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教授1908年出生于南京，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1934年进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金陵大学、西北大学、河南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唐诗研究，曾任金陵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河南省文学学会理事，河南省高校学术委员会顾问，政协开封市委常委，九三学社河南大学主委等职。
高文教授和我父亲都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他家的几个孩子和我家的几乎一样大，只不过是三男一女，而我家是一男三女。我和他的大儿子长庚和二儿子启明同在河南大学幼儿园，长庚在大班时我在中班，启明在小班，上小学时我家搬到北炉坊胡同，就近入学东棚板街小学，而他们还住在半截戏楼街，就近入学北门大街小学，接触少了。一直到WG，不上学了，我们院的小孩少，我带几个去他们院玩，长庚大我一岁，个子又高，就成为我们的首领。细究高教授给孩子起名字与星辰有关，大孩叫长庚（星），二孩叫启明（星），小女叫得辉（得到两颗星的光辉）。
长庚篮球打得好，高中被集中到开封二中，作为开封中学篮球队参加省内比赛。1968年还没让我们下乡前，我组织了一个开封师院家属篮球队，主力队员是杨秀英教授的四儿子刘津生、六儿子刘沛生、高长庚、杨纪高副院长的儿子杨林军和我，打遍开封无敌手。轮到下乡开封市中学生篮球队全部队员去了平舆县西洋店公社，1970年驻马店地区举办篮球、乒乓球比赛，我代表新蔡县篮球队和乒乓球队，长庚代表平舆县篮球队，在赛场多次较量，但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比赛完，长庚就被地区柴油机厂抽调走了，当时该厂教练也问过我，我说“非开封不回”，就此作罢，延至1971年9月才回到开封。长庚一去几十年，我俩只能在他和我都回开封省亲时才得见面。
我和启明接触就多了，我考进河南大学历史系1977级，他考进历史系1978级，几乎天天见面。更重要的是，我俩都在系篮球队和排球队，年年有比赛，一起练球，一起赛球。后来我们院盖了五十栋别墅式小楼，高教授搬过来，与我家住一排。我们家姊妹四个都不在开封工作了，家中还有两个老人，需要有人帮忙时，只好去叫启明，他是每叫必到。有次我父亲洗澡时滑倒在地上，我表姐和保姆都是老人，没办法，去叫启明，他一听，怕一人不行，拉上他夫人，两人共同才把我父亲扶起来。因此，我每次回国探亲，我父亲总是嘱咐我去看看高伯母，谢谢启明的帮忙。
高教授和高伯母的性格迥然不同，高教授整天沉默寡言，埋头作学问，高伯母见人就喜笑颜开，操着南京话嘘寒问暖，他对高教授真正做到举案齐眉，照顾得无微不至。据说高伯母也受过高等教育，但为了相夫教子，甘愿做全职太太。江浙人，会烧一手好菜，高伯母和我家隔壁的山红姨（赵帆声夫人，苏州人）一样，都是烹调高手。
高教授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是收原开封师院汽车队的司机佟培基为弟子。佟培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大学，一直在师院汽车队开车，但他对唐诗情有独钟，并有独到见解。虽说没有大学学历，但他对唐诗的研究已经达到研究生的水平，于是高教授破格录用他成为自己的助教。由于我家和高家是隔门邻居，我不断看见佟培基去高教授家。我怎么和佟培基认识的？我俩有个共同经历，都当过汽车司机，我是1971年到1977年，他是1973年到1983年，共同在矿山盘煤。后来他是河大后勤篮球队员，我是历史系篮球队员，经常在球场较量，他个头高大，篮下厉害，防不胜防，故更加熟悉了。
高教授和弟子王刘纯共同编写《高适岑参选集》，反映唐代边塞诗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大批边塞诗的作家，如陈子昂、王之涣、崔颢、王翰、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柳中庸、卢纶、李益、常建、陈陶等，创作出大量有关边塞的名篇，超过了以往时代。至于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还有山水诗人王维等，也写过脍炙人口的边塞名作，特别是在盛唐出现了边塞诗派。
高教授另一大著是《汉碑集释》，本书辑录汉代碑刻53种，对每种汉碑首先介绍它的形状、大小、特点、立碑时间和地点、流传情况或出土时间等一般情况，然后对碑刻原文进行断句和注释，具有很大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刘一林，1949年出生于南京，1953年移居开封，1977年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留学，先后攻读美国史硕士，高等教育管理博士，信息科学硕士。现居住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