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的领导开会说，“干群之间要多沟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等记录人员发表在报纸或官网上，就变成了“会议要求，干部和群众之间要加强横向沟通、纵向交流，构建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信息顺畅传递，预防和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简单明了的两句话，被搞成云里雾里的，这让老百姓怎么能听明白呢，听不明白，就不愿意和你亲近，你下乡来做工作，他们又怎么会配合你。有的乡干部到农村被人打，你搞环保，你得把农民做事的得失讲清楚，让他知道重要性，你满嘴在那讲“碳中和”、“碳达峰”，什么“低碳经济”的，农民听火了，自然要揍你一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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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干部、学者、专家和人民群众的交流越来越不在一个频道上了呢，一部分源于考公的缘故，甚至达到了起步就是硕士的地步，这些年轻人受到了程序化的训练，口语能力越来越丧失，我看文言文也不咋样，精通文言文的巅峰状态就是大白话，半桶水才会一直飙成语呢。现在年轻大学生的语言结构是西式化，往往一个句子很长，前缀后缀，中间还加条件限制，看起来严谨性很完美。

这种西式化的语言为何风靡了起来呢，是因为最适合甩锅，西方政客的通常玩法，一个事情干成了，那就是我的功劳，若是没干成，也是我的功劳，因为我早就说了，这里面设定了条件的，要素没有达到，所以没有成。

能给老百姓什么帮助，帮助到何种程度，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去说出来。不要说给人家赋能，只要你聚焦了，你协同了，就能转化、裂变、增长，然后农民就有了“新质收入渠道”，这些日子，“新质”被各行各业弄的冒金星了，老师也要求有“新质教学力”，学生要有“新质学习力”，蹭不上的非要硬蹭，弄的大伙儿有怨言。

刚入职场的年轻人不敢写大白话汇报，是怕别人会小看他，觉得硕士生写的东西怎么和小学生一样呢？于是要飙一些新词来显得高大上。而有些干部不想讲大白话，专门说那些格式语言，就是怕承担责任，说的太清楚了，就没有歧义了，没有歧义了，将来没弄好，就得背责任。

不讲老百姓易懂的口语，老百姓就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看不出他有没有藏私心。若是干部讲的太明白了，老百姓照着做了，结果做错了，就会找他担责任。

我是很诧异，为何现在的公职人员特别怕犯错，只要你不是干违法的事，在做事情过程中犯了错，那承认错误就行了啊，说话说错了，承认说错了就行了啊，整个社会，包括老百姓也要有这样的觉悟，就是允许干部在做事情的过程中犯错，只要是讲人话就行了，不要搞穿靴戴帽。

不做事情才不会犯错，只讲好话不讲坏话，就不会犯错，将普通的大白话包装得豪华奢侈，老百姓只能高山仰止，就不会犯错，这都是不对的。上上下下都要讲真的话，讲真的问题，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干部这样讲，就是自我革命，老百姓这样讲，就是监督干部的群众革命，光有自我革命，那是流于形式，光有群众革命，又会有秩序混乱，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净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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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脱离群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不是和“公考的形式”有关，不能去否定它，而是要考虑是否有改革的必要，有的孩子学校一毕业，考进劳动局，有的孩子学校一毕业，进了农林牧渔的机构，他们一天也没去过车间，一天也没去过农村，先不谈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就他们说话方式，一走近工人身边，一走近农民身边，从砥砺奋斗谈到AI谈到大数据，再谈到生态闭环，谁听谁不烦，吃不了一锅饭，尿不了一个壶，没法交流啊。

公考的人数名额配比建议“三三制原则”，三分之一的人要“高才生”，比如搞金融的，对付老外，用他们的规则打败他们，得中西方语言都要精通，搞理工科学的，搞国学研究的，得有高学历；三分之一的人要“中才生”，懂实际操作的，可上可下的，这是中间力量，执行能力要强，不能光靠考试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