄文弼立刻投入研究工作中，他很早就明确了自己“首高昌，次蒲昌，次焉耆，次库车，次和阗，次佉沙”的工作目标和规划。1931年和1933年，黄文弼根据所见所得，分别出版《高昌砖集》与《高昌陶集》。
关于出土墓砖与陶器以外的文物、文书以及相关研究，黄文弼计划收录在《吐鲁番考古记》这部正式的考古报告中。然而，由于工作频繁调整、抗战爆发、经费紧缺等种种原因，该书迟迟不得与世人见面，至1954年才得以出版。
1934年12月5日，黄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在安阳、洛阳、西安、南京等地进行考古工作，随后又担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他将一部分考察采集品带在身边，白天全力进行西安碑林的修复工作，夜晚则继续投入采集品的整理与研究。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撤销，西安办事处同时停止工作。当时，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机构迁往西安，成立了西安临时大学，随即又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陕西城固。黄文弼也辗转离开西安，赴城固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一年后，西北联合大学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校五所院校，黄文弼又转任西北大学，同时受聘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1939年至1942年间，黄文弼奔波于川陕两地，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利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从事考察报告的撰写和西北史地研究。在城固无数个一灯如豆的夜晚，他抱定随身携带的少量采集品进行撰述；在四川峨眉，他一度“静居山中，重理旧稿”，笔耕不辍。
当然，烽火之中，遗憾总是不可避免。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黄文弼曾利用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之机，将部分西北科学考察的采集品带到南京，后来为躲避日军对西安的空袭，又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协助下，把存放在陕西的文物转运到汉口。寄居川陕期间，黄文弼一直牵挂着这些文物的安危。抗战胜利后，他曾亲自去汉口英国洋行堆栈查访寄存文物，得到的却是大部分物品毁于战火的不幸消息。
从罗布泊到塔里木
《罗布淖尔考古记》是“三记”中最早问世的一部。该书正文部分实际在1939年底就已经完稿，但因经费问题，一直到1948年才得以出版。
罗布淖尔古称盐泽、蒲昌海，也就是罗布泊，汉代楼兰国位于此地。19世纪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到来，打开了罗布泊名闻世界的大门，此后斯文·赫定、斯坦因接踵而至。1930年4月8日，黄文弼从吐鲁番出发，翻过库鲁克山，于1930年4月13日抵达罗布泊北岸，目睹罗布泊水向北回流的情况，验证了斯文·赫定称罗布泊是“游移湖”的假设。
黄文弼首次在罗布泊地区考察了20多天，但由于时间紧迫，很多调查未能充分展开，回程后一直对罗布泊念念不忘。1933年10月，为巩固边陲，开发西北，国民政府铁道部决定出资组建“绥新公路查勘队”，黄文弼二入新疆。1934年5月9日，黄文弼再次踏上闻名世界的“土垠”。在这个四年前由他发现的汉代驿站遗址，他找到了军营、古道、屯垦区遗迹，并采集到西汉《论语》残简及记“居卢訾仓”事简。《罗布淖尔考古记》就是黄文弼这两次罗布泊考察成果的汇集。
“三记”之中，《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问世最晚。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大小绿洲，自古就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汇的核心地带。黄文弼于1928年5月19日自吐鲁番出发，穿越阿拉癸沟直奔焉耆，在七个星佛窟遗址、四十里城等地考察了40余天，采集到大量的泥塑佛像、石刻模型、木器、铜器。1928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他“沙漠湖滩，有古必访”，将古代龟兹国所在的库车地区全部走遍，新发现古城遗址十多处。1929年4月5日，黄文弼沿和阗河一路南行，为了寻找“死亡之海”汉唐时期曾经存在过的繁华历史，完成了横渡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举。1929年11月8日，他结束对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全部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黄文弼对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终于厚积薄发，《吐鲁番考古记》问世不到4年，《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亦得以出版，终于给“三记”画上了圆满句号。
自1928年首次踏上新疆的热土，到1958年完成《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的出版，“三记”的写作整整经历了三十个寒暑。从烽火连天的旧社会，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从年富力强的中国西部考古拓荒人，到白发苍颜的老年学者；从踌躇满志的学术规划，到皇皇巨著的最终杀青：无论对于黄文弼本人，还是整个学术界来说，“三记”的写作和出版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长达三十年的学术跋涉，以及迟到的“三记”，也都成为黄文弼波澜壮阔的一生缩影，成为中国早年新疆考察与研究史的见证，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国家命运的回顾。其中饱含着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一代学人的坚韧毅力，以及他们为追逐理想而终生奋斗的执着与热情。
“三记”代表了中国学者在新疆自主的科学化考古之后，对该地区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价值上具有领先意义，更打破了长久以来中国学者在新疆考古与研究领域追随国际学界惯例的落后状态。例如黄文弼在土垠遗址采集到７０余枚木简，是新疆所获汉通西域后最早一批文字记录。从这些木简的内容，能够看出汉代在西域的职官设置、驿传制度、屯戍仓储、往来交通等情况，打开了人们了解汉代西域经营的新窗口。
“三记”中所刊布的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包括文书写本、钱币、碑刻拓片、壁画和各类文物，其中很多实物今天已经不存在，赖有“三记”才得以保存。这些一手资料的公布，改变了以往中国学者研究资料靠国外“恩赐”的局面，也给国际学界注入了新鲜血液。特别是黄文弼所获文书，包括汉语、梵语、龟兹语、粟特语、婆罗迷字母、中古伊朗语等各个语种，许多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三记”熔铸了黄文弼的考古经验，发挥了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特点与优势，充分展示出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融汇的特点，是黄文弼学术研究“三重证据法”的直接体现，为今天的新疆考古事业及西北史地研究树立了方法论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