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芸卿于“交界处”探寻更多“可能性”
作者 | 施芸卿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原文 |
《“中间”的生产：基层治理开放性建构中的实践机制》一文从投稿到发表历时四年，经历了五个版本的全文推翻重写，让我深切感受到学术研究犹如钻一条未知的隧道，不断追逐光亮，又不断陷入黑暗，尝试再次寻找光亮。衷心感谢众多师友的帮助，感谢《社会学研究》一直推进，鼓励我在不断修改中磨砺观点、完善解释和推敲文字。最后成文尽管仍有不足，但于我而言，总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回顾这个历程，一时竟有些不知该从何说起。
缘起
我自2004年进入清华随沈原老师读研以来，就以城市更新为田野观察其中的社会参与，以此来看大转型中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至今刚好20年。尽管个人研究的密度不是很大，并未涉猎很多案例，但伴随着持续跟进，时间的力量还是将变迁徐徐展现在我的面前。2011年我国城镇化比率超过50%，此后，伴随着一些结构性限制的出现，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更新模式有一个较为实质的转型，从早期的开发型更新向存量、人文更新转变，早期被忽视的日常生活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带回来；与此同时，在大的背景下，从和谐社会、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社会”逐渐被看见，权力运作的规范性增强，方式也愈加精细和柔性。2015年底，一个北京核心区棚改试点的案例让我初次思考到这个变化，在对“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的讨论中，我感觉到不同于城市化早期国家与社会的直面交锋，两者之间似乎正在出现一个缓冲地带，不再那么正面相对了，使“社会的生产”出现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建设、基层治理的推进，学界对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看法开始从二元分立转为合一（国家与社会的“双增强”）。出于以往研究经历，面对这个转变，有个困惑始终萦绕于我的心头，二元是如何合一的，或者说，在合一处更具体的细节是怎样的？合一之中是否还有张力？又是种什么样的张力？再或者，在中国的转型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一和张力或许一直是一种并存、拉扯的关系，那又该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理解这种交织与互动？
田野
2016-2017年，我随清华社会学系与D城区政府合作做过一些文保区的调研，也在大栅栏有过一些访谈和观察，不过当时的更新实践尽管进一步强调“有机”和“微循环”，但仍以空间改造为抓手，建筑、规划、设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我总有知识壁垒，觉得自己能做的有限，便想寻找更软性一些的案例。进入磁石院带有一些偶然，最先是从朋友处得知有这么个院落，而初次拜访的时候，一进门就发现入口处是一个“代际对话”的展览，当时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代际之间有胡同老人和外来青年的搭配，只是有点诧异，这个议题也太社会学了吧？由此产生了好奇，这个院子是在做什么？那是2017年、2018年左右，社会上还不怎么有空间运营的概念，大家对“社区参与式公共艺术”也不是很了解。记得我最初一直追问，这个老人和年轻人搭配的交流结束后呢，后续呢？还不是特别理解艺术介入社会的提问方式和完成过程。好在运营者是我的同龄人，彼此交流顺畅，让我慢慢理解了他们以“关系美学”为理论基础的工作方法。他们尝试以公共艺术的专业手法，创造出一种跨越身份和年龄的场景，将不同人群“混搭”，在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中促进沟通和交流，让我觉得既新奇又亲近，因为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社会学干预”的艺术翻版，带有很强的行动性和社会性，与之前看到的更新案例不同，便决定将此作为田野点。同时，因为这回是自发进入，没有太多任务压力，外界干扰较少，使我得以长期跟踪案例发展，逐渐形成陪伴成长的关系。
如果说，最初吸引我的是它独特的活动形式带来的种种新鲜感，那么，伴随着了解的深入，更多经验层面的问题浮现出来：磁石院的根本任务是建构新型社区公共文化，也是一种基于文化治理的新型社区营造路径的探索，那么，这群年轻法国海归带来的新潮活动，如何能动员到文化区隔明显、老龄化严重的胡同居民的参与？从政府购买服务来说，在当前外来专业组织普遍悬浮的情况下，这个组织又何以自2016年扎根至今？从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来说，这种以空间换服务、引入新型主体的方式在大环境中是怎么出现的？又如何小心翼翼地探索了（一直未有明确定义的）“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服务的种种边界？了解越多，越是觉得研究问题很难定位，这几个问题在不同现实层面可以单独成为问题，但要解释清楚，里面又似乎还有一重可以贯通的深层逻辑，等待着被捅破。这与文化治理的复杂性有关，文化与人和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前城市更新中带回的、以日常生活为载体的深层文化，它的再生产的背后，有着空间权利、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共同影响，难以就文化而谈文化；而文化治理本身，也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性，在产出新型公共文化的同时，其基于互动的生产过程（即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活动”本身），也可以成为建构认同的柔性手段，具有推进治理转型的意义。因此，梳理起来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外在鲜明的公共文化再生产问题似乎长了根，不断往基层的空间、社会和治理结构中扎，促使我不断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关于这个案例，我最想说的是什么？
迷途
这个案例最大的特点在于不断创造体制内外、地域（治区）内外的不同主体和生活/行为方式之间的“跨界”和“混搭”，以此开辟更多各方交流的“可能性”，但难点也在于此，这种制造“交界”并持续“于交界处做文章”的尝试，充满流动性和模糊性，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研究中，打破了以往较为固态的解释框架，成为非常不容易捕捉和定位的部分。
一是文献上难以定位。这是一个新型主体以“实验性”方式进入基层治理的尝试，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有多重属性，它是市场机构，但又并非资本操控的大型企业，依靠自身在其他文化商业领域的盈利，来平衡院落运营这部分的公益支出；它受街道委托运营磁石院，发挥了在地社会组织的功能，具有治理属性，但较之真正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又更为平等；同时，它扎根社区，社区参与式艺术的创作方式使之于当地社会紧密互动，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既非典型的企业，又非纯粹的社会组织，难以直接套用国家-社会、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它更像是一个带有市场基因的小锲子，打入国家-社会的交界面，引发国家-市场-社会三种逻辑的碰撞和交织，而它自身就站在那个内、外、上、下相遇的十字路口，扮演一个在体制内外交换资源、混融方式的角色，具有极强的边界游走灵活性，并以此丰富国家-社会的连接方式，非常具有启发性，但难以在传统的讨论范畴中捕捉。
然而，这个案例的重要之处也正在于此，这类小微型文化创意企业（往往是带有文化新概念的餐饮、展览、剧场、书店等新型公共空间的“主理人”）在当前城市更新中日益重要，尽管从单个体量来说，他们是“小众”的，但从整体来说，这类组织机构正成为新型城市生活方式的引领者，连接了大量的流动的、个体化的参与者，而这正是传统治理方式面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真空之处。因此，从基层治理来说，如何吸纳这类主体，是推进现代化转型的最前沿尝试，需要我们的治理体系探索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二是经验上也较难定位，这个案例以公共文化空间运营为起点，涉及到空间活化和文化复兴两个具体方面，但同时，因为观察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发现，无论是空间使用还是文化生产，都受到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关系和治理结构的形塑，因此，它表面上在做的是活化胡同空间、生产新型社区文化的工作，而深层上，空间运营和文化生产又逐渐从目标变成载体，成为制造内外碰撞、沟通交流的手段，最终实现的是治理结构的重塑——基层通过数年的公共文化空间运营，生产出一个“外来者”友好的弹性治理空间，扩展了对社会力量的开放式吸纳能力。这几层尽管深层逻辑一脉相承，但现实中对焦着三大不同的具体政策问题（空间活化、文化复兴、治理转型），各自内涵和外延都极为丰富，如何取舍以在一篇文章中呈现，也是难点。
三是“行动”在这个案例中有着双重的方法论意义，使案例呈现得极为流动。本案例有趣之处在于，“行动”不仅是我以实践社会学视角对此案例的研究方法，也是运营者开展公共艺术项目的方法论。运营者在不同主体、人群之间制造“混搭”的基本手法就是策划各类新颖活动吸引人们参加，这在当前的社区营造中是非常柔性的一端，不是借用空间设计或者艺术装置，而是直接制造行动、建构关系；而我要探究的则是数千场互动中产生出的“增量”，这使“过程性”、“关系性”的视角贯穿行动者的实践和我的研究的始终。不同于从结构视角入手的分析，可以找到比较“硬”、“实”的证据，行动视角有很强的生成性，相对更“软”、“虚”。本案例中最可见的就是大量的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各主体在长期互动中的相互形塑，一种行为模式、惯习、观念的改变及连接转译能力的增强，这是一种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生成的结果，是一些新的“可能性”，或许也正是国家-市场-社会边界在基层治理中得以跨越的微观机制，而如何说清楚这个，对我也颇具挑战。
寻路及致谢
或许大家都有体会，研究像盲人摸象，尤其是从经验出发提问的，需要不断地从具体的细节上升到更中观、宏观的层面，寻找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积累体系中的位置，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事实上，当我能想明白上述的特点和难点时，已处于成文的中后期。回顾整个写作和修改历程，尽管案例中这种“混搭”、“跨界”和背后的“内”“外”交界及随之产生的内外有别和协商化解，开始就给我很深的感受，但受制于原有的经验和阅读，起初还是从单一的、纵向的国家-社会关系入手，聚焦于实体的行动者，并困惑于该如何界定运营者到底是国家、社会、市场中的哪一部分，以及该如何说清行动者进入社区后的“破”与“立”是个一体两面、同时发生的过程，是在和各位师友的讨论中、在反复的推到重来中，我才最后找到对焦点——看似模糊，但模糊性和流动性就其本质的“中间”。
在对“社会”的关注的延续下，最初的解释聚焦于“日常生活”，尝试以制度与身份两个层面的“脱嵌与再造”机制，呈现这个外来机构扎根社区、生产在地文化内容、重塑治理结构的过程，体现文化和治理机制的双重更新，但也因此在核心解释机制到底是落在文化还是治理上摇摆。感谢闻翔老师的建议，把老城公共文化的再生产单独拎出成文后，明确了本文对治理转型讨论的聚焦。由此，第二稿尝试以“共治的生产”更直接地描述这个多层面的“同时”发生，从空间的“共用”、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共创”和治理结构的“共治”三个方面，打开基层多元治理结构实践上的形成过程，也因此进入到与“多元共治”的对话，但因不同于从组织制度入手的主流分析，实践视角过于流动而不太容易被理解，修改陷入困境。
第三稿尝试重新回到更“实”的主体的层面，感谢向静林老师的启发，从公共服务购买中本地组织不够专业、外来组织则常“悬浮”的双重困境出发，尝试直接聚焦于外来但又成功扎根行动者，以“在地嵌入”和“共治生产”，讨论基层如何借助新型主体嵌入，来跨越垂直行政边界、生成横向连接机制，完成治理结构在实践中的更新。由此进入到与“嵌入性”的对话，但仍不能完全表达这个案例的独特之处：如何在地化、嵌入社区，只是这个故事是一半：它更重要的另一半是，行动者在向内嵌入的同时，促使当地不断向外打开，这两个方向的同时发力，使得这一空间逐渐成为多重主体、资源、逻辑交汇之处。与静林老师的第二次讨论一语惊醒梦中人，他指出这就像是一个平台，非常综合，所以无论聚焦于哪个主体都不容易说清楚，而且嵌入性的概念也被用得太泛，不如跳出这个概念。这是2022年的时候，这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还未全面铺开，其作为各方枢纽的连接功能也还没得到很好的总结。“平台”的说法启发了我，不过不同于现有讨论中用数字技术搭建的种种平台，这个案例是日常生活中、实体空间中更为无形、更柔性、关系性的“平台”，而且我更关注它的生成过程。
这使我在后续几稿中尝试将分析焦点再度移回主体之间、边界之间，尝试以“交界处何以做文章”来讨论这个“平台”的生成过程，也因此跳出了国家-社会关系单一的纵向方向，看见一个如何将体制外、区域外的社会力量纳入的横向的维度。因为我想强调这个实践过程中极强的流动性和生成性，这和现有的“共治”、“平台”带给人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如何对此概念化也是难点，以“中间”这一模糊而丰富的词语作为概念，起初我是没有把握的，非常感谢匿名评审老师的鼓励，肯定了将“中间”作为概念的可能，并提醒我在与“附近”和“第三领域”、“双轨政治”等概念的比照辨析中，进一步厘清我想表达的“中间”的核心含义，突出了它的行动性和连接性。
最后，感谢编辑部的步步追问，让我尝试进一步提出更具统摄性的概念——基层治理中的开放性建构，以此将“中间”的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转型联系起来，展现二元合一处边界协商的微观机制。我从实践社会学视角将“开放性建构”操作化为国家-社会交界面的互动机制，再进一步具体化为不断吸纳多元主体进入治理的横向扩展机制，和维持国家-社会合一的纵向维续机制，指出这两个机制在实践中存在张力，即重建开放性的尝试会遭遇一系列原先治理体系闭合性的制度遗产，并且打开后需要回归原有体系，因此，纵横机制的互动，构成“中间的生产”背后的深层驱动力。换言之，中间得以生产，在于这一实践较好地以空间、社会和文化、治理结构这三方面的内外互动，化解了纵横机制之间的张力。这从现实层面探索了打开基层治理场域的更多可能性及其局限，也从理论层面展现了转型中另一种不同以往的“新”“旧”要素交织互动的模式。
正如前不久阅读到的狄金华老师的手记中的所说，文章付梓时，尤记众功胜己功。研究是一个为自己解惑的过程，而研究得以发表，则是一个在众人帮助下共同完成的过程。这个田野，我没有固定的课题组，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只好叨扰身边的人，感谢吴小英、肖索未、吴真、李洁、陈满琪、吴莹等各位师友耐心听我絮叨，尽管不熟悉这个领域也尽力提出宝贵的见解，促使我更全面的思考研究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社研编辑部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本文投稿周期很长，感谢梅笑和赵梦瑶两位老师在不同阶段大量的即时沟通和非常专业细致和耐心负责的意见建议；感谢李荣荣老师在最后校对中逐字修改语法和用词，帮助我在有限的版面内尽量保留和完善想表达的意思；感谢向静林和杨可两位老师最后通校时把关，使表述力争精准；感谢杨典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应以“中间的生产”作为题眼，更明确地突出了本文的贡献。
展望
从初入田野至今已有七年，伴随着七年间的发展，磁石院从一个当初不太被理解的“实验”成为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自进入十四五以来，创新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被列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各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进入全面推广阶段，一时如百花齐放。这类实践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在本文之外还可以有很多切入点，简述如下：
一是从空间本身来说，近年来，空间运营成为一个城市更新、社会创新领域热度不断上升的议题，不同于以往封闭社区中致力于内生关系厚度的传统社区营造，空间运营更致力于跨越某种边界的内外交流，如何将一个物理空间打造成一个像hub一样具有多重接口的关系和资源枢纽成为关键，主理人模式成为新的动态，这类实体平台与数字平台的联系与区别可以激发进一步的讨论；二是从社会治理来说，这类空间运营可被视作“文化介入治理”，比传统的文化治理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逐渐从场馆设施等硬件建设延伸至更软性的文化活动。在日益多元的文化环境下，空间和活动能否吸引到人越来越重要，如何既生产文化、又建构参与，对文化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性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分析；三是从家庭和性别视角来看，这类互动发生在国家和社会最直接相遇的层面，且次复一次地进行，需要大量的情感劳动和极强的沟通转译能力，参与者中有很多女性，和同样具有很强的亲和力、韧性和耐力的男性，这类实践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公共议题之间寻找连接（常常会涉及代际、家庭生活的议题），重建“附近”，也可以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同时，于自身而言，这个研究在观察和分析行动者如何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启发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近年来，这个从二分到合一的逻辑变化，似乎可以在很多层面都体会到，不仅是各领域的理论创新上，也在日常生活中。着眼于“中间”，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复杂性和连接性，而建构“中间”，则需要更多的包容性和建设性，以在边界处寻求共赢和增量。沟通、转译能力或许是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但它的增强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很多努力，需要我们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变化，探索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