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4年豫湘桂会战是我们都很熟悉，日本称之为“一号作战”，这场战役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的尾声之战，在研究网络资料时，我们会发现对这场战役的评价通常都是对国军的指责。国民政府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竟然让战局走向了失败，这不仅对政治和军事声望造成了严重打击，还影响了战后的一些重要事态。
但大家有所不知的，在“一号作战”之前，日本其实还有一个更加丧心病狂的“五号作战”，其目标和“三个月灭亡中国”一样猖狂，但最终为什么没有实施呢？今天文叔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场有点类似忽必烈灭宋之战的“五号作战”。
1942年日本的侵略范围达到巅峰
豫湘桂会战之前，从1941年到1944年，中国战场上发生了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略行动，这些都是一号作战或豫湘桂会战的前奏。我们需要了解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制定的战略，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战役的背景和意义。
让我们回顾一下，追溯到1941年。对于当时的抗战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41年，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这一事件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让中华民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抗战可以说是在两个前线进行，我们姑且称之为西线战线和东线战场。
西线战场是指在1941年，日本发动南方作战的同时，也向东南亚进军。这一行动，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滇缅公路，这条连接缅甸和云南的交通线。为了保卫这条关键的交通线，中国不得不派出部队远征出国，因此形成了远征军。我们可以将远征军的战线称为西线。
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的抗战早在1937年就已经爆发。到了1941年，日军已经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这些驻华日军仍然在与国民政府作战，形成了东线战场。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后，到了1942年，情况是怎样的呢？为了支持南方作战，日本需要调动11个师团，大约25万人的兵力。然而，日本无法直接从本土调动如此庞大的兵力前去作战。因此，他们计划从其他地区调动部分军队去支援南方作战。到了1941年年底，日本总共有51个师团，其中22个师团在中国作战，也就是说，近一半的日军驻扎在中国战场上。这些师团是日本军队的全部。
中国在二战的亚洲战场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有人常说，日本深陷于中国的泥潭，这一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想象一下，你有一半左右的军队困在中国，而在这片泥潭里要分出胜负，可谓不易。如果撤军的话，一旦国军反扑，将原本失去的领土夺回，那损失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941年，日本共有51个师团，其中22个在中国战场。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师团分别驻扎在满洲、太平洋地区以及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满洲的13个师团主要是为了防备苏联的进攻，而南方作战需要动用11个师团，因此日本需要将部分军力从中国调离，投入到南方战场。
日本原本以为南方作战会非常艰难，因为他们将要面对美国和英国，特别是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拥有相当规模的军队。例如，新加坡驻有的英军就有十多万人。相比之下，日本仅有28万人的兵力要面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进攻，可谓兵力分散，战况艰苦。
然而，日本的军队在东南亚战场上屡创纪录。比如，他们征服了离中国最近的香港，原本认为需要数月时间的攻占工程却在不到一个月内完成，因为英军投降了。新加坡也是如此，英军面对战况不利后整体投降。菲律宾的麦克阿瑟曾说过“我会再回来”，这是因为他被迫离开，所以他才要再回来。因此，日本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征服了整个东南亚战场。
若我们深入研读二战历史，会发现日本所谓的珍珠港偷袭之后，迅速展开了南方作战。而这场南方作战并不只是朝向南方，而是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方向，比如B、C、E、G、H、M、R、Z等多个作战计划，涵盖了英国所属的婆罗洲、印度尼西亚、香港、马来半岛、关岛、荷属东印度、菲律宾、俾斯麦群岛，甚至包括珍珠港在内。因此，这场作战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
当时的盟军处于一个不想扩大战事的状态，因为欧洲战场已经处于紧张局势之中。所以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会尽量守住，如果无法守住，也不会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采取的主动攻击方式对盟军来说是一种措手不及，进攻十分顺利。一时间日本的对外侵略达到了顶峰，野心也更加庞大。
五号作战直指重庆 出兵百万
到了1942年，驻华日军开始考虑是否可以一口气解决整个中国战场的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两个作战计划。第一个是五十号作战，旨在进攻当时还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陕西。第二个是五十一号作战，考虑进攻国民政府的军政核心地带四川。这两个作战计划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一举击倒国民政府。经过一些研议后，他们决定将这两个作战计划合并为五号作战，以简化和统一命名。
1942年9月，日本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对“五号作战”的有关问题，上奏了裕仁天皇，当即得到了批准。该计划之主要内容为：
日军主力从西安、武汉地区，分两路发起进攻，击溃中央军主力，进入四川，攻占成都、重庆。
第一阶段：于1943年的春季以后，一部从山西省突破封锁渡过黄河，攻占西安夺取关中平原，前出汉中。
一部由河南的开封攻向老河口，然后沿汉水向西至安康地区。分路越过大巴山，前出至四川省北部的达县一带。再一支从湖北宜昌，沿长江两岸向西推进，占领四川省东部的万县地区。形成对成都、重庆正面的战役进攻态势后，即在上述地区进行约一个月的休息、整顿。
第二阶段：攻占成都、重庆。
为了实施这场五号作战，需要集合约50万部队。为此驻华日军提出了一些要求。他们表示，按照目前驻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无法独立完成这项任务，因此需要加派人手。为此，他们从满洲调动了大约18万人的部队进入中国内地增援，同时还从日本本土、朝鲜和台湾抽调了12万人，总计约30万人的征兵。这样一来，驻华日军的人数将达到约97万人左右。
而当时的国军规模相当庞大，可能超过了百万，甚至几百万。然而，国军的素质与日本部队相比毫无可比性，这一点需要强调。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国军平均每人只有两发子弹，而面对日本部队，最精锐的德式师的交战比率也是4:1，即需要四个国军士兵才能与一个日军士兵抗衡。因此，即使日本有97万人的军力，如果用合理的数字来计算，中国军队可能需要出动超过四百万人才能与之匹敌。然而，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这么多的军队？实际上，部队的规模是否真的有这么大还存在疑问。
而即便是抗日战争，国军部队中仍然有吃空饷的问题，文叔在一部纪录片里曾看到一位老兵的采访，他透露国军最终存在严重的兵员短缺和吃空饷的问题。吃空饷是指军队实际人数远少于报告的人数，但却要领取全部薪饷的现象。举个例子，如果一个部队实际只有50多人，但它却报告有100人，那么部队长官就能从上级领取100人的薪饷，实际上只有50多人领取了薪饷，而剩下的部分被挪用了。
五号作战胎死腹中
此时的蒋介石当时在什么呢？他在做这么几件事，首先就是蒋介石极力要让中华民国返回所谓国际一线地位，这可以从1943年他与其他盟国领导人在开罗会议上的照片就是证明。
其次，他着手重建远征军，以重新打通滇缅公路。第一次远征军行动以失败告终，而1943年的重建远征军则是为了重新开通这条重要的通道。
另外，五号作战计划也最终被国民政府知晓。蒋介石还在国内和远征军两个战场上做了部署。他意识到驻华日军制定了灭亡国民政府的计划，因此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派遣了两位得力将领在关键地区担任重要职务，其中胡宗南将军负责防守陕西地区。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之一，而且年龄最大，因此他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有很高的地位。
总的来说，从1941年到1944年，中国战场的战略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制定了一系列进攻计划，而蒋介石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并努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地位。
如果日本军队真的要执行五号作战，需要在中国投入97万人的兵力，这是否超出了国军的抵抗能力，确实存在着一个大大的疑问。国军虽然规模庞大，但其素质并不出众，人数众多也可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能够作战或具备作战能力的可能有限。但我们必须要强调，这是针对当时的国军，不能将其与现在的国军相比较。现在的国军执行薪饷发放等方面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管理，不会再出现吃空饷的现象。
然而，问题是，驻华日军提出需要加派人手来执行五号作战，但与此同时南方作战也在进行中，而且还需要人手。此外，日本已经与美国开战，太平洋战场也需要大量人手支援。因此，要突然调动30万人手到中国执行五号作战，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因此，当五号作战提出时，日军的大本营一直在质疑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即使能够战胜国军，占领的土地也难以维持治安和交通通畅。更糟糕的是，可能会面临游击队、民众或国军的包抄，导致后方粮道被截断，局势更加危险。
因此，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上奏表示，虽然考虑到派遣军迅速使重庆政权屈服，并进行进攻四川作战的有利性，但由于国内外形势和苏德战争的发展，从战争指导和作战观点来看，1943年不可能进行五号作战。简而言之，就是办不到，因此建议终止该作战的准备。这意味着，原本有可能让驻华日军大展身手，国民政府面临重大危机的五号作战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但是在1941年到1943年之间，日本军队逐渐采取了更为试探性质的攻击策略。例如，在长沙会战中，日军试图进攻长沙并成功占领了该城市，但随后主动撤退。他们认为已经达到了打击国军的战略目标，无需冒着缺粮缺兵的风险继续占领。
同样地，在1943年，发生了一场名为石牌保卫战的关键战役。石牌位于中国长江沿岸，占领该地可以沿江向西进攻到当时的抗战首都重庆。日军派遣军队前往攻打石牌要塞，而蒋介石则紧急命令其得力干将陈诚守住这个据点。国军精锐部队迅速派往石牌，由名将胡琏率领。
这场战役被称为鄂西会战，对国民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写道，这场石牌战役是抗战六年中最关键的战役之一。
然而，这场战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国军完全击败了日军。实际上，日本发动这场战役的最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直接进攻重庆，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江河段的一些船只被国民政府封锁。因此，日本军队的战略目标是将这些船只撤离长江，以解决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船只短缺问题。因此，尽管国军成功守住了石牌要塞，但日本军队在国军战力被转移后撤出了长江，利用这些船只作为其它用途的重要资源。
此时日本的战略并非一味摧毁国民政府，而是更为保守灵活。在1941年到1943年之间，驻华日军的侵略行为明显减少了许多。这种下滑趋势主要源于一个因素，即随着日本在南方和太平洋战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军事资源出现了短缺的情况。
日本不得不不断调动兵力以支援前线，这导致了驻华日军的兵力在中国战场的比例下降。以1941年为例，日本全部陆军中有43%的兵力部署在中国战场，而到了1943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32%。这种下降的趋势表明日本已经难以在中国战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从原本要打入四川歼灭国民政府，到变成努力摧毁敌人抗战力量的口号，日军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遇到了困难，因此不再有心扩大对中国战场的进攻。从1941年开始，日军主要采取守势，不再扩大进攻，这也是为什么陆续出现了许多傀儡政权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资源短缺。
而1944年的一号作战则更像是最后的一搏，那下一次，文叔也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号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