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和董慧：蒙冤27年的革命夫妻，劳改农场苦度余生

1977年4月27日上午，湖南长沙金盆岭公墓西边，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老太太，怀里抱着一只瓦坛。

老妇一瘸一拐地走向了山腰处。老人咬着下唇，给丈夫立了一座墓碑，一滴一滴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当她盖上瓦坛的时候，一股悲伤涌上心头。

这是她亲笔所书：“一九七七年4月14日，肖淑安病逝，夫人董慧立。”

肖淑安就是潘汉年的假名，那么，潘汉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与董慧，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结婚

18岁时，潘汉年在妈妈的安排下娶了许玉文。他打心眼里不能接受，更别说爱情了。许玉文在冷淡的婚姻生活中，经常找他的麻烦，以此来发泄，所以这个“家”经常发生争吵。

潘汉年深爱着自己的生母，不想因为离婚而加重了母亲的痛苦除此之外，他所做的谍报工作也不容许自己因为离婚而被曝光。

就这样，这场不幸的婚姻延续了整整二十年。

之后潘汉年返回上海打工，虽然与妻子同住，却无法给予孤独的许玉文精神上的安慰，许玉文跟他歇斯底里的争吵。

最后，潘汉年提出了离婚。许说什么也不肯，争吵进一步升级。

就在这时，董慧带着一份秘密文件来了潘家。她不敢相信许玉文竟然会在这里闹事。潘汉年只能一个人生闷气。她从来没有想过潘汉年会有这么一个老婆，因为他肩负着很大的责任。两人都有些尴尬。所以，董慧对潘汉年既佩服又同情。

董慧1918年生于香港一个爱国企业家之家，二人相识。

他的父亲是道亨银行的董事长，曾经是香港商业协会的主席。董慧19岁时，怀着对抗战救国的热忱，考入了延安的抗大。

1939年，董慧奉命返回香港，帮助潘汉年进行情报工作。

潘汉年以“胡先生”的身份跟董慧相识后，向董慧问道：“你是不是打算将情报资金存在道亨银行？”

“你能不能把它留在银行里？”

董慧又点了点头，道：“如果我们没钱了，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有。”董慧斩钉截铁道，“大不了，我就用董家的私人财产，来对付他们。”

“我想让道享银行的账户给上海道亨银行的分支机构发一份密函，你觉得怎么样？”“保险。”

“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香港到上海的联络人，也是我们的资金来源。”

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情报司令，同时也是华南情报局的直接负责人。此后，潘汉年又从香港、上海，扩展到了整个沦陷区，成为了第一位的领导。

情报部门主要集中在上海。潘汉年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情报基地，逐步扩大了敌后的情报网，于是董慧也被派往上海。

潘汉年与董慧在工作中的亲密接触，使两人的感情渐渐加深，但他们是如何相爱的，却没有任何记录，只有一些蛛丝马迹。

大概是董慧在1941年送给潘汉年一套《资本论》的精装本，潘很珍惜。

那年夏天，潘汉年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秘密广播站，由一位犹太大夫的朋友做他的护士做掩护。

年末，那位外国朋友将一只藤盒交给了情报处的刘人寿，声称是中国同志转交给了她。箱子里放着几块厚窗帘布，十八军驻沪办事处的发票，潘汉年的印鉴，以及一套《资本论》，很明显是潘汉年的旧箱子。

刘人寿向潘后禀报，潘答应烧掉一切东西，唯独这本书不肯烧掉，刘人寿想替潘保管，潘却执意要留着，并说：“我要是被抓了，《资本论》还在吗？”

看来潘和董之间，已经有了一种特别的联系

1942年秋天，潘汉年被派往淮南根据地，担任中共社会部部长，主管华中敌人占领的上海和南京的城市。董慧凭着自己的特殊关系，继续在上海工作。

1944年冬，潘汉年由淮南出发，前往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半路上，回到许久未归的上海。处理完公务后，直接赶往董慧的住所，却本能地迫使自己改了方向，步履蹒跚地走向许玉文所在的那栋房子。

一声啼哭从门口传来，潘汉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竟然是许玉文和他的姐夫。许玉文忍受不了多年的孤独，也没有了依靠，再加上潘汉年与董慧之间的流言蜚语，她下定决心，并且宣布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潘汉年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许玉文。

潘汉年出了门，径直向董慧走去，他向董慧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了。”过了几天，他们一起去了延安。

毛泽东随即把潘汉年叫来，并为他与董慧举行宴会。毛泽东亲切地告诉董慧：“你和江青是同班同学，当时我还夸过你呢：董慧做得很好。”“董慧，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情报人员。”

潘汉年这才意识到毛泽东和董慧是相识的。江青看出了潘汉年的疑惑，于是解释道：“董慧在延安的学校里做针线活，一直做不到，就在这时，主席来了，我们就把它做好了。毛主席在得知董慧的家世后，夸奖道：“董慧纺出来咯！”

日本投降以后，潘汉年、董慧去了南京，去了上海，去了香港，然后在香港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中，他们的工作非常顺利，也非常成功。

那之后潘汉年之后为什么会被抓起来？下面我们接着讲。

坦白

香港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在解放前，大批民主人士向香港聚集；为新一届政协的召开做准备，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工商界的，文化界的，都要经过香港，西南，西北，华中，上海，再通过香港的地下组织，到青岛，大沽，大连，河北平山去。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群英荟萃，吸引了港英当局及国民党特工的目光。

接送民主党派人士的任务很重，单是租用一条船，就要费很大的劲，不仅要保证船上的船员和船长的可靠，还要应付海上运输的不稳定。但也不能太大，否则会引人注意，但也经不起风浪。

民主党派领导人齐聚香港，他们大多是有名望、有影响的海内外知名人士，他们的行程和安全应该得到适当的保障。

潘汉年费尽心思，为的就是能更好的指导香港的地下工作，出了不少主意。那时方方、尹林平已经返回东江，章汉夫则去了天津，潘汉年等少数人，才是真正的负责人。

潘汉年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指挥和协调的才能。他搬到香港后，就密切注意香港特务的动向。

潘汉年在他们被安全地送到船上之前，咨询、帮助他们处理家事，不管大小。潘汉年还聪明地包了一条洋船，将大豆、人参、草药、土产等运往香港、澳门，再从解放区购买急需的西药和纸张等物资，再运回东北。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允许民主人士乘船北上，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5年“高饶事件”之后，潘汉年受中央的召唤，自觉受到牵连，便决定将一桩尘封多年的旧事，向上司交代。

1942年9月，潘汉年向中央请示，在彭的同意下，才得以成功地从上海撤退，经由情报部门与李士群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