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以1990—2022年中国知网所刊发的地名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其中，期刊文献有10311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文献有595篇。在相关调查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绘制出发文量、作者、研究机构等可视化图谱以及战略坐标图，剖析其关注度和新颖度。同时，结合地名研究著作、科研立项等状况，对地名的研究现状予以综合分析，并对今后地名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关键词：地名研究；CiteSpace；中国知网；可视化分析
为了更好地总结梳理我国最近30余年来地名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借助CiteSpace 6.1.R2软件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回顾并分析了中国知网1990—2022年所刊发的有关地名研究的期刊论文文献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文献。CiteSpace是一款应用于科学文献中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软件，它能够利用可视化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如关键词、主题词的共现，作者、机构等网络的构建，由此分析获得的可视化图形称为“科学知识图谱”。我们利用CiteSpace软件，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中，以“篇名＝地名OR关键词＝地名”为检索方式，时间跨度为199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10311篇论文。去除重复、会议通告等无效样本以及CiteSpace格式转换后不可识别的文献，能够运用软件进行分析的论文共有9950篇。我们所检索到的10311篇论文的年度发文量折线图，可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30余年来地名研究文献的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0—2004年年发文量较低，发展趋势较为平稳，每年增量很少；2005年之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大，每年发文量也随之增多。为了更好地显示前15年和后18年的地名研究状况，本文以2004年底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段进行探讨，同时也便于对比与预测。其中，1990—2004年为前段，2005—2022年为后段。
01
一、1990—2004年地名研究基本状况
结合图1及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对2004年之前地名研究的发文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1990—2004年，地名研究文献共有2100篇。其中，1990年为57篇；1990—1995年，年发文量均值为71.17篇；1996年突破200篇，之后数年都稳定在200篇左右。说明这一阶段地名研究正在兴起，但尚未形成热潮。结合中国知网的学科分布来看，前五位依次为地理（474）、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301）、中国语言文字（212）、旅游（150）、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145），这五个学科共发文1282篇，占这一阶段发文总量的61.05%。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类则居于第16位，共35篇，占比为1.67%。
我们对1990—2004年地名研究文献的主要作者、发文机构进行了统计，并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成知识图谱，具体如图2、图3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1990—2004年地名研究作者的数量和发文量都比较少，只有王际桐（28）、牛汝辰（17）、周定国（14）、光凡（14）、张金福（10）的发文量超过或等于10篇。从刊发时间来看，大部分作者的发文时间段都比较集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虽然作者不多，但是牛汝辰、王际桐、华林甫、商伟凡等学者，已经开始探索地名研究的范式，并且在2004年以后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图3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地名研究单位以研究院、研究所为主，超过5篇的有民政部地名研究所（11）、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7）、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所（6）。相较而言，高等院校的地名研究比较分散且发文量较少，各机构之间也缺少合作。这说明1990—2004年各高校的地名研究尚未蓬勃兴起，而相关专门机构对地名的关注较多。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高频关键词可以反映出地名研究领域的热点。利用CiteSpace软件中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功能，对所选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科学知识图谱。1990—2004年地名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具体如图4所示：
在图4中，一个节点（圆圈）表示一个关键词，节点图形的形状越大，标签名称的字号越大，表示该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说明这一方面的内容是地名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从图4可以看出，地名研究的热点为“地名”“地理名称”这两项基础研究。同时，“地名标志”“地名工作”“地名管理”“地名档案”等地名规范化管理工作，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地名文化”“历史地名”逐渐发展壮大，说明地名研究已显示出与文化、历史相结合的趋势，可能会成为今后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地名学”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兴热点，但是频次不高。这说明地名学仍处于建设时期，地名理论尚未成熟。
在关键词科学知识图谱的基础上，进行共现聚类分析，则可以得到共现聚类知识图谱。根据聚类后的Q值和S值，能够判断出该聚类是否有效。其中，Q是聚类模块值，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值是聚类平均轮廓值，一般认为，S＞0.5为聚类合理，S＞0.7则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1990—2004年地名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具体如图5所示：
在图5中的左上角，Q＝0.6792，Q＞0.3；S=0.9289，S＞0.7。因此，该聚类是有效和令人信服的。经共现聚类分析后，得出的聚类数量共有137个，除去聚类文献数量不足无法显示的，图5中的聚类共有6个。除去“#0地名”外，“地名工作”“历史地名”分居第二、三位。“罗马字母”和“地名学”的排位也比较靠前，这说明在地名研究的前期，地名翻译和地名标牌是否使用罗马字母成为热点问题，同时，地名学也随着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广州市”则是地名研究具体例证中的热点城市。
总体来说，1990—2004年处于地名研究的建设发展期，地名规范化管理成为首要问题，理论研究相对较少。这一时期，地名研究虽然尚未形成几个定位明确的发展方向，但理论探索已经关注到地名的主要方面，地名研究初具规模。
02
二、2005—2022年地名研究基本状况
结合图1及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对2004年之后地名研究的发文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2005—2022年，地名研究文献一直呈波动增长趋势，共发文8211篇。其中，2005年为252篇，2012年为610篇，是三十年内发文量最高的一年。2005—2011年，发文量均值为415.29篇，几乎是1990—1995年的6倍。2016年为576篇，是发文量的第二个小高潮，其余年份基本稳定在500篇上下。2021年开始回落，为369篇，2022年为316篇。
从学科分布来看，这一阶段发文量前五位的有地理（2644）、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279）、中国语言文字（971）、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745）、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441），共6080篇，占这一阶段发文总量的74.05%。与前一阶段的学科分布、占比相较，该阶段地名研究的学科和方向逐渐集中、明晰，研究的专业性增强，地理学、行政学和语言学成为三个主要方向。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应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地名规范化、地名信息处理等问题成为新的热点。
我们对2005—2022年地名研究文献的主要作者、发文机构进行了统计，并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成知识图谱，具体如图6、图7所示：
从地名研究作者来看，这一阶段论文发文量≥2的，共有207名；图6显示的是≥5的，共有64名，占发文量≥2论文作者的30.92%。其中，彭雪开、高玉林、贾文毓、周文德、张伟夫、周定国、商伟凡、梁汝鹏、王荣、王彬的发文量位据前十，并且都超过10篇。从刊发时间来看，一些学者的研究高产期出现在前一阶段，如王际桐；一些学者则保持了研究的连续性，如周定国、牛汝辰、商伟凡、孙东虎等人。曾任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的商伟凡，前一阶段的发文量为3篇，后一阶段的发文量达到18篇。从前一阶段关注我国行政区划地名问题到后一阶段不仅关注政区地名，还关注个别区域地名，从地名用字、地名读音、地名翻译各个方面探讨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中国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所牛汝辰发表9篇相关论文，并于2018年出版了中国文化地名学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文化地名学》，阐述了中国地名文化和中国各区域地名文化的源流沿革。在这一阶段，涌现出不少后起之秀。湖南工业大学的彭雪开共发表58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全国各地的地名源流考证上，如北京、天津、长沙、醴陵等地的地名源流考释。四川外语学院（2013年更名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周文德，全面系统地从文字学角度探讨地名用字问题，尤其是重庆市、四川省的地名用字特点，仅在2010—2013年期间就发表重庆地名用字相关论文9篇。
从研究单位来看，这一阶段高等院校和地名研究专门机构（研究所、研究院、档案馆、地名学会等）基本上是平分秋色。高校位据前六位的是四川外国语大学（33）、内蒙古师范大学（28）、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7）、内蒙古大学（18）、华中师范大学（17）、吉林大学（17）。地名研究专门机构位据前五位的是民政部地名研究所（35）、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24）、吉林省地名档案资料馆（23）、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18）、中国地名研究所（17）。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名大数据中心从无到有（12），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说明该领域已经建立起完善的数据库系统，能够对中国地名等相关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研究。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出2005—2022年居于前39位的地名研究作者及其机构可视化柱状图，具体如图8所示：
从图8可以看出，地名研究的作者和机构之间联系紧密。通常情况下，某一高等院校或研究所、研究院往往会围绕一位高产作者而形成地名研究中心。地名研究的专属机构在该领域也能占据一席之地，如中国地名研究所有商伟凡（10）、高钰（10）、许启大（7），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有刘连安（19）、王殿斌（10）、阮文斌（7），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有牛汝辰（10）、毛曦（7），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有张保钢（9）。像中国地名研究所的商伟凡、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的刘连安等学者，不仅能够保持很高的发文量，而且研究的持续性很强，除了自身原因之外，也和工作单位的性质密切相关。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出2005—2022年地名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具体如图9所示：
从图9可以看出，2005年以后地名研究的关键词逐渐增多。为了更好地对关键词进行分层研究，我们根据关键词出现次数的多少，以频次为变量，采用SPSS中的聚类分析，利用平方欧式距离分析频次之间的平均联接（组间），得到相关谱系图。在此基础上，将地名研究的关键词分为三个层次[5]。第一层次只有地名（1776）。作为地名研究的总括性关键词，“地名”的频次最高，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层次为地名文化（444）、地理名称（393）。“地名文化”成为高频关键词，说明地名和文化的研究密不可分；“地理名称”则是“地名”的下属关键词，因而排名第三。第三层次包括剩余所有关键词，其中，排名靠前、频次过百的有：地名工作（226）、地名管理（205）、地名普查（189）、文化（187）、地名标志（159）、历史地名（144）、地名档案（135）、地名规划（132）、文化内涵（115）、地名信息（114）。在这些关键词中，“地名工作”“地名管理”“地名普查”“地名标志”“地名档案”“地名规划”“地名信息”都属于“地名工作”的范畴；“文化”“文化内涵”均涉及地名文化；“历史地名”中的大部分论文，则是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地名和地名用字的问题。总体而言，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地名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地名工作、地名文化和地名本身的研究。
在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基础上，通过共现聚类分析，我们又得到2005—2022年地名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具体如图10所示：
在图10中的左上角，Q＝0.5171，Q＞0.3；S =0.8227，S＞0.7。因此，该聚类是有效和令人信服的。经共现聚类分析后，得出的聚类共有96个，除去聚类文献数量不足无法显示的，图10中的聚类共有11个。除去“#0地名”外，“地名标志”位居第二，“文化”“地名文化”则分别位居第三、第四。这说明后一阶段“文化”和地名研究的结合逐渐增多，文化地名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并逐渐壮大。“空间分布”“地名地址”“地理实体”则说明地名研究逐渐和地理信息技术相结合；而“源流考”表明语言学学科的地名源流考证仍方兴未艾；“地名商标”说明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地名成为一种商标，具有经济价值。“红军长征”和“地名”距离较远，联系不明显。
将图4和图9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对比，并结合前后两阶段的关键词频次表、共现聚类图，可以反映出后一阶段地名研究的变化。一是更加重视地名文化研究，逐渐认识到地名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并进一步挖掘和开发其经济价值。如“地名文化”从第11位上升到第3位，“地名商标”从第37位上升到第16位。二是前一阶段的地名研究更多是从地名本体的角度，运用传统的语言学、历史学的方法分析地名；2004年后，与地理学、计算机等学科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增多。如“地名学”从排名第7位下降到第28位，“汉语拼音”从第10位下降到第76位，而“空间分布”“文化景观”却从无到有，分别居于第22、第23位。三是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全面推进，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完成，全国地名信息系统逐步建立，地名研究不断深化、细化。如“地名普查”从第 70位上升到第6位，“数据库”的排名更是大幅度提高，从第160位上升到第33位。
值得注意的是，“地名标志”作为关键词在2004年前和2004年后分别占据第5位和第8位，均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地名管理条例》，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责成有关部门在必要的地方设置地名标志。”我国的地址管理如“楼门牌”等管理工作就是据此开展的。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推进了地名标志的标准化进程。2000年，民政部、交通部、国家工商局、国家质量技监局印发《关于在全国城市设置标准地名标志的通知》，要求用5年时间在全国城市设置标准地名标志。2006年，民政部全国地名标志设置管理工作办公室根据《地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2017年，《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印发，与地名标志相关的规章制度愈加完善。
03
三、地名研究关键词新颖度和关注度的对比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前后阶段的地名文献特点，我们在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同时，还生成关键词共现矩阵，并借助战略坐标法，将2004年之前的关键词组合为102个聚类，2004年之后的关键词组合为138个聚类。通过相关指数的构建，进一步分析地名研究关键词的新颖度和关注度，寻求并区分各个阶段的核心型、潜在型、边缘型、基础型研究，并比较前后两阶段研究主题的变化情况，为今后的地名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其中，新颖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关注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新颖度的值如果为正数，表明研发的时间较晚；新颖度的值如果为负数，则表明研发的时间较早。关注度的值如果为正数，表明该研究主题受关注程度较高；关注度的值如果为负数，则表明该研究主题受关注程度较低。通过计算，可以得到1990—2004年地名研究领域的关注度指数和新颖度指数，据此进一步构建散点图。由于图幅限制，聚类4在右下角小图中单独显示。具体如图11所示（见右栏）：
从图11可以看出，102个聚类被划分到四个象限中，其中，4个聚类位于第一象限，50个聚类位于第二象限，39个聚类位于第三象限，9个聚类位于第四象限。位于第一象限聚类的研究内容属于近几年的热点，是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我们将其称为“核心型领域”。位于第二象限聚类的研究内容属于近几年的新热点，同时，研究的受关注程度较弱，需要增强一致性和内部链接才能进入第一象限，我们将其称为“潜在型领域”。位于第三象限聚类的研究内容关注程度不高，并且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较少，处于边缘化位置，我们将其称为“边缘型领域”。位于第四象限聚类的研究内容虽然备受关注，但不是最新的热点，研究主题的范围需要扩展，其他领域的研究必须以这些聚类为基础，我们将其称为“基础型领域”。
我们统计了1990—2004年位于第一象限的全部聚类、第二象限中新颖度大于6的聚类和第四象限中全部聚类的详细内容。需要说明的是，第三象限中的聚类由于关注度和新颖度普遍较低，属于边缘型领域，这里不再列举。表中的聚类标签仅具方便标识功能，并无顺序义。聚类专题名称根据聚类具体构成总结、归纳得出。聚类关键词构成举例，根据聚类客观情况选取两个关键词列出；如果文献中没有给出关键词，则中国知网Refworks格式的关键词导出算法会在文献中自动选取关键词。1990—2004年地名研究领域聚类专题及构成，具体如表1所示：
核心型研究领域中的聚类表明，地名标牌、地名的汉语拼音拼写、地名的文化内涵、城市地名等地名建设的基础工作，成为这一阶段的热点问题。潜在型研究领域中的聚类表明，某些区域的地名研究正在兴起，但是缺少关注度，如绍兴、重庆。基础型研究领域中的聚类表明，地名、地名管理、地名工作、历史地名、地名文化等研究方向正在形成，研究的关注度也比较高。
根据地名研究领域的相关指数，我们也构建出2005—2022年地名研究关注度和新颖度散点图。由于图幅限制，聚类4在右下角小图中单独显示。具体如图12所示（见右栏）：
从图12可以看出，138个聚类被划分到四个象限中，其中，3个聚类位于第一象限，67个聚类位于第二象限，54个聚类位于第三象限，14个聚类位于第四象限。我们统计了2005—2022年位于第一象限的全部聚类、第二象限中新颖度大于8的聚类和第四象限全部聚类的详细内容，具体如表2所示：
通过表1、表2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核心型研究领域中，聚类21“文化内涵”没有改变，说明地名的文化内涵一直是研究热点。聚类96“地名管理”由基础型变为核心型。聚类60“城市地名”则由核心型变为基础型，说明城市地名的研究已经逐渐完善并成为一个大的研究方向。
在基础型研究领域中，聚类4“地理名称”、聚类12“地名文化”、聚类76“地名工作”、聚类119“地名档案”、聚类79“地名信息”、聚类20“历史地名”、聚类28“地名学”等7个聚类，没有发生象限的变化。除了“历史地名”“地名学”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之外，其他聚类的关注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聚类4的关注度从150.47615直接上升到1066.93387。这说明，上述几个聚类一直是地名研究的基础方向，地名及其各个小方向的关注度也都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基础型聚类还增加了聚类13“专名”、聚类33“人名地名”、聚类26“标准地名”、聚类39“地名商标”、聚类82“空间分布”、聚类64“方言”。只有聚类1“古地名的演变”退出了基础型领域。这说明地名的研究方向不断细化，理论探讨更加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44条，对地名管理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将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推进新时代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在潜在型研究领域中，已涉及对《条例》的解读、阐述等内容。据此可以预测，在新修订的《条例》指导下，今后的地名研究将会更加关注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地名的文化保护。
04
四、地名研究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总的来看，地名研究文献的总量较多，但论文的质量参差不齐，同时也缺少地名研究的专门核心期刊。由于分析软件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运用CiteSpace进行大致分类的基础上，选取重要的地名研究期刊（名列前19位的），从微观上进行具体分析。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出1990—2022年地名研究期刊的可视化柱状图，具体如图13所示：
从图13可以看出，刊发地名研究文献数量排名前19位的期刊，总计发表相关论文3455篇。其中，作为地名研究的专门期刊，《中国地名》占前19位期刊发文总量的70.30%，其次是《中国民政》（6.57%）、《中国社会报》（4.72%）、《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74%）、《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1.62%）。其他期刊发表的地名研究论文占比较小，并且非常分散。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地名》刊发论文的具体情况，在中国知网中以“篇名＝地名OR关键词＝地名AND文献来源＝中国地名”为检索方式，时间范围则限定为199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2429篇论文。需要说明的是，在该检索条件下，我们没有检索到1990—1995年、2021—2022年的论文，因此，这里的统计从1996年起到2020年止。这2429篇论文的年度发文量折线图，具体如图14所示：
从图14可以看出，《中国地名》的每年发文量基本稳定在100篇左右。其中，2001—2005年较低，均低于50篇；2011年和2012年较高，分别达到250篇和291篇。这与中国知网地名文献总体的发文趋势基本一致。我们推测，该刊发文高峰年份应与2009—2012年开启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工作有关。新时期以来，各级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规范地名管理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地名研究的论文也不断增加。
05
五、地名研究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在中国知网中单独选择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以“篇名＝地名OR关键词＝地名”为检索方式，时间范围限定为199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595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24篇，硕士学位论文571篇。我们选取了学位授予机构的前39名进行统计，具体如图15所示（见右栏）：
不难看出，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学位授予单位和2005—2022年的地名研究高校基本保持一致，占据前六位的依次是四川外国语大学（33）、内蒙古师范大学（29）、内蒙古大学（20）、华中师范大学（18）、吉林大学（17）、南京师范大学（15）。四川外国语大学在高校发文数量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上都保持第一位，说明其地名研究在高校中处于排头兵的位置，是地名研究的重镇。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出1990—2022年地名研究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具体如图16所示：
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文化（60）和文化内涵（34）仍处于第二位和第三位。涉及“地名工作”的关键词减少，地名本体研究的关键词明显增多且靠前，特别是语言学方向的关键词排名上升，并且在前20的关键词中占了约三分之一。如语言学（25）、语言（25）并列第四位，命名理据（21）列第七位，地名用字（13）列第十位，专名（7）列第十六位，语言特征（6）、语源特征（6）并列第十八位。总的来看，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更注重地名本体和理论的研究，学术性较强，语言学研究方向占据主流。同时，近些年来，与地名研究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逐渐增多。而地名工作方面的研究由于应用性更强，学术性相对较弱，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中出现较少。
06
六、地名研究著作与科研立项
这里主要是通过豆瓣读书来查询地名研究著作。在豆瓣读书中，以“地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性较为明显的有967本（部）。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出1931—2022年豆瓣读书中地名研究著作年度出版柱状图，具体如图17所示：
从出版时间来看，除去298本没有显示年份的书籍，能够获知出版年份信息的共有669本。1990年之前为79本，1990—2004年为217本，2005—2022年为373本。其中，2017年最多，有32本；其次是2018年，有31本；1994年和2010年均为28本。从内容分类来看，主要包括三类：工具书、学术专著、文化科普。工具书中的辞典类大多涉及历史地名、史书中的地名、区域地名、地名翻译以及外国地名语源等，比较重要的有臧励龢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崔乃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1—5卷）》、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本）》、戴均良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学术专著类主要涉及历史地名考证、地名汇释等，如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学源流》、高翔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考本》、牛汝辰的《中国文化地名学》。文化科普类则涉及各地地名志、地名故事、地名趣谈、地名史话等，如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刘伉的《环球地名初探》、韩兢的《杭州地名故事》。
近些年来，不仅地名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增加，与地名有关的科研立项也逐渐增多。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统计，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中，与地名有关的共44项。其中，2000年以前，仅有1项，即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学源流”；2018年立项最多，达到6项。在这些项目中，青年项目有4项，西部项目有11项，一般项目有17项，重点项目有3项，重大项目有1项。其中，重大项目是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周文德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地名用字搜集整理、形音义研究与基础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涉及的学科也相当广泛，中国历史和语言学最多，其次是民族问题研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统计，在2006—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中（无2008、2009年数据），与地名有关的共10项，其中，2010年最多，有3项。在这些项目中，一般项目有1项，青年基金项目有9项。学科包括历史学、民族学与文化学、语言学、中国文学、社会学等，研究内容大部分和出土文献中的地名相关，2项涉及少数民族地区，1项涉及地名文化。
综上所述，1990—2004年的地名研究发文量较低，作者较少，机构较为分散，理论性较弱；2005—2022年的地名研究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发文量增长迅速，作者明显增多，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机构并驾齐驱，研究方向更加细密明确，研究的专业性增强，地理学、行政学和语言学成为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从两个阶段新颖度和关注度的战略坐标图来看，“古地名的演变”退出了基础型领域，“空间分布”“专名”等成为新的基础型研究，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跻身于潜在型领域，地名研究的方法不断更新，研究更加深入、精细。从期刊的刊载情况来看，作为地名研究的专门期刊，《中国地名》占前19位期刊发文总量的70.30%，其发文高峰年份可能和2009—2012年开启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有关。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分布来看，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学位论文数量居于第一位。同时，学位论文中涉及“地名工作”的关键词减少，地名本体研究的关键词明显增多。从地名研究的著作来看，相关著作的数量随时间推移呈波动增长趋势，主要包括三类：工具书、学术专著、文化科普。与地名有关的科研立项也逐渐增多，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与地名相关的有44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与地名相关的有10项。
通过上文的简要分析，我们还可以对今后的地名研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从研究数量来看，2022年以后的地名研究在数量上能够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因为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推动地名研究继续向前发展。从研究方法和内容来看，采用语言学方法的地名考释、溯源可能会继续占有一席之地，而更多的地名研究正尝试多学科结合、跨领域协作，运用新技术进行系统分析，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GIS技术的应用、计算机算法与模型的使用、地名数据库的建立等，会逐渐成为地名研究新的热点。从学术机构来看，各地名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包括高校内的地名研究中心）形成了两大阵地，如四川外国语大学地名研究中心在2019年和2022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地名用字学术研讨会，形成了以周文德教授为核心的地名研究团队。可以预见，今后的地名研究不仅不会成为冷门学科，还会在新文科建设的推动下，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优势，灵活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方法，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迸发出新的火花，产生新的成果。
作者：张琳 杜丽荣
来源：《现代语文》2024年第2期
选稿：潘 薇
编辑：宋柄燃
校对：徐和惠子
审订：宋宇航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