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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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至西汉时期上郡阳周县故城的地理位置，迄今存在四种学术见解，即今大理河中游河谷说、今子长县曹家坬村古城说、今靖边县古城峁说和杨桥畔古城说。根据《汉书》《水经注》等古代文献记载、实际山川形势考察、古今地名对照和秦汉文化遗址诸多资料，透过多重证据的剖析与综合，对桥山（今鸦行山至走马梁）、黄帝塚（今走马梁主峰西北）、走马水（今大理河）、阳周城和奢延泽（今海子滩湖盆洼地），以及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肤施（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米家园则古城）等汉代地名的定位，判定今靖边县青阳岔镇卧牛城村汉代遗址就是秦至西汉时期上郡属县阳周故城所在地。
关键词：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桥山；走马水；卧牛城遗址
秦至西汉时期上郡阳周县最早见于《史记》的记载，而其始建时间应在战国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吞灭义渠戎政权之时。阳周县建制历经秦代（前221—前207）而延续至西汉（前206—8）、新朝（9—23）时期，再经两汉之际的战乱，至东汉（25—220）初期在郡县地方管理机构调整中被裁撤。由于阳周县城与秦代末年权力转移事件直接关联，而被史学界所熟悉。但是，迄今关于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的地理位置始终不明，目前学界的几种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证据缺陷。因此，需要继续探索上郡属县阳周治城的确切地望。
一
史学界关于阳周故城地理位置的几种说法
在当今史学研究领域，关于秦西汉时期阳周县故城的地理位置判断大体存在四种说法，即今大理河中游河谷说、曹家坬古城说、古城峁说和杨桥畔古城说。其中，大理河中游说流传较为广泛。
（一）今大理河中游河谷说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秦西汉时期上郡阳周县治城标绘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南境的大理河中游河道南侧，判断依据盖为古代文献提及的桥山、黄帝塚、走马水和阳周县故城的彼此空间位置关系。相对而言，此说较为接近历史实际。史念海亦持此说，认为：阳周在今子洲县西南。”
（二）今陕西子长县李家岔镇北部曹家坬古城说
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即今曹家坬古城说，见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直接称呼它为“阳周故城”。曹家坬古城坐落在陕西子长县北部的石家湾乡曹家坬村西250米处、大理河南侧。此说相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绘点，更为具体。据记载，曹家坬古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城墙夯筑，残高1—4米。基［部］残宽0.4—2米，夯层厚7—9厘米。城内出土有秦代陶器及铜车饰、铜镞等”。该城址现为子长县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此说遭到王北辰的否定。他说：“城墙梁乃是［曹家坬］村前的一条低山，是从高柏山伸来的一条支脉。古城是指沿着低山脊上的一条200多米的‘城墙’······经过全面观察，笔者认定，曹家坬城墙梁上的所谓城墙，既不是古长城的一段，也不是古城的一面。曹家坬并没有足以与阳周相当的古城址。”
（三）今陕西靖边县海则滩镇古城峁说
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即今陕西靖边县古城峁说，由王北辰提出。他判定阳周在桥山之北、长城之外、走马水上游某地，进而认为走马水即今芦河，桥山是今白于山，桥门乃今芦河谷口，阳周城按地理形势在今靖边县附近。对此，王北辰记述如下，“笔者先是查阅了大比例尺地形图，在靖边县北约20公里处，标有地名古城峁。以此为线索，1993年9月16日专程到当地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当地村民向他介绍说，“当村所在的一片小高地，即是古城的所在。建国前，古城遗址的轮廓尚依稀可辨，经过几十年的垦耕和平整土地，遗址己全被夷平，不复可辨了”。在54岁的边治民等村民的引导、指点下，只在村边上找到了一小段不足10米的残墙基，外形只是一段低土埂。若非当地人指点，己经看不出它是城墙的残存物了。王北辰据此认定，“古城峁古城就是秦、汉上郡的阳周城”。古城峁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北部，面积不大，可能是战国秦长城沿线的一座驻防城堡，并非县级治城遗址。
（四）今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杨桥畔古城说
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即今杨桥畔古城说，由榆林市文史学者张泊提出。其后，靖边县有关部门予以认同，并在2016年11月举办过一次专题论证会。但是，此说并未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主要原因是杨桥畔古城不符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地理环境描述。杨桥畔古城坐落在靖边县杨桥畔镇龙眼水库北侧，曾被人们先后称作“宥洲城”“龙眼古城”“瓦渣梁古城”等，且在其旁树立过“宥洲城”遗址保护碑。其附近分布着杨一村、杨二村等村落。
严格说来，上述四种关于“阳周县故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判断，皆难与古代文献记载吻合。相对而言，今大理河中游河谷说、曹家坬古城说较接近历史实际。但是，其论据皆存在瑕疵，经不起推敲。阳周故城地望仍须进一步探讨。
二
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应在今大理河上游谷地
究其实而论，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当在今靖边县南部的大理河上游谷地中。在此依据古代文献记载、实际地理形势、古今地名对照和秦汉文化遗址四方面证据予以论证，判定秦西汉时期上郡阳周故城的真实位置。
（一）《汉书•地理志》等古代文献的记述
关于秦代上郡阳周县城，首先见于《史记•蒙恬列传》的记载，其次是《汉书•地理志》的记录。两书既记载了阳周县建制，也记载了阳周县城所处自然地理环境，为后代学者提供了重要线索，成为判断其地理位置的基本依据。
《史记•蒙恬列传》载，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阳周······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蒙恬］乃吞药自杀”。《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于上郡城之后，“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之］属吏，系于阳周”。据此，当秦二世遣使至上郡城（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米家园则古城）赐死扶苏之后，将兵权交予裨将王离，别地囚禁蒙恬于阳周城。阳周县城正是因为牵涉此重大事件而被后人所知晓。
《汉书•地理志》载：“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故。匈归都尉治塞外匈归障。属并州。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肤施，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独乐，有盐官。阳周，桥山在［其］南，有黄帝塚。莽曰上陵畤。”这条史料揭示出阳周县城与桥山的具体空间关系，即阳周县城坐落在桥山之正北，桥山位于阳周县城的正南方不远处；秦与西汉时期，桥山山巅存在着一座黄帝陵墓。这是判断两千年前阳周故城地望的基本文献依据。
而这座桥山黄帝塚曾经受到汉武帝的亲自祭祀。《汉书•孝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前110）冬十月，汉武帝亲率十二部将军的大军巡视北部边陲，“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匈奴詟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宫］”。此“桥山”，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载位于阳周县城正南方的桥山。因其上有黄帝塚，因而汉武帝在归途中才登上桥山，祭祀黄帝。此段引文“桥山”处有注释称“应劭曰：‘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塚’”。此处的“周阳县”属于笔误，应作“阳周县”才对。显然，汉武帝是经由阳周县城南登桥山，以祭祀黄帝塚。然后，再继续南行返回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北部梁武帝村附近）。
而在《后汉书•郡国志五》上郡管内10县中，并无“阳周”县建制。据此可知，阳周县已在东汉建武年间（25—57）的郡县建制大调整期间被省并。
《后汉书•段颎传》载，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夏，东汉破羌将军段颎率军万余人出上郡高奴县，北上桥山，追讨叛乱的羌族部落，“夏，［段］颎复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上。寻闻虏在奢延泽，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余虏走向落川，复相屯结”。当时，段颎率军经由高奴县城（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北进，追踪东羌叛乱武装。越过桥山（今陕西延安市安塞区北部白于山脉东段的鸦行山至走马梁山地），循桥门谷推进至走马水（今大理河）上游河谷。稍顷，接到情报得知叛羌部落驻扎于200余里外的奢延泽畔。兵贵神速，段颎闻讯立即组建一支轻装骑兵突击队，连续急行军一天一夜，于次日凌晨奔袭至奢延泽区域。随即发起突然攻击，叛羌部落向西溃逃至“落川”（今宁夏南部山水河）流域。
此处引文的“桥门”，过去的史家解释为桥山长城之门。笔者以为不然。此处所谓“桥门”，实际是指桥山（今鸦行山至走马梁山地）北坡存在的河川峡谷北口，望之若门焉，故曰“桥门”。首先，《后汉书•段颎传》此段引文中有注释指出“《东观［汉］记•段颎传》曰‘出桥门谷’也”。可知，原始文献早就指明“桥门”就是指“桥门谷”，即桥山北坡的一道陡险的山谷。其次，当下实地考察也证实，鸦行山至走马梁山地北坡河川峡谷的确存在。2016年秋季，笔者和几位年轻同志自南而北穿越鸦行山至走马梁段山区考察，顺着一条名为高川河的河谷行至鸦行山北坡的王家湾村附近，发现河谷两侧红色砂岩突兀而立，峭壁如墙，正古人所谓“桥门”地形之谓也。在高川河东侧陡峭的崖壁距地表约十米处，前人曾开凿出若干个大型石洞，引起我们的强烈兴趣。但是，崖面近乎90°，毫无道路及攀爬着力点，无法上去。经询问村民，获悉那是旧时居民躲避土匪的藏身之处，缘木梯而上后，撤去木梯就断绝了交通。我们只得望洞兴叹而已，于此可见其险峻异常。既然如此，《后汉书》为何却未提及阳周县城呢？如前所述，阳周县早在东汉建武年间就被撤销建制，治城随之荒废。况且当时军情紧急，在此未被提及，也在情理之中。走马水上游河谷，即今大理河上游河谷，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南部的天赐湾镇与青阳岔镇区域；奢延泽，即今靖边县海子滩镇驻地北侧的海子滩湖盆洼地。此处，即走马水上游河谷与奢延泽的间距是“一日一夜二百余里”。秦代至西汉时期的里制，1尺等于23.1厘米，1里等于1800尺，据此，1里等于今415.80米。则“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按200里整数计算，相当今83.16千米，恰与今青阳岔镇至海子滩镇北部湖盆洼地的距离相吻合。
据此可知，阳周故城与“桥山”“桥门”和“走马水”的空间关系。换言之，阳周故城坐落在“桥山”及“桥门”之北侧、“走马水”上游河谷中。
（二）《水经注•奢延水》的描述
延至公元6世纪上半叶（北魏末期），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支流河川——“奢延水”部分，描述了“桥山”“桥门”“走马水”和阳周故城的空间格局，进一步证实阳周故城就在“走马水”（今大理河）上游河谷之中。
《水经注•河水》载：
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境］，东南流······又东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故城］南······东入五龙山······历长城东，出于白翟之中。又有平水，出西北平溪，东南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流］，走马水注之。［走马］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之］桥山，昔［秦］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为］上陵畤，山上有黄帝塚故也······其水东流，昔段颎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闻羌在奢延泽，即此处也。［桥］门，即桥山之长城门也······其水东北流入长城，又东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与白羊水合，其水出于西南白羊溪，循溪东北，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东入于河。
此处，郦道元明确指出走马水发源于秦汉时期阳周故城南侧的桥山北坡。依据奢延水（今无定河）流经区域的支流河川空间组合关系判断，走马水无疑就是今大理河。阳周故城就位于其上游河谷中。阳周故城南侧的“桥山”就是今白于山脉东段的鸦行山至走马梁山地，“桥门”即今鸦行山至走马梁北坡的流经王家湾村的高川河之陡峻河谷北口。至于“黄帝塚”遗址，当在今鸦行山主峰西侧或北侧山岭上。
（三）古今地形与地名的对比分析
依据古代文献关于秦汉时期阳周故城与“桥山”“黄帝塚”“桥门”和“走马水”的相对空间关系记载，探寻它们在当代的地理位置，就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客观性和可靠性。
首先，从大尺度地理空间观察，毫无疑问，秦汉时期阳周县城居于肤施县城（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米家园则古城）和高奴县城（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之间，此乃学界公认的历史事实。既然如此，“桥山”“黄帝塚”“桥门”“走马水”和阳周县故城的探寻范围就只能局限于两城之间区域。在此区间，包括当代的榆阳区南部、米脂、绥德、横山、靖边南部、子洲、子长、安塞、宝塔区北部诸地。之前，学者们将注意力投向今子长、子洲两县北部的大理河中游河谷，大体符合这个区域范围，只是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和准确化。
其次，从地形地势上观察，在此区域存在着两大山系，即指东西横亘的白于山脉东段、东北——西南走向的横山山脉。在白于山脉东段南坡，流淌着自北而南的延河上游主流河川及其东侧支流河川——桥川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桥川河，发源于白于山脉东段的鸦行山至走马梁分水岭南坡，东南流过坪桥镇等地，至建华镇附近注入延河干流河道。
在白于山脉与横山山脉之间，则有流向大体呈现为自西向东的大理河，发源于靖边县天赐湾镇东部，流经靖边、安塞、横山、子长、子洲诸县区，至绥德县城东北注入无定河。大理河的上游河谷，处在今靖边县南部的西起天赐湾镇中经小河镇而东达青阳岔镇东界的区段。其上游南侧支流河川——高川河的发源地在鸦行山至走马梁分水岭北坡，与其南坡自北而南流向的桥川河源头，仅隔着海拔1603米的走马梁段分水岭。早在秦至西汉时期，经由高奴城（今延安市宝塔区）北上、溯今安塞区桥川河谷翻越今鸦行山至与走马梁段分水岭、再顺今高川河谷而下至大理河上游河谷的道路，显然成为那时期高奴县城、阳周县城和肤施县城间交通路线的重要区段。
再次，从地名学角度观察及古今地名对照分析可知，所谓秦汉时期的“桥山”，就是今安塞区北部的白于山脉东段的高山——鸦行山（海拔1637米）、走马梁（海拔1603米）和白猪山（海拔1651米）等山岭组成的分水岭山地。而“走马水”（今大理河）上游诸多支流之一——今高川河发源于走马梁段分水岭北坡。今高川河自其源头北流，行经今安塞区北部王家湾村而进入靖边县南部，至靖边县卧牛城村东南侧，注入今大理河干流河道。此乃秦汉时期“走马水”（今大理河）上游河川的流径。所谓“桥门”，即相当今高川河的山区峡谷北口，两岸壁立，犹如天然之门阙焉。至于今横山山地，并不存在与古代文献记载相符的地理形势。
（四）秦汉时期故城遗址的客观证据
在推断出当代的地理位置基础上，再探讨阳周故城的地望。那么，在今大理河上游河谷区域，是否存在可比定为秦代至西汉时期阳周故城的古城或重要文化遗址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今延安市安塞区北部白于山脉东段的鸦行山（海拔1637米）与走马梁（海拔1603米）山体北部今靖边县东南部的大理河上游谷地，的确存在着一处重要的秦汉时期文化遗址——卧牛城村遗址，恰好可当秦西汉时期上郡属县阳周故城。
在今靖边县东南部的西起天赐湾镇，向东经过小河镇而至青阳岔镇的大理河上游河谷中，分布着较为密集的秦汉文化遗址。这就表明秦西汉时期此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诸如天赐湾镇的瓦渣梁遗址、马路山遗址、马路山墓群、小河镇的椿树塔遗址、底滩遗址、青阳岔镇的张家沟墓群、卧牛城村遗址、卧牛城村墓群、杏树塔遗址、青阳岔墓群、管沟塌墓群、榆树崄墓群、三皇庙峁墓群和大台墓群等遗址。其中，以卧牛城村遗址、卧牛城村墓群、杏树塔遗址、青阳岔墓群等遗址恰好位于今鸦行山至走马梁段分水岭一线之北方，与古代文献所载“桥山”“桥门”“走马水”和“阳周县城”的相对空间关系吻合。在此逐一进行剖析。
1.卧牛城村汉代遗址
位于今青阳岔镇卧牛城村东100米、南100米、西500米，分布在村东、村南、村西三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在遗址区域采集有外绳纹而内布纹板瓦、筒瓦、云纹瓦当、泥质灰陶罐等残片。卧牛城村墓群，分布在今靖边县青阳岔镇卧牛城村附近，主要是汉代墓群，夹杂着少数西夏墓葬，分布于今大理河南、北两岸的二级阶地上，面积约数万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暴露出汉代土坑墓与砖室墓数百座，出土陶鼎、壶、罐、灶，铜鼎、盆、钟、勺、连弧镜、带钩、弩机、半两钱和玉器多件。此外，还出土西夏褐色釉印花瓷扁壶等遗物。显然，就已发现的汉代遗址而言，卧牛城汉代遗址与卧牛城村附近汉代墓群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卧牛城村汉代遗址的西方，存在一处张家沟汉代墓群，位于小河镇东南部的巨浪村境，其面积不详。20世纪80年代，暴露出土坑墓数座，出土陶甑、釜、罐等遗物，也当与秦西汉时期阳周县城相关联。
据此推断，卧牛城村汉代遗址应是一座较大的县级机构治城遗址，只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地表已无城墙遗迹。据我们对鄂尔多斯高原众多汉代城址的实地调查，单纯的秦汉时期城镇遗址，地表除砖瓦残片等遗物之外，基本看不到城墙遗存。因此，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城垣也必然消失殆尽，荡然无存。
2.杏树塔秦汉遗址
位于今靖边县青阳岔镇牛家沟村西侧100米处，时代为秦代至汉代，以及宋代。其面积约有4万平方米。在遗址内，采集有秦汉时期彩绘陶罐残片，以及外绳纹而内布纹或麻点纹筒瓦，宋代的外素面而内布纹瓦残片，还发现建筑时代不详的夯土残墙，长约40米，残高1.5米，夯层厚15—22厘米。青阳岔村汉代墓群，位于今靖边县青阳岔镇青阳岔村及其附近。面积尚未探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暴露出土坑墓数座，出土彩绘陶盆、陶罐等遗物。据此，杏树塔秦汉遗址与青阳岔村汉代墓群应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这两处秦汉遗址的东方，还有两处汉墓群。管沟塌汉代墓群，位于青阳岔镇洞坪村境，面积约1400平方米。20世纪90年代，暴露出竖穴土坑墓数座，出土灰色陶细绳纹罐、鼎等遗物。榆树崄汉代墓群，位于青阳岔镇榆树崄村境，面积约3000平方米。20世纪90年代，曾暴露出竖穴土坑墓多座，出土泥质灰陶绳纹或弦纹罐、壶残片等遗物。这是今大理河上游河谷分布位置最偏东方的汉代墓群。
经过横向比较卧牛城村汉代遗址和杏树塔秦汉遗址的占地面积可知，卧牛城村汉代遗址面积达12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300米×400米的古城范围，只是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力破坏，其地表城墙遗迹早已荡然无存。杏树塔秦汉遗址的占地面积约有4万平方米，略当200米×200米的古城范围，其中夹杂着宋代遗物，并存在建筑时代不详的长约40米的夯土残墙，显然其时代晚于西汉。就占地面积、出土板瓦与筒瓦等建筑材料而言，再考虑到两处秦汉遗址与桥山、桥门、走马水的空间关系，今卧牛城村汉代遗址无疑就是秦西汉时期上郡阳周县故城所在地。
三
杨桥畔古城说缺乏直接的证据材料
正如前述，杨桥畔古城之名是近十几年才出现。此前，当地文物工作者赋予它不同的名称，诸如宥洲城、龙眼古城、瓦渣梁古城等。这就表明当地文物工作者对杨桥畔古城的认知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并无可靠的证据支撑其判断。
杨桥畔古城并非秦西汉时期阳周县城遗址，主要原因是：杨桥畔古城与桥山、桥门、走马水的相对空间位置根本不符合《水经注》等古代文献的记叙，那些被视为主要证据的文物无可靠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等关键要素，该古城出土的文物仅可表明其存续年代，而无法起到定性作用。
（一）所谓文物证据的出土地点不明
作为阳周故城即今杨桥畔古城的主要支撑证据，是指所谓刻有“阳周塞司马”五字铭文的陶罐、“阳周侯”三字印章、“奢延左尉”四字印章、“阳周宫”三字铭文瓦当等实物证据。这些似乎就证实了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带有铭文的文物来源不明，毫无证据作用。
1.刻着“阳周塞司马”文字的陶罐没有出土地点
收藏于靖边县文物保管所的阴刻隶书“阳周塞司马”的陶罐，属于征集的文物。因此，其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皆不清楚。换言之，它究竟出土于今靖边县何地？迄今尚不明确。既然如此，人们也可怀疑它是否属于伪造的赝品。因此，由于其出土地点不明、出土时间不清、真假不明，无法成为杨桥畔古城即秦西汉阳周故城的直接物证。
2.刻有“阳周侯”“奢延左尉”的印章也无具体的出土地点
“阳周侯”印章、“奢延左尉”印章的信息虽然被告知相关人士，但是未见公开展示其实物（据说被个人收藏）。这就存在几个疑问：其一，“阳周侯”印章、“奢延左尉”印章出土地点何在？无人知晓。其二，两枚印章出土于何时？也无人清楚。其三，由于前两项要素不清楚，就有理由怀疑两枚印章的真伪，尤其是“阳周侯”印章可能是赝品。至于“奢延左尉”印章，迄今并未探明其使用时段，究竟是哪个时期的官方印章，尚待考证。因此，“阳周侯”印章、“奢延左尉”印章同样存在出土地点不明、出土时间不清、真假待辨的问题，也就不具备证据效力。换言之，它们无法证明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
3.“阳周宫”铭文瓦当的出土地点也不清楚
所谓“阳周宫”铭文瓦当，迄今未见实物。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土？什么时间出土？哪个遗址出土？都是目前待解的疑团。惟有澄清了这些疑问，才能判断此枚瓦当有无证据效力。在当下，既然它来源不明，对于所谓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阳周故城遗址之说，并无任何证据作用。
（二）所谓杨桥畔古城位置符合《水经注》记载，显属曲解
个别地方文史研究者曲解《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出于个人特定的愿景，意欲认定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他们的曲解表现在几个方面，即今芦河就是秦汉时期的“走马水”、今白于山就是“桥山”、今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
1.今芦河并非秦汉时期“走马水”
出于释疑解惑的需要，在此转引《水经注•奢延水》的原文如下：
［河水］又南［迳］离石县西，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迳其县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则今夏州治［城］也。奢延水又东北［流］，与温泉［水］合，源西北出沙溪，而东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黑水入焉，水［西北］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合交兰水，水出龟兹县交兰谷，东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北流，与镜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东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故城］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
依据上述引文，在奢延水自其源头“奢延县西南赤沙阜”至“东迳肤施县［故城］南”河段的流程中，先后接纳了温泉水、黑水、交兰水、镜波水、帝原水五条支流河川，走马水并不在此区域内。据前引文，奢延水（今无定河）流经统万城（夏州城）之后，先接纳温泉水（今已湮塞），次接纳黑水（今内蒙古乌审旗的纳林河），再接纳交兰水（今海流兔河），这三条河川皆为奢延水北侧支流。奢延水继而接纳来自南邪山的南侧支流河川——镜波水，再接纳其北侧支流河川——帝原水（今榆溪河）。因此，北魏时期的“镜波水”就是纵流于今靖边县境的芦河。换言之，今芦河就是北魏时期的“镜波水”，并非“走马水”。因此，杨桥畔古城并非“走马水”上游河谷的阳周县故城。
2.今白于山主脉东段距杨桥畔古城过于遥远
除杨桥畔古城与秦汉时期“走马水”“桥山”“桥门”相对位置不符之外，它与“黄帝塚”“桥门”所在的“桥山”（今安塞区北部白于山脉东段鸦行山至走马梁分水岭）及其北侧的“走马水”（今大理河）上游河谷路程遥远，两者间直线距离约为45.9千米。倘若算入山高谷深、道路迂回的因素，实际路程当在50千米。如此遥远的距离，显然并非秦西汉时期阳周县城与桥山间的距离。因为秦西汉时期人们站在今杨桥畔镇的位置，目力所及，根本看不见“桥山”的真面目，焉能将看不见的山岭与阳周县城联系起来呢？显然不能。
此外，既然看不见高耸庞大的“桥山”，其上的“黄帝塚”就更难看见。何况秦汉时期的桥山“黄帝塚”具体位置，迄今不明，尚需继续探查。显然，杨桥畔古城并非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
（三）杨桥畔古城出土文物仅表明其存续年代而无法确指
在杨桥畔古城遗址出土的诸如铺地砖、排水管道、板瓦、瓦当等遗物，仅可证明其建造与使用时代，即秦汉时期。迄今所见全部遗物，皆不能确切证明它就是阳周故城所在。
首先，杨桥畔古城遗址出土的墁地砖仅证明其为秦汉时期遗址。至于它是否阳周故城，却毫无证据效力。虽然墁地砖被揭露面积较大，但其功能有待继续探索，短期内无法就此得出任何结论。
其次，杨桥畔古城出土的残碎砖、板瓦、筒瓦，据其形状、颜色、纹饰，可知属于秦汉时期。但要判定杨桥畔古城就是阳周故城，需要更为可靠的直接证据。而迄今那些所谓实物证据的出土地点、时间、层位尽付阙如，无从判断它们出土于杨桥畔古城及其墓葬群与否，故毫无证据效力。
再次，杨桥畔古城所处地形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奢延水》的描述不符。因此，杨桥畔古城和“桥山”“桥门”“走马水”的空间格局难于确定，也就无法证明它就是阳周故城所在。
总之，杨桥畔古城究竟属于秦汉时期的哪一座城镇，尚需继续探索。
四
结论
关于秦至西汉时期上郡属县阳周故城的地理位置，迄今存在着四种学术见解，即今大理河中游河谷说、今子长县李家岔镇北部曹家坬村古城说、今靖边县海则滩镇古城峁说和杨桥畔镇杨桥畔古城说，皆存在证据缺陷。
秦与西汉时期，上郡阳周故城处在今靖边县南部大理河上游河谷中。从古代文献记载、实际山川地理形势、古今地名对照和秦汉文化遗址四方面证据推定，今靖边县青阳岔镇卧牛城汉代遗址与“桥山”（今白于山脉东段鸦行山至走马梁分水岭）、“桥门”（今走马梁分水岭北坡的高川河河谷）、“走马水”（今大理河）的相对空间关系符合古代文献的记述。因此，卧牛城汉代遗址无疑就是秦至西汉时期上郡阳周县故城所在地。
至于杨桥畔古城遗址，其诸种实物证据皆无功效。包括“阳周塞司马”五字铭文陶罐、“阳周侯”印章、“奢延左尉”印章、“阳周宫”铭文瓦当的出土地点与出土时间尽皆不明，杨桥畔古城不符合《水经注》对走马水、桥山、桥门的空间位置描述，而且杨桥畔古城距“桥山”（今鸦行山至走马梁段分水岭）的路程达50千米之遥。因此，杨桥畔古城并非秦至西汉时期的阳周县故城。
作者：艾 冲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王玉凤
审订：宋柄燃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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