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不仅是西方各国投资下的冒险家乐园，更是牵动了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千年大国——（明朝）中国，以及东邻日本的神经。
尽管，这个邻居一直是以邪恶的形象存在于世的。
既然我们之前，已经分别探讨过大航海下的西方和明朝。如今，也就有必要以一个国际化的视野，审视下日本这个邪恶又“不屈”的岛国邻居，是如何卷进这场更古未有的全球化中去的。
1．迫于岛内经济与政局的倒逼
十三、十四世纪时期，日本传统的庄园经济趋向瓦解，武士沦落四散，农民成为自耕农。
农村关系的转变，新的灌溉和耕种技术的普及，以及手工业的兴起，让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新兴城镇不断涌现，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十六世纪，日本国内的市镇和手工业中心已达200多个。
经济上的突进，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变革。
日本封建军阀间的长期内战，引发社会大动荡。旧贵族没落，大名作为新型地主军事集团崛起。他们在各自领地内发展经济，与商人集团密切合作。撤销大量关卡，废除阻碍手工业者和商人活动的行会、座，领地内的统一市场形态越发成型。商人们则大力支持大名们的兼并战争，客观上给后来的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日本社户经济）
最终，丰臣秀吉打着拥护天皇的旗号，在1590年统一日本。
但征服琉球、台湾和菲律宾，都不是丰臣秀吉的终极目的。通过朝鲜占领中国，在北京建都，遥指东南亚西方各国，才是他的梦想。
这，同样是在他作为日本人，在看到一个大航海下的新天下后，做出的憧憬。也是国内形势的倒逼所致。
于是，刚完成国内统一，他便借这台无法停下的战争机器，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进攻朝鲜。但最终还是在明、朝两国联合反击下败退回国，自己也在撤兵前一命呜呼。
即便丰臣秀吉死了，但继而又发动统一战争的德川家康，在夺权之后，依然与西方世界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2．日本介入西方的东进，是借光大航海，还是主动为之？
毫无疑问，西方东进接触日本是早晚的事。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早借这股东进之风，带着传教的目的来到日本。
天主教以艺术的形式被引入日本，南洋风格也在日本得以认可。最终，它们都成为“安土桃山时代”多彩绚丽的艺术中，不可获缺的一份子。
但日本在长期与西方交往中，转而主动寻求并扩大与西方的接触，也是毋庸置疑的。
据暹罗记录：
1559年缅甸和老挝入侵时，约 500名日本人援助了暹罗。
西班牙舰队和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报告书（1567年7月）记录：
吕宋和民都洛两地每年都有日本人来做生意。
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活跃，导致其对外贸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虽然仍以中日贸易最为核心。但除中国、朝鲜和琉球这些传统贸易国家外，日本早已深入东南亚与其诸国。通常，出口的都是刀、漆器、金银制品，同时进口生丝、棉花、瓷器、象牙及香料等物资商品。
但日本这条路，走的也不顺畅。因为要把眼光投向东南亚前，是无法躲开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
这就是基于明朝宏观调控下的朝贡贸易制度。
最初，日本和明朝的贸易是10年一贡，人员限制200人，船只仅为2艘。但急于捞钱的日本却一再违约，一度将遣明船扩至9艘，人数更超千人。
于是，明朝方面停止了合法贸易，随即引发了长期的中国沿海倭患。
与此同时，大航海时代也在悄然开启。
在西方尚未全面接触日本前，中日贸易瓶颈的小范围突破，一方面是隆庆开海，更为关键的，则是朱印船贸易取代了非法的倭寇，让日本以更为光明的形象出现在与中国和东南亚的海外贸易中。
朱印船贸易的开始，其实也是在中日战争中悄然出现的。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那年，由明朝首次向京都的角仓了以等人发放盖有红色官印的公文。
即便战争期间，另类的国家间的贸易，也是一样会存在的。
（图朱印船）
所谓朱印船，是持有日本幕府颁发的朱印状，赴南洋经商的合法船只。借此向外国证明此类船绝非海盗，而是官家批准的合法商船，进而就可以要求驻在国准其贸易并加以保护。并严令不得与非朱印船交易。
朱印船一方面是昭示展示形象，一方面，也是德川幕府借官方的名义，控制国内各大名的手段，同时还能打破葡萄牙人垄断对日贸易。
从来没有什么商人，纯粹靠资本能成事。若想都有所作为，国家资本仍然是最有效的途径。包括二战后的美国。
日本在朱印船贸易下，将早先日本商队及倭寇主要活动范围仅限福建、广东的情形，迅速拓展到东南亚。
日本之所以如此热衷与下南洋，更源于与大明以及西方，都密不可分的一件事物——白银！
3.白银贸易兴起
日本盛产银矿，尤其沿日本海一侧资源更加丰富。但长期以来，日本却空坐这些资源白白浪费。
直到15世纪大航海到来，白银贸易骤然活跃起来，终才全面引发日本从政治、经济到社会层面的大震荡。日本也不可避免的参与进来并一发不可收拾。
白银贸易的兴起，也和之前所说，与日本内战不无关系。正因战乱动荡，大名们拼命敛财和制造、购买武器，进而扩展递盘，日本的银矿也才被极尽利用，开采急剧规模化。并且迅速成为支撑日本经济的最大源泉。本州岛的岛根县、鸟取县，九州岛的长崎，都是开采银矿最热闹的区域。
日本学者嘉屋实在《日立矿山史》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在西欧，近代国家主义正在兴盛，各国开始追求富国强兵，中国的大明王朝也正处于繁盛时期，而日本的太阁丰臣秀吉即将完成统一天下的目标。在这个时期，日本意识到商业和贸易与交易和货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日本不能尽快结束战乱，那么只有金银这样的硬通货能够维持大名领地内的经济秩序。因此，统治者们非常关心金银的积蓄问题。为此，当时全国的大名们纷纷开始争夺和开采银矿，建立银山。这在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仍极为重视对银矿的掌握。
日本与西方和中国商人的贸易，带来丰厚利益。日本的经济模式，迅速从农业传统经济转型为全球商业经济。
国际上，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对日贸易，带回欧洲的大量白银，极好地满足了欧洲各国的需要；明朝国内的经济文化大井喷发展，但又不产银，更愿意通过对日大宗贸易，换回日本白银用于本国货币流通。
据研究表明，日本当时的银产量，已达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每年约有200吨左右。而且，日本的提炼技术也有优势。其所掌握的灰吹法，让白银纯度大为提高。于是，日本通过白银贸易，在亚洲市场上确立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
白银贸易，也给当时的欧洲各国殖民战争蓄积了充沛的资本。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更把第一市场定位在了亚洲。
葡萄牙人也没闲着。1550年，其私人船只航行至平户。几年后，葡萄牙的官船开始驶向平岛。虽然在1561年，在平户港发生过“宫前事件”，有葡萄牙人被杀。但最终还是促成日本当地官员，在1570年开放长崎为外贸港。
白银贸易，着实让西方、日本和亚洲各国家都各取所需，赚个盆满锅盈。
但同时，随着白银不断外流出口，也导致日本国内货币开始紧缺，物价进而飞涨起来。
虽然日本人着急，但西方人包括明朝中国人却很高兴。西方人为何东进大航海？除了传教外，最重要的就是找金子银子啊！
所以，你日本人也就别光想占便宜了。光是西方引进的武器，就对日本国内产生了颠覆性的做用：用新武器抢天下，然后海外贸易，然后内卷……早晚都会回来的。
4．大航海“白银贸易圈”对日本军事的变革
从一开始，日本与西方的贸易，就包含最紧俏的枪炮等火器及相关技术。
十六世纪中前期，欧洲国家刚从蛮荒中崛起。所谓的欧洲近代军事革命，也才是这个时期的事。但葡萄牙人就已将枪炮传到日本。鸟铳的传入，让日本进入火器时代，也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战争形态，继而推动了日本各大名内部以下逆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风的泛滥。
1575年的长筱之战就是典型。足足装备有数百支火绳枪的织田信长，轻松完败武田胜赖。在当时的欧洲，如此大规模的使用火器，也都极为罕见。
可为什么日本能在短期内，以如此速度追超欧洲国家？
日本作家玉木俊明《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世界史》一书，透露了关键要素——耶稣会。
这个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在1534年创立的天主教传教组织，于1540年便获得了罗马教皇承认。耶稣会的重要使命，就是贸易。而军械武器，则是对日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日本的战国时代，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同时迎来了各自的“贸易春天”。
葡萄牙人就在日本设立了“葡萄牙商行”。关于日本的大炮、硝石和弹药等原料的供应，以及日本官府对于传教的许可，耶稣会也常会参与对谈判。在日本的耶稣会，其实本就是将传教、贸易和军事一起操作的。众多日本大名，也因此皈依天主教。
大友宗麟，是日本战国时代九州的大名，天主教徒，在日本与耶稣会的军械贸易当中最为著名。正是他与耶稣会谈判，从驻澳门主教购入“国崩炮”（大型佛郎机）。还有一个大名叫大村纯忠，更将自己领地长崎直接献给耶稣会。随后，葡萄牙便在长崎建立军事要塞，同时将日本归入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军事体系。
国崩炮（大型佛郎机）
但也不是所有的日本大名，都被宗教感召。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载：织田信长也曾热情邀请瓦里格纳诺到安土城，还允许耶稣会在城内开设神学院，教授日本孩子西式教育。
以至于在他的时代，日本已经可以独立生产欧式枪支。大炮所需原料，基本都能在日本获得，除了硝石。这也是后来明朝抗倭援朝时，在火器方面压倒日本的重要因素。
但其实，织田信长也只是想得到耶稣会的先进技术和武器，并不想成为教徒。这其实和明朝当时的情况有些类似。丰臣秀吉更是直接驱赶甚至捕杀外国传教士。除去徐光启、李之藻等彻底皈依天主教之外，很多士大夫和地方士绅乃至百姓，不过出于一时好奇，或出于想得到西人的精巧器物和学说知识，在传教士感召下暂时入教，但并不真信。后来又转而放弃者，也比比皆是。
但无论如何，不管日本还是明朝，在西人表面传授知识、武器，实则传教的情况下，吸取不少西方先进知识，也反哺给西方并推动其发展，也都是事实。
（丰臣秀吉捕杀天主教徒 ）
5．让西方忌惮的倭寇，为何在中国海盗面前不堪一击？
倭寇的凶狠，是名声在外的。
他们不仅勾结明朝叛逆，为患中国沿海，还远赴东南亚的吕宋、苏碌等国劫掠。当西方殖民者东进后，也开始与日本海盗发生冲撞。
西方人曾极度蔑视亚洲人战斗力。西班牙吕宋总督亚历桑德罗曾说：
毫无疑问，东方人的战斗技巧和勇气都无法和最弱的欧洲人相比。
但随后，他们便体验到了看似矮小猥琐、实则强悍无比的倭寇近战能力。
英国海军曾说：
日本人是太平洋海域，唯一可与欧洲战士比较战力的民族。
但这个前提，是西方人没与中国海盗打交道。
其实，在整个大航海时期下。倭寇，基本上都只是别人手里的刀枪和鹰犬，自己是绝难成气候的。
包括我之前提到的，西班牙人在吕宋屠华的惨剧，里面就大量使用倭寇；荷兰人也用倭寇屠杀印尼人；就连泰国国王，也会用倭寇干一些脏活累活；再包括后来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旗下一样招揽不少日人加入。
对于日本人，我想用“不自量其”和“不甘落后”两个矛盾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实际上，它们就是这样矛盾的民镞。《菊与刀》就是这样看透日本人的。
他们那股世代都要翻身的精神，实在让人赞叹。但他们始终看不透自己底蕴的迷一样的自信，又不是几次、或几千年无数的跟头，能唤醒和挽救的。也许真到他门全员灭亡的那一刻，才会明白自己几斤几两吧。
回来继续说大航海时代的日本人。
他们一心突破岛链的最可见的短板，就是船只太过简陋低级。只能勉强乘人，无法与明朝战船交战。不等登陆之后，倭寇的陆战特长没法发挥出来。
日本虽然用白银换回了大量火器和生铁，但航海和火药方面的技术，仍然远逊他人。
十六世纪中页，居然发生过两艘葡萄牙海船打退几十艘日本海盗船的趣事。而日本海盗在面对东南亚小国时也战力薄弱。很像现在的国足。因为，当时的东南亚各国，也都装备了从明朝、奥斯曼以及印度莫卧尔等国的小型火炮。对付和西方人和明朝自然不行，但对付日本海盗船上的火绳枪队，仍是绰绰有余。
总体来说，日本海盗和倭寇，在陆地上颇有战力，也能为各国充当打手。但一入海洋独立作战，也只有顺着洋流的水平了。直到十七世纪前叶，德川幕府才在西班牙人的大力帮助下，仿造了相当规模的西班牙帆船。
而彼时的明朝，则完全不一回事。
中晚明时期，是皇权和政府权利失落，官商集团左右政府、民意四分五裂的时代。民间身兼商、盗的集团，不弱于政府，甚至在海外贸易中，还能充当中间力量。
明朝海禁期间，就涌出大批强悍中国海盗商团，比如汪直。他一度定居日本萨摩藩，坐拥数万兵力。
汪直死后，林凤和郑芝龙又相继崛起。
林凤手下也有数万人。为躲明朝官军，转攻西班牙人盘踞的吕宋。要不是西班牙人准备得当，被攻破也是情理中的。而郑芝龙，足有700艘战船，还将几乎所有的日本海盗都收拢帐下。最后还把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打得没出找牙。交钱逃生。
招安郑芝龙的路线，明朝其实最该普及的。这也正是笔者一再提及的“汉武帝路线”，广泛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国家大略。官民各取所需、互相使用，风险各担，利益共享，达到彼此互惠的终极目的。
不仅郑芝龙，包括之前的汪直，本来胡宗宪就有此意。招安远比杀掉，于国于己都是利益最大化。可结果偏就毁于党争。
在明朝中国海盗的阴影下，日本官方没有能力对外拓展，日本海盗也就只能充当打手的角色。之后德川幕府的锁国令，更是彻底断了日本海盗们的前途。
中国人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意识，是极强的。以正德年间的汪鋐为例，在面对先进西方战船和火器时，第一时间对其先进科技的快速吸收和升级改造，并且从平局迅速转为完败对方。这是多么值得称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
如果不是明朝文人官僚的短视和小富即安，不懂得合理运用民间力量，明朝对外的影响力，必定是不可估量的！
哪有西人蚕食东方的空间？
哪还会发生西人在东南亚的数次屠华？
哪容得下倭寇这股宵小恶邻左突右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