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芸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间”的生产
——基层治理开放性建构中的实践机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作者 | 施芸卿
责任编辑 | 李荣荣
面对复杂现实，开放性建构成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但该如何在与治理的总体性诉求带来的闭合性的互动中达成？本文以一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为例，阐释行动者如何通过在交界点（空间）、交界面（文化与社会）、交界机制（治理机制）上做文章，生产出作为连接机制的“中间场”和作为转译者的“中间人”，从而化解张力，打开基层治理场域。“中间”的生产揭示了包容性制度弹性的生产与国家—社会接合机制的建构过程，体现了权力运作的隐秘柔性，具有探索中国式治理现代化前沿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引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困境
历经二十年的高速城市化后，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原开发型的城市更新模式难以持续，面临更为实质性的转型。2015年前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进入“存量更新”“人文更新”阶段，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随后出台并在数年间得到大力推进。在多元共治的大背景下，“着力构筑公共文化新型空间”成为老城更新中融空间活化、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基层治理创新三重目标于一体的综合领域，大量探索被激发出来。不过，这些探索在实践中却往往面临“内”“外”两难：若由本地社会组织运营，则活动吸引力不足，基层负担过重，空间易成“空壳子”；若引入外来专业组织运营，则政府长期购买服务的经费压力大，组织难以扎根，空间易成“飞地”。在众多尝试中，位于北京市向阳街道的磁石院获得成功：该院子为区属产权，由街道委托第三方运营，于2016年9月投入使用，至今共举办4000余场活动；2022年底，磁石院作为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代表被《人民日报》报道；2023年2月，中宣部、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组织遴选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公布，“磁石院：以社会化运营激发城市街区文化活力”成为北京老城入选的唯一案例。
磁石院的实践不仅新在以“艺术社区”为支点的文化营造，还新在运营机制。与众不同的是，它源于“内”“外”之间的极大差异：一方面，75%以上的社区居民为老年人，且地处北京核心区，外部约束大；另一方面，运营方是由“80后海归”创立的小微文化企业，既无体制内背景，亦无当地社会基础，是富有创造力的新型主体。同时，它采取了极灵活的合作方式：长期办活动需要大量投入，但当地政府并未整体购买服务，而是以当时一片空白的磁石院的委托运营权作为交换。这一在2016年之前未曾有过先例的举措引发了笔者在经验层面的困惑：这一体制和社区双重意义上的“外来者”如何得以进入基层治理场域？如何在不具备资金优势的情况下扎下根来？这一现象又蕴含着基层治理转型中怎样的最新进展？
笔者自2017年开始关注这个院子，见证其完整发展后发现，磁石院的成功不仅在于文化空间运营，更在于街道和运营者借此对打开基层治理场域、建构内外连接机制的探索。外来者的进入使治理转型中横向开放机制探索与纵向闭合机制维续出现交界，张力凸显。而在交界处做文章的实践——从交界点（空间）、交界面（文化与社会）、交界机制（治理机制）三个层面——生产出作为连接机制的“中间场”和作为转译者的“中间人”，在行动中化解了张力，打开了基层公共服务运行体系、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及治理体系。“中间”的生产有多重理论意义：一是将对“共治”的讨论从组织结构的制度设定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流动实践中，凸显其中的“生成性”；二是推进实践社会学对“变通”的讨论，在原先国家—社会的纵向维度之外增添治理场域内外的横向维度，从而展现基层面对政策空白时在既有制度边缘摸索，扩充“新”“旧”要素的交界面，生产出新的可能性的动态过程；三是通过将近年来复兴的对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讨论深入到更细致、动态的连接机制建构，可以呈现国家治理灵活性如何在实践形态中拓展，进而对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及实践前沿做出有益探索。
二、理论与问题：基层治理中的开放性建构
转型期分化、异质、利益冲突的社会场景使得开放性建构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孙柏瑛，2014），而国家治理中并存的总体性诉求和现代性诉求使结构的开放性和闭合性之间的张力凸显，因此，如何寻求闭合和开放之间的平衡，建构开放性吸纳，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何艳玲，2018）。在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开放性建构极为艰巨、复杂，涉及大量边界协商与关系重建，这源于如下两点：一是我国的治理现代化以总体性社会为起点，有一个多元治理主体从全能型国家中逐步分化出来的过程，而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又最终指向国家与社会合一的“为人民”，这一独特进程使治理主体之间以包容、从属、交叉、重叠的关系为特征。二是我国的渐进式转型蕴含生成性，是不断生成事实的同时迈向下一个目标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以及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央以目标的形式给出政策理想，却留下诸多操作空白，需要地方以实践探索来呼应（陈家建、洪君宝，2024）。“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存在既有的制度遗产与新目标之间的张力，须以不断生成的新型连接机制去弥合。这两方面决定了研究者要特别重视开放性建构中开放与闭合之间的张力变化与动态机制。
开放与闭合的张力源于当前转型中“一元”与“多元”之间的深层结构性悖论，公共管理视角的研究从“社会建构”（孙柏瑛，2014）、“社会共治”（王名等，2014）、“理顺关系”（何艳玲，2018）等政府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角度分析，还很难进入到国家—社会交界面上的互动机制来对此张力进行回应。本文采取实践社会学视角，将基层治理中的开放性建构理解为一种不同主体之间连接生成、重构的动态机制，该机制分纵横两个维度，即不断吸纳多元主体进入治理场域、应对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诉求的横向扩展机制（新建内外连接、指向开放）和维持国家治理的总体性诉求的纵向维续机制（重构上下连接、回归闭合）。由此，本文总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在纵横机制的互动中化解开放与闭合之间的张力，使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诉求得以在对总体性诉求的继承和回归下达成？本文将这一互动分为横向扩展、横纵交界和纵向维续三个动态过程，而此间张力化解的可能则蕴含在对四个方向的连接机制建构（即“中间”的生产）的探索中。
（一）横向扩展：多元主体吸纳与内外连接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治理转型深化，“社会协同”的含义被不断拓宽，如何建构更灵活的连接机制，将国家—社会交界面上日益多元的主体不断吸纳进基层治理场域，扩充治理资源，营造社会共识，成为开放性建构的第一个动态层面。连接机制伴随着主体发展而进化，也使外来主体与基层治理场域内的既有结构形成不同的内外关系。当前研究多从主体出发，还很少就连接机制进行专门讨论。
社会组织是最先被建构和吸纳的主体。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治理创新，借用市场机制建构内外连接，但无论是社会组织的生成还是运转都与行政体系间存在强路径依赖。这在内外关系上导致“越嵌入越脱嵌”的悖论：强嵌入于政府内部行政体系的社会组织（王思斌，2011；黄晓春，2015），在社区中却“有效嵌入”不足（张琼文等，2015；朱健刚、陈安娜，2013），反而固化了原有的“街道—社区党居站—居民”这一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体系（陈锋、侯同佳，2020）。换言之，这是基于行政逻辑和组织基础的开放性建构，尽管丰富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和数量，但难以真正打开基层治理场域。
伴随“多元共治”的提出，企业成为进一步被吸纳的主体，内外连接围绕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创新进一步发展，出现更为流动的逻辑耦合、互嵌，如“企业项目制与国家项目制耦合”的“生产型治理”（吕鹏、刘学，2021）、企业参与农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嵌入与交换”（赵祥云，2023）等。将企业吸纳进治理，调整了国家与市场之间长期以来的结合形态，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下乡中的“内外有别”（徐宗阳，2022），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开放性建构，有选择地打开了基层治理场域。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治理共同体”建设在顶层设计中将横向机制进一步外推，触及了更多的“社会力量”。以新社会阶层为例，这一群体集中分布于体制外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具有高知识、高技能、高流动性等特征，其独立性强且组织化程度低，难以被整合进传统社会治理体制，给连接机制的创新带来更大挑战。但同时，这一群体在当前发展中不可或缺。以老城更新为例，致力于新生活方式创造与引领的文化创意群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文创产业是当前产业升级的新方向，不仅涉及众多从业者，还吸引大量到访者，在老城实际生活中占据相当比重；另一方面，前数十年的开发型更新伴随着人口置换，老城青壮年人口大量外迁，导致当前原住民老龄化严重，其日常生活方式与周边新兴产业带来的文化生活区隔鲜明。如何重新匹配文化、空间与社会结构，是老城公共文化再生产的关键，而由这类小微文创机构介入的日常生活再造成为一种可能路径（施芸卿，2023）。因此，如何将这类新产业和新人群吸纳进当前的治理体系，成为历史街区基层治理的一个突出问题与难点：这些处于流动状态的新人群并不在街道、社区原有的行政管辖体系内，亦不具备服务购买的组织基础或基于生产的耦合逻辑，且其内部差异大，对制度弹性需求高。换言之，新型主体位于与既有结构最不相干的一端，那么，基层政府该如何与其制造连接？本案例中，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为内外连接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想象，在城市存量更新中释放出来的物理空间成为新型主体与既有结构发生关联的基础，而公共文化营造则使两者的互动进入日常生活，探索了一种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开放性建构方式。
（二）横纵交界：实践社会学视角下的“中间”的生产
在社会学的众多分支中，实践社会学（孙立平，2002）尤为关注国家—社会交界面上作为两者互动舞台的日常生活，以过程—事件为分析方法，描绘其中动态的创造性机制，开辟了独特的解释路径。此视角下的核心问题是透过对再生产逻辑的探析，揭示权力的流动性及其实践中的“增量”（孙立平，2002；应星，2006），即权力的运作空间如何在运作过程中再生产。早期研究聚焦于转型初期的乡村，以“变通”（王汉生等，2018；应星、晋军，2000）、“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郭于华，2000）等概念来解释基层政权如何在运作过程中变形，向下调动基层社会的非正式因素以充实治理资源、达成上下衔接。伴随着转型的深化，近期研究关注了城市的不同状况，以“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施芸卿，2019）揭示基层政权如何将权力运作空间纳入组织化、科层化机制中达成再生产，表面上的“硬化”实则是另一种变通，向上调动了体制内部的正式资源。不过，无论是关注正式还是非正式运作，这些研究都着眼于纵向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相遇在此表现为直接交锋，是一种垂直方向上的制度弹性建构。
但正如上节所述，随着当前转型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需要有更多的开放性。横向扩展机制尝试将更异质的新型主体纳入，在包容性意义上生产制度弹性，而以往对“变通”的讨论未曾触及这一点。这使国家与社会相遇时各主体的行动策略发生改变，从面对上下张力该如何博弈转为面对内外区隔该如何建构连接（即如何使这一外部新型主体进入基层治理场域中的空间、社会和治理体系）？而且，更为复杂的是，这一横向连接不是在一片白纸上构筑的，而是在对原有纵向体系的继承下重建的。因此，重建连接不可避免地带来横纵机制的碰撞，这在实践中体现为新主体进入后引发的对原有纵向体系长期形塑下的一系列隐形边界的打破和重设，在本文中则具体表现为对空间使用权、公共服务运行体系、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基层治理体系各层面的打开和重塑。
如果说转型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对“转型前旧体制因素与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两种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的理解”（郭于华，2006），本文所展现的横纵交界，即新生的开放性横向机制触碰到原有的闭合性纵向体系，则展现出另一种“新”“旧”要素互动的模式，目前的讨论还很少涉及这一点。这在原先的“上”“下”的维度之外增添了“内”“外”的维度，折射出当前转型所面临的深层结构性悖论。而实践社会学的讨论必须拉回到这个横纵交界的初始点上，分析其在横向扩展与纵向维续双重张力推动下的动态演变过程。由此，实践的“增量”体现为各个层次上新旧要素的协商合作空间的逐步生成，从最初的交界点到交界面，再到更深层的交界机制，扩展成一个多元立体的交界体系，以便同时处理四个方向上的张力。这个过程即本文讨论的“中间”的生产，其结果是交界处的原有边界逐渐模糊，多主体间形成互动互塑的关系。
以往研究发现，制度在实践中“脱节”“变形”，导致结果与目标不一致。此处的“变通”有所不同，是面对政策空白在既有制度边缘摸索，扩充“新”（横）“旧”（纵）之间的交界面，纳入未曾合作过的新型主体，生产出新的“可能性”，迈向政策理想的过程。而相同之处则在于，这也是一种“权力运作空间的再生产”，是以包容性意义上的制度弹性建构应对社会治理的新挑战，由此，也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在横向机制纳入了新主体之后，又该如何再接回到原有的纵向治理体系？换言之，如何在更宏大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视野下理解这一因新型主体进入而引发的横纵交界，或曰开放与闭合的互动？
（三）纵向维续：国家—社会接合机制的再生产
转型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伴随着利益分化而显现，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成为讨论的焦点。早期研究以“分类控制”“行政吸纳社会”（康晓光、韩恒，2005；Kang & Han，2007）等概念来描述“强国家—弱社会”下两者此消彼长的关系。伴随着社会建设的大力推进，学者们试图超越这种二分对立，提出“强政府、强社会”（朱健刚，1997）、国家—社会的“双增强”（李友梅，2018）、国家与社会“共生”（熊易寒，2020）等观点。但也有学者对此保持审慎，指出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建设最终将导致总体性权力的重建（郭于华，2015）；“政府造社会”可能加深社会对国家的依赖，造成社会内部的分裂，或是强化基层政府的管控（史云桐，2016）；“调适性社会动员”使行政体系得以将尚存某些自主性的“社会力量”纳入控制链条，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参与的双增强（王诗宗、杨帆，2018）。这些争论展现了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在变迁中的复杂性。本文尝试转变思路，将当下治理现代化转型视为对建构国家—社会接合机制的探索，将分析焦点置于国家—社会相遇时日益立体化的交界面本身，并分析它的生成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治理的不断深化，行动主体日益多元，横向机制凸显，该如何维续纵向的治理体系，建构上下连接，被作为更明确的问题意识提出。既有研究从如下视角切入。
组织视角贯穿始终，见证着整个治理转型的发展历程。在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初期，研究集中于国家—社会间初步浮现的交界面，学者们从“社会中间层”（王颖等，1993）、居委会的行政化/去行政化（杨敏，2007；王汉生、吴莹，2011；田毅鹏，2017）、社会组织的嵌入/悬浮（向静林，2018；徐选国、罗茜，2020）等角度，考察新的政府意志与群众要求结合的方式。“多元共治”被提出后，前期研究延续纵向视角，关注到政府下沉资源和保护组织自主性之间的平衡（方亚琴、夏建中，2019）；最新研究则看到纵横机制之间的张力，分别围绕党建引领如何在政府条块之间、公共权力的收放之间形成协同（黄晓春，2021），街道治理体系如何出现从“垂直单元管理条线”到“立体多元治理网络”（田毅鹏、康雯嘉，2021）、从“沙漏型”到“立体化”（袁立超，2022）的变化，作为行动者的学者如何发挥上下对接政府与民众、横向整合居民内部的“中介效应”（肖林、陈孟萍，2021）等问题展开。
作为对国家—社会二分范式的超越，近来复兴的文化和伦理视角探究了这一纵向体系内部的深层呼应机制。文化视角的国家理论（肖文明，2017）提出，需引入关系主义思维来化解国家—社会的二元零和关系，考察两者间的边界模糊性及接合机制，以共同文化建立两者间的稳定纽带，实现互构。“家”被重新发现，作为国家—社会连接的独特机制，“家国一体”逻辑在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获得新的意义形式（周飞舟，2021），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基础（刘亚秋，2022），也在志愿者的生成机制中获得了人格化的负载与体现（纪莺莺，2024）。
作为国家—社会线索上的“外者”，企业进入社会治理是横向扩展的重要体现，以巧妙的逻辑迁移重塑了国家—社会连接。吕鹏、傅凡（2022）描绘了“大资本”在进入乡村后如何与本地中小市场主体建立利益联结，以此重组原子化的社会，实现“有机嵌入”。在城市中，史云桐（2017）发现企业融合市场和社会机制，通过“借道社会”和“经营社会”“能动嵌入”于社会之中。
总体来说，越是晚近的研究，越注意到多元群体对国家与社会之间连接机制所进行的立体化、多样化重塑。不过，这些研究因缺少行动的视角，或是侧重于纵向深层呼应，或是侧重于横向逻辑迁移，还很难展现横向扩展和纵向维续之间的交替互动，及由这一过程引发的基层治理场域的边界重塑。换言之，现有研究中对互渗、共生强调较多，而对其中仍存在的张力及协商关注不足。因此，本文尝试进一步超越对“二分”／“共生”的简单二分，将分析焦点置于行动者对国家—社会相遇时日益立体化的交界面，即“中间”的建构上，关注此过程中行动者对纵横张力的协商与对连接机制的进一步创新。
本文的“中间”，本质是建构开放与维续闭合的纵横张力在实践中形成的协商空间，也因而具有连接“上”与“下”、“内”与“外”的行动的含义，是转型期多元主体之间的一种连接协商、沟通转译机制。在实践和行动的含义上，“中间”承接了“附近”（项飚，2022；严飞，2022）对流动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在“极远”和“极近”之间重建有机关联以包容差异的社会关怀，是空间性、社会性、情感性的多重意义空间。不同的是，“附近”侧重人类学视角，其作为认识观和方法论，倡导人们从身边出发获得行动能力，重构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形成社会的自我保护；而“中间”侧重对转型中“一元”与“多元”的张力及其协商的动力机制的社会学分析，生产“中间”本身就是基层自下而上推动转型的行动。在国家与社会连接的意义上，“中间”承接了早期研究中提出的“双轨政治”（费孝通，2006）、 “上下分治”（曹正汉，2011）、“第三领域”（黄宗智，2019）等对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讨论，但在具体形态上发生变化。双轨政治、上下分治中的双层结构相对分离且有各自逻辑，边缘较为明晰；第三领域的主体相对单一，由社会自发而来，而且是先在的。本文讨论的作为“连接转译机制”的“中间”则是一片国家与社会交织的地带，其特征一是互动主体多元，二是行动逻辑交汇，三是政府是幕后总导演。可以说，“中间”有一个在强政府背景下被不断建构的生成过程，是一种“有为”的治理（欧阳静，2022）。
由此，“中间”的生产体现了基层治理开放性建构的第二个动态层面，即如何将对横向扩展机制的探索，转化为对国家—社会之间的接合机制的多样化建构，使纵向体系得以在开放下维续。这可视为由基层发起的自下而上推动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行动。实践的难度在于：开放与闭合如何同时建构？这需要行动者在“纵”与“横”之间不断穿梭，对层层边界打破重构并对其间缝隙填充织补，从而将交界处的张力转移到以日常生活为底色的边界协商、情感生成和关系营造之中。因此，本文所阐述的“中间”的生产既不同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博弈，也不同于两者的“双向奔赴”，而是一项于交界处做文章、在国家—社会接合机制的建构中扩展国家治理开放性和灵活性的尝试，需要研究者在张力中看见连接，在共生中看见博弈。这一实践使国家与社会的相遇从正面交锋的一线扩散成交织互渗的一片，各主体（基层政府、新型主体、在地居民、外来公众），机制（正式与非正式），逻辑（国家、市场、社会）都被纳入进来，获得更丰富的工具箱；同时，也使国家—社会之间生成由日常生活中细密关系编织而成的流动缓冲层，将交界处的张力转移其中并包裹起来。国家看似更柔，实则更强，更具包容性，且权力逻辑更为隐秘、流动，体现了从传统的“强制性权力”向“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转化（曼，2015），也使对“社会的生产”（沈原，2007）的讨论更为复杂。
三、案例和方法
近年来，我们为向阳街道积累起了多元丰富的本地品牌：有专门以“老人”为群像的艺术项目“老好使”，通过采访老人的人生故事和采购经验，深度探讨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有集合了沙龙、展览、工作坊、市集、音乐与舞蹈的复古主题日活动“北平派对”，激活老年人与年轻人轻松社交与家园精神；有关注老年人与年轻人互动交流的公共艺术项目“当我像你一样”，实现了本地故事向社会影响力转化的可能。（郑娜，2022）
向阳街道地处北京核心区，街区内无大型商业，在城市人文/存量更新的背景下，致力于以空间活化催化老城更新。2010—2013年，街道将一处名人故居整理并打造为第一家胡同博物馆；2015年，街道借东城区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契机，腾退出N社区内一处原作办公用房的四合院，并向区里申请作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之用，但该怎么“新”尚未有成型想法。时任街道文化主管的L只有一个念头：光靠政府力量不够，老城里有那么多优质外部资源，需要吸引进来。彼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留法学习文化创意产业的N回国创立了B机构，致力于“为城市和社区而生的公共艺术”，其自有品牌艺术节以在胡同中开展的“路灯下读诗”项目在北京设计周中获奖。随后，N在区里演讲时偶遇L。2016年，在街道诚意邀请下，B团队作为第三方入驻磁石院，探索新型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一个是基层政府，一个是海归团队，设计周的意外相遇使原本没有交集的两者有了合作的可能，但该如何把这样一个小微企业引入公共服务中？政府购买服务是成熟形式，但只适用于社会组织，且向阳街道无力整体购买全年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发展地方特色的强烈内驱力下，街道决定打个擦边球，以“实验”为名，探索更灵活的合作方式——将空间视为资源来置换第三方服务，这触及当时的政策空白。这一处于政策边缘的“变通”是基层对横向扩展机制的探索，设定了一个“内”“外”差异极大的交界点，这为日后的“中间”营造提供了巨大潜力，但也使相遇之初的张力凸显。甫一入驻，运营者就成为社区中显眼的“外人”：居民视其为“入侵者”，社区干部视其为“抢生意的”，而街道内各部门则都想据此院为己用。
不过，尽管考验重重，运营者还是扎下了根：磁石院至今共培育400多个文化创意项目，开展文化活动4000余场，服务人群超过14万人次，多次被官方媒体报道，向阳街道也因博物馆、磁石院等社区文化空间获得住建部的“最佳人居环境”奖。基层政府与外来者何以合作，在不相关处设定交界并建构连接，实现磁石院的成功运营，是本文关注的经验问题。背后的理论问题是：这一行动如何引发转型中的纵横张力，又如何通过生产出新旧要素在各层面上的协商合作空间（即本文的“中间”）使之化解？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街道和运营者构成幕后台前的两层行动者，持续推进了一个以空间运营为载体的内外连接再造过程。以实践社会学为视角，可以凸显这一“中间”极具特色的流动性和生成性：不仅体现在交界处的连接从无到有、从稀疏到稠密，还体现在运营者从单一属性的“外来者”变为复合属性的“中间人”，这既是静态结构分析之不可见处，亦体现了行动对于结构谨慎又不乏耐心和智慧的重塑。
值得注意的是，“中间”的生产非常缓慢，需要多方长期绵密互动。在本文中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方面，B团队以“艺术社区”为工作方法，以数千场创意活动为载体，较之大多数以建筑设计为抓手的社区营造更为绵密、柔性，可直接推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重建；另一方面，向阳街道营造了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力量相对均衡的小环境，且地方政策长期稳定。这两方面保障了多主体之间的充分沟通和工作进程的持续推进，使“中间”的生产呈现丰富、立体的动态层次，具有典型性，但同时也因需投入大量情感劳动而在复制推广时面临一定局限。
可见，以混搭为特色的文化活动只是交界处被媒体抽取的冰山一角，底下是更为复杂的“中间”生产机制，包括空间、文化/社会关系和治理机制多个层面的边界协商与连接再造。为了清晰、恰当、扎实地展现这个过程，需要长期跟进事件演变，深入互动细节，阐明事态发展和逻辑层次。笔者于2017年进入田野，时值B团队进驻初期，此后持续以观察者、参与者、学者等多种身份参与活动，并于不同情形下访谈团队成员、居民、社区和街道工作人员，收集官方文件、研究报告、相关报道，以及公众号推文及图片视频等一手材料。本文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以各方交汇的街道和社区为观察层次，展现这一蕴含于“中间”的生产中的基层治理场域打开及连接再造机制。
四、“中间”的生产：交界处的三重打开与连接机制
历史街区难以活化的底层原因源于街区内空间、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治理制度在长期以来的纵向治理体系形塑下的闭合状态。新型主体的引入体现了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对横向扩展机制的探索，也使纵横机制之间的张力凸显。向阳街道借公共空间运营引入体制和社区双重意义上的“外来者”，牵动了这个“新”（横）“旧”（纵）机制互动的过程。下文即从交界点（空间）、交界面（文化与社会）、交界机制（治理机制）三个层面，展现行动者如何在横向扩展与纵向维续的双重机制互动下，于交界处做文章，将基层治理场域打开，并在建构“内”“外”“上”“下”的交织互渗中，生产出国家与社会相遇时日益立体、流动的“中间”。
（一） 重构空间使用权：公共服务运行体系的打开
我说你们一定要打破街道的概念，在地居民我服务是街道的概念，但是其他机构其实是我所在的这个地区服务受众的资源，它都可以收进来的，它都是能够为你所用的。（团队创始人N，20180719）
长期以来，城市中的基层公共服务仅由行政系统自上而下提供，且多数情况下只服务于本地居民，有着明确的边界。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进丰富了供给总量，但未在实质上改变这一垂直体系。在磁石院实践中，基层政府借助空间资源活化引入新型主体，重构了物理空间的使用权边界，从供给和受众两端打开原有垂直体系，使之与外部相连接。
1.空间换服务：打开社会化供给的接口
如前所述，一个是小微企业，一个是经费不足的街道，两者的合作不具备公共服务购买的条件，因而在“以文化空间激活老城更新”的实验下，二者共同探索了一种“空间换服务”的合作方式。街道将磁石院这一物理空间视为可盘活资源，委托团队进驻，免去租金并以社区文化站的标准提供基本硬件支持，同时，街道要求团队为当地三个社区免费提供一年两万人次的公共文化服务。团队认为，尽管租金已免，但要维持这一700平方米空间的运转，每年仍需投入人员、活动物料、院落维护、后勤杂费、安保等合计约85万元人民币的成本，而传统社区文化服务既不对辖区之外开放，也不收费，仅靠低水平运行难以产生收益。为此，团队希望在协议中增添两条：一是拓展社区级公共文化空间的服务范围，向外来公众敞开大门，二是允许公共文化服务有合理收益，即团队可以在院子里举办对外来人员适当收费的文化活动。该提议得到街道默许。由此，这一合约试探着打开了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端向体制外的社会化机制开放、受众端向辖区外的社会公众开放的接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的接受。2016年9月10日，磁石院正式开放，团队奉街道之命入驻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却备受排斥。
2.收费换免费：打破受众的“治区”边界
开院恰逢设计周，作为向阳街道分会场之一，磁石院新潮的展览引来了大量年轻人，扰乱了胡同的平静。居民质疑纷起，其中最强的一个声音是：“为什么外面的人来玩得很开心，但占的都是我们的资源？”于是，院子里一有活动就被举报扰民，日常工作难以为继。一个急迫的问题摆在团队面前：究竟谁能使用这个院子？怎么调整居民心中的“内外有别”？
面对居民对“外人”和“我们”的敏感，团队提出“对外收费换对内免费”的反哺策略，以延时运营拓展空间存量，以增加非基本服务拓展内容存量，尔后针对不同群体精细区分时段、定价，再将收益反哺社区。由此，团队初步在同一个空间中建构了内外并行的双重运营机制，重构了空间使用权。
可见，上述两重交换都隐含着内外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基层公共服务运行体系试探性地向体制外的多元化供给者打开，向“治区”（沈原、李阿琳等，2019）之外的更广泛受众打开，使运营者及其链接到的外部人群得以进入。由此，作为交界点的磁石院从一个内部空间逐渐成为一个“内外相遇”的物理“中间场”，体制内外的公共文化供给方在此碰撞，街区内外的人群在此相遇，为下一步更为流动的文化社会和治理层面的“中间”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基点。
（二） 重新定义“公共文化”：街区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打开
和过去不一样，我们的活动回归到人的维度，让他们产生链接，去触发人和人的关系，通过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去构建一种新的关系网络或者关系机制，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团队创始人D，20200102）
交换逻辑初步建立了内外利益关联，但不足以打破深层认同上的“内外有别”，后者与日常生活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紧密相关。传统社区文化以文艺团队和节庆活动为主，地域边界明确，自上而下提供，同样有着闭合的烙印。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设施建设与管理及服务得到法律支持。在此背景下成立的磁石院的首要任务就是探索新型社区公共文化建构。B团队以专业所长将“社区参与式公共艺术”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将居民从“受众”转变为“参与者”乃至“共创者”，为传统公共文化生产机制增添了自下而上的维度，文化重建成为社会关系重建的介质，也因此有了社会治理的意义。但要动员居民参与并不容易，面对在老城中与自身差异极大的居民，团队首先要“把自己完全扔进去”。
1.成为“自己人”：街区内部的关系重构
受街道委托、入驻社区内部空间的体制外运营者具有双重外来性：他们既非邻居，亦非社工，在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中都找不到位置。他们的进入如一枚忽然投入湖心的石子，扰动了街区内的关系网络，故被居民视为“入侵者”，被社区干部视为“抢生意的”。因信任缺失，磁石院最初吸引不到居民来参加活动。面对此困境，团队只能回归最底层的日常生活逻辑，分三步建构“自己人”。
首先是“最笨”的情感工作。N制定了“交友KPI”，“每天拿出一个人专门去胡同里挨个跟人打招呼，每人一个月要交三个社区里的朋友”，她自己也“约着这些社区的书记、主任和文体委员，像朋友一样，带他们去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并为走进院子的居民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处好关系”（团队创始人N，20180719）。
随后，团队与社区逐渐形成利益和情感互嵌。一方面，团队发展出两名重要的“居民员工”：Y大爷原由街道派给磁石院帮忙，后渐成院子“大总管”，退休后由团队返聘，兼具在地居民、街道工作人员、团队成员三重角色，帮助团队协调与居民、街道及相邻社区的关系；2019年加入的Z姑娘是本地人，凭借敏锐的专业洞察以及对老北京胡同生活的熟悉推进了后续社区公共艺术项目。另一方面，在与居委会的关系上，团队尽管是街道指派的，但将自身设定为居委会的“帮手”，致力于协助社区在文化建设上做出亮点。
最后，最重要的是时间。在扎根过程中，团队对于居民而言从“入侵者”变为“闺女”，对于居委会而言则从竞争对手变成情同邻里的工作伙伴，“（合作就像）你拿我一颗蒜，我拿你一棵葱，都无所谓了”（团队创始人N，20180827）。团队与社区的连接愈加多样，支持系统由居民、居委会延伸至当地工商、城管、公安部门，关系网络在重构后恢复平静。
2.做好“中间人”：以艺术共创推动街区内外关系重建
成为“自己人”是作为“外来者”的团队与社会建构“交情”（徐宗阳，2022）、获得信任的过程，但向内扎根只是故事的A面，与之并行的B面是团队还向外编织了一张强大的专业支持网络，以筛选储备后续可能引入社区的优质资源。这一努力持续了两年，2018年左右，团队才真正进入对“新型社区公共文化”的实质性探索：如何通过内外互动重建历史街区的日常生活？以“关系美学”（伯瑞奥德，2013）为理论基础，团队认为公共文化重建的实质是社会关系重建，是一个文化再生产与社会结构更新互动互塑的过程。作为老龄社区，活力再现需要引入外部青年，团队需要再次从“自己人”变成“中间人”，以便将此时的“外来者”——由团队连接到的更外层的人群引入社区日常生活，实现文化再造。由此，关系重建进一步扩展至街区内外。但两部分人群截然不同，短暂相遇该如何搭建桥梁？团队开展了以双方参与为基础的“艺术共创”项目，以如下专业手法，在内外人群之间制造连接。
第一，设定混搭主题，并行招募。团队致力于对“如何建立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之间有效的互动方式和平台”的探索，持续以代际交流为主题策划活动，开展了“北平派对”“老好使”等一系列代表性项目。在成员上，通常由居委会邀请胡同内老年居民，由团队通过微信公号招募外来青年，构成参与双方。
第二，策划戏剧性场景，促进互动效果。以“当我像你一样”系列为例，团队与社区合作策划了三个促进双方交流的场景：两代人互换服装并走秀合影；两代人带领对方到自己熟悉的地点约会（年轻人带老人去美术馆、健身房、咖啡厅；老人带年轻人逛菜场、去家里看老照片）；两代人在庄严的北大红楼同拍新潮的光绘作品。在“老好使”项目中，团队与创意伙伴设计了居民利用家常厨具做手冲咖啡，与外来咖啡师一决高下的活动；或是让居民作为联合主播与艺术家一同直播。
第三，转译代际话语，带入公共生活。两代人的语言皆刻有时代烙印，通过团队及其伙伴们的转译对接，胡同老人的生活被带入最流行的表达，获得外部关注。如“老好使shop”被形容为一家“老年人作为‘买手’的商店”，对经调研抓取出来的胡同老人日常用品以“blingbling”的帽子、“马卡龙色”的手套等来形容。而两代间的日常谈话（如胡同阿姨与咖啡馆主理人关于粮票、咖啡的对话）也被制作成短视频、播客等形式的节目，在网络上获得大量点击。
第四，抓取互动瞬间，呈现内外融合。每次活动都有专业影像记录，两代人互动瞬间（如老人带年轻人去北海回顾童年，齐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年轻人带老人去公园野餐，炫技街舞等）被制作成精良的巨幅海报或是小视频在展览和公众号中呈现，凸显了项目的视觉效果，将内外融合的感觉带入传播。
“一起玩儿”是团队的口头禅，带着朋友般的随意、平等，淡化了内外人群之间的地域、年龄、阶层等结构性差异，构成文化与社会关系重塑的底层逻辑：“一起”推动了内外人群之间更细致的身份协商，而“玩儿”则将公共文化再生产去行政化，吸引来更多元的参与者。由此，无数次的“一起玩儿”营造了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横纵互动的“交界面”，将历史街区日常生活逐渐打开，生产出一个混搭、流动的“文化/社会中间场”。这使国家与社会的对接变得扁平化，并卷入更多情感。一方面，国家触角的覆盖面扩大，对于本地居民，磁石院不断开展的活动卷入了一些原本不与居委会合作甚至是“刺儿头”的个体居民（团队创始人N，20180719）；对于外来者，则塑造了开放、友好的街区形象，吸引人流。另一方面，国家的亲和力增强，“会有一个凝聚的东西，让大家能凑在一起，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针锋相对，减少了锐度。对居委会工作的理解会多一些”（社区书记S，20201013）。同时，建构内外互动对于缺少活力的历史街区的意义在于“一潭死水必须引入活水”（街道主任L，20210921）。通过将居民以“有趣的灵魂”的形象带入公众视野，使他们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注”“感觉就跟又年轻了似的”（社区居民R，20200926），加深了地方认同，重塑了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惯习。
（三）建构弹性制度空间：基层治理体系的打开
目前基层政府最缺一个开放的姿态。它最常见的工作方式是接上级任务，向下贯彻。而我们治理平台的工作，就是让居民主动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参与实施。它同时又是一个有组织的平台。还有是对外部资源的开放，如果我们没有通道让社会各方参与进来，他们扮演的就可能是监督者或反对派，但这些社会资源其实能够利用起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这里算是一个开放的试验田。（街道主任L，20190909）
在纵向体系的形塑下，传统的行政制度同样有着一定程度的闭合性。“共治共建共享”推进以来，基层尝试将其打开，但这一引入新型主体的尝试能否持续？换言之，在国家—社会的交界面上，这个着力横向扩展、吸纳外部资源、重建开放性的新型实践，如何再与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垂直的国家治理体系兼容？如上所述，这里既是个“开放的平台”，又有“组织”在里头，基层治理体系以一种流动的方式打开，体现为街道和运营者在数年磨合中形成的一套半正式化的合作机制：前者以“开放式吸纳”打造科层的平行机制，设计制度接口便于运营者融入，后者以“外挂式嵌入”拿捏独立与被吸纳之间的尺度，双方共同建构严密的科层架构和规范化的权力运作约束下的弹性制度空间，形成“治理的中间”。
1.街道：开放式吸纳
向阳街道重建开放街区的努力至今已十多年，探索出一套现有规则下为新型主体打开制度接口、在扩展资源和保持控制之间把握平衡的实践策略。
一是虚实结合，在科层之外搭建平行沟通机制，使外部资源的引入可持续化。街道自2010年起便着手整理一批存量空间，吸引不同专长的新型主体进驻运营，形成在地机构联合体；2014年，街道推动成立由居民代表、产权单位、社区工作人员、专家和社会志愿者组成的“胡同风貌保护协会”，作为“汇集社会资源、开展公众参与、推动落实保护规划”的社会协同平台；2018年，街道协同北规院、北工大成立“元代居住文化精华区治理创新平台”，致力于“将之前垂直的、缺乏沟通的工作模式转变为一个平面的、相互了解的工作模式”，同时将自上而下的“市、区各部门任务计划”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在地机构需求、设想”相连接。较之正式的、结构化的科层体系，平台更像一个流动网络——以多部门例会为统筹协调方式，以专家库、媒体库、外部资源库和空间资源库为工作保障，在科层之外再建一套实践形态的平行沟通机制，以在地机构及其联合体为中介，在原先直接相遇的国家—社会之间生产出流动的缓冲层。
二是理顺对内关系，协助运营者与具体治理技术衔接。作为空降兵，B团队的进驻不仅被社区排斥，也引发街道内部的不同声音。L主任强调，首先街道要对内统一认识，从磁石院是原社区文化站延续的角度将运营者视为自身一份子。其次，街道要在街区内搭建共享“工具箱”，尽管B团队是企业，但前述“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是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在街道的统筹下，团队以磁石院运营者的身份加入协会并成为核心成员，得以承接政府的内容采购、参与体制内经费申请、奖项评比等的资格，使运营者获得游走于体制内外的灵活性。再次，街道为运营者背书，推荐其代表街道参与一些市级和国家级活动，如北京设计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协助其扩展影响力（街道主任L，20210921）。
三是引导方向，把控创意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限度。随着外部资源引入，磁石院活动日益丰富，可能会触及意识形态边界。对此，街道以两种方式管控：第一，由社区、街道的相关部门进行分类审查，其中尤以党建相关内容为最严，日常节庆活动较松；第二，若审查标准暂缺，则实践先行，但先小步走，沿着制度边缘摸索限度，如尝试将主题党日和创意市集进行混搭，策划“红集”（社区书记S，20201013）。
2.运营者：“外挂式”嵌入
基层政府尝试重建开放街区的另一面，是运营者逐步卷入当地日常工作。不同于科层体系内从属的下级或是被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这些新型主体本是有专长的独立主体，卷入当地日常工作并未改变其根本属性，而多年的扎根则使其生成了治理属性，使其与基层政府（“主机”）在磨合中形成“外挂式”嵌入的合作方式，成为体制内外交界处的“中间人”。如何在被吸纳与保持自主之间拿捏、生成两条腿走路的灵活性成为运营者积累优势的关键。
一是保留企业身份，增加治理属性。B团队是正式注册的小微企业，致力于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接各类组织的项目。接手院落运营后，N首先将8人团队拆分为“4+4”两组，分别计入公司（盈利）和院子（公益）两部分的运营成本，同时，在对外形象上增设磁石院标记，形成联合署名，展现双重属性架构。其次，在街道的支持下，团队进入“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并成为核心成员，获得对接体制内的正式身份。此外，创始人N积极参与基层工作，如代表街道参加市委组织的“百姓宣讲团”，宣讲磁石院故事并获市级荣誉称号；作为新型空间运营代表，进入由区统战部指导的新社会阶层联谊会并当选为理事等。这些方式使其半正式地进入基层治理场域，灵活地穿梭于体制内外。
二是在与政府的合作上，运营者嵌入科层的同时保持多样化运营。不同于其他试点，磁石院与政府的合作始终是基于具体内容要求的单项采购，而非全年打包的整体购买。以2017—2019年的数据来看，内容采购占总运营收益的比例逐年增加（三年分别为11%、33%、30%），且采购方日益多元。最初的采购仅来自街道（设计周策展）。随后，街道的支持由实及虚（直接采购减少，背书增加），而来自街道各科室、属地社区及其他社区的采购（环境美化、传统节日、垃圾分类、社区党建项目等）增加，采购方逐步扩展至其他街道的公共空间改造等项目，反映出团队日益嵌入基层政府的科层体系。较之整体采购，单项采购收入少且不稳定，但也留出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团队提出“333模式”，即整体院落的可持续运营资金来自三个部分：政府内容采购、空间自运营收益与社会创新支持，三者理想比例为各占1/3，这扩展了运营形态，与双重身份相辅相成，增强了运营的可持续性。
三是对内加强自我约束、对外拓展能引入街区的社会资源。作为一个核心区的官方公共文化空间，运营者在与其他主体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对运营内容和形式的意识形态敏感。除政府采购项目需审查外，对于空间自运营和社会创新部分，团队也养成了自觉申报的意识（团队运营主管F，20201021）。此外，团队对公共空间的经营边界保持谨慎，在院内不设直接收费的餐饮项目，至今仍在探索如何结合院落性质实现自我造血。同时，团队还尝试进一步与外部连接，如以院落中某个更具体空间的再活化策略引入更小的新型主体，牵头组建街区“小商户联盟”等。
“开放式”吸纳和“外挂式”嵌入呈现为一种互动互塑式的“交界体系”生产。稳定的地方政策及双方长期合作的预期作为必要条件，促使双方在工作关系之外生发出邻里般的细密联系和情感连接，而这些又成为利益协商时的润滑剂，使双方能共同沿制度边缘摸索,最大化地建构弹性合作空间。街道和运营者成为里应外合的两级中间人，构成“科层体系（更内，其他政府部门）—街道（内部中间）—运营者（外部中间）—外部机制（更外，其他小微主体）”这一连续结构，在原有的纵向体系中打开多重对外接口，在更深的机制层面处理了横向扩展和纵向维续之间的张力，探索了基层治理在技术化、规范化背景下仍有可能的开放形态，从行动的视角回应了当前治理转型中的“活力与秩序”问题。
五、行“中间”之事：于交界处建构治理开放性与灵活性
总之就是一个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结合、机构跟公司之间的结合。它可以是个公司，但它干的是这中间的事，你没必要非得改变它的形态，这就是实验。你如果非要先改变一些外在的东西，你就做不了这个实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街道主任L，20210921）
如上所述，这个实验就是让团队做“这中间的事”。“中间”始于“横纵交界”，但它不是先在的，而是在纵横机制的持续碰撞中不断生产出来的。由此，于交界处做文章的意义在于，基层政府如何在吸纳新型外部资源的过程中，处理横向扩展和纵向维续之间的张力，生成作为连接机制的“中间场”和作为转译者的“中间人”，探索包容性意义上的制度弹性建构和接合机制建构意义上的治理灵活性扩展，使基层治理场域进一步打开。
“中间场”的生产由街道引入最远“外来者”引发，体现为新生的横向机制由浅入深地从三个层面触及原有的纵向机制：首先是交界点，通过重构空间使用权边界，从供给方和受众两端打开公共服务运行体系，创设内外人群相遇的物理中间场；其次是交界面，通过重新定义“公共文化”将公共艺术方法纳入，打开街区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生产重建认同的文化/社会中间场；最后是交界机制，通过街道和运营者共同建构弹性制度空间，打开基层治理体系，创造出孕育开放性的治理中间场。“中间场”的生产背后是穿梭游走于边界间的“中间人”的生成。作为台前行动者，运营团队在与各方的长期互动中生成了上接国家、下达社会、外通市场的多重“接口”：他们既是居委会的“帮手”、街道的“外挂”，又是老居民的“闺女”“孙女”，还是社会创新领域的新秀。多变的形象和灵活的功能使这一小微机构的生存机会得以最大化。在其幕后则是官方“中间人”：街道主动打开制度接口，营造新型主体友好街区，以吸引更多社会力量进入，这与城市人文更新中打造地方吸引力的诉求密切相关。
值得强调的是，“中间场”和“中间人”是在长期实践中、历经数千次活动而缓慢生成的。“生成”体现为交界处的连接从无到有、中间人的属性从单一到复合，而“流动”则体现为“中间”的建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因此，这一案例最难以捕捉之处就在于在过程中流动的就是希望达成的结果。换言之，数千次循环往复的活动策划执行，其实质是不断创造出上下内外之间相遇协商的连接实践，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化解张力、生成情感，使“中间场”的内涵不断丰满，“中间人”的穿梭游走能力在此过程中亦不断增强。因此，如果缺少实践视角，就无法看见活动背后的关系重建和蕴含于连接建构中的治理灵活性。
在当前技术治理日益娴熟的背景下，权力运作的规范性增强，观察其如何在既有约束下生产出更多可能性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中间”的生产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正面相遇，通过吸纳新型主体来推动多个层面的内外连接，扩展了基层政府的行动空间和外部资源。近年来，随着“中间人”的日益成熟，运营者为该街区吸引来一批有特色的文化创意商户，并着手搭建小商户联盟，使基层治理末梢向更远端延伸。同时，“中间”也将国家—社会的相遇扩展成一片虚实交织、逻辑互渗、主体多元、形态流动的缓冲地带，使国家权力的日常运作变得更为柔性、隐秘、多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上更不可见，路径更多样。“中间”的出现为国家与社会的相遇增加了间接机制，但并非对原有行政直管的取代，而是一种并行补充，起到顺滑柔化的作用，其实质是治理工具箱的丰富和权力资源的扩展。二是方式上更有感召力，控制更隐形。技术治理存在因正式化而亲和力不足的问题（渠敬东等，2009），而第三方的介入及“办活动”的文化营造方式以日常生活为素材，通过意义的创造将国家自然化（Migdal，2001）。在第三方主理的公共空间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脱离传统的行政场景，展现了更活泼、更有人情味的一面，更具感召力。但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的内容采购又为参与设置了隐形的内容和地理边界。如较大范围的活动通常以体验性强的生活议题为主，回避敏感议题；而涉及停车、公共空间使用、政府接诉即办等公共事务的讨论则仅限于社区内部。三是过程更流动、边界更模糊。这一处于生成中的“中间”融多个复杂的治理目标为一体，而不断成长的“中间人”也有灵活适变的多重属性，不断建构国家—市场—社会末梢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叠，这使各方的行动空间都有所扩展。这个过程既被外界强大的结构力量形塑，又在一定程度上以行动孕育变化，需要辩证地看待。
可见，“中间”的生产体现了基层权力运作的最新变化，“自组织的社会联系”是否能够生产（沈原，2007）变得更难以回答，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下。社会参与得到鼓励，也受到政府通过资源分配、议题筛选等方式在更高层面的引导。本文中，借由新型主体的引入，“中间”的生产建构了国家与社会的新型接合机制，使“社会”得到了一定的生长，参与范围扩大，但从更大的图景看，“社会”在形式、内容和运行方式上的选择有限，其逻辑和边界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