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的苏州，陆兰秀出生于一个显赫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学者，其著作颇受时人推崇。尽管家境殷实，陆兰秀自幼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她原本在大学攻读化学，但三年后，对于能否通过科学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感到怀疑，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转而攻读经济学，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
陆兰秀的这一决定，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她的朋友们，尤其是来自理工科的，难以理解她的选择。他们认为，理工科才是当时社会的需要，而陆兰秀却走向了人文社科的道路。
陆兰秀的室友，王梦兰，却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成员，她观察到陆兰秀的变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陆兰秀不仅在课余时间翻阅马克思的著作，还自学德语，准备阅读《资本论》的原著。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梦兰在宿舍里看到陆兰秀正边翻译《资本论》边做笔记，不禁走上前去：
“兰秀，你真的决定好了？放弃化学，转而学习经济？”
陆兰秀抬头，眼中透露出坚定的光芒：“梦兰，我认为只有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挽救我们国家的道路。”
王梦兰被陆兰秀的决心和洞察力所打动，她意识到陆兰秀可能是党组织寻找的人才。经过数月的观察和思考，1940年，王梦兰将陆兰秀介绍给了地下党组织。陆兰秀通过严格的审查，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陆兰秀在加入共产党后不久，便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女生支部的书记。她的才干和坚定使她迅速在组织中崭露头角，但这也让她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的目标。一次不幸的行动后，她被捕入狱，尽管处境艰难，她拒绝填写任何自首书。
出狱后，陆兰秀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她的革命之心未曾泯灭。她加入了罗叔章创办的药品生产合作社，很快成为了罗叔章的得力助手。在这里，她不仅学习药品知识，还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抗战胜利后，陆兰秀返回南京，投身于地下妇联的工作。在南京，她有幸与邓颖超会面，两人的交谈让陆兰秀深受启发。不久后，罗叔章告诉她，上海的各级代表即将来南京请愿，反对国内再次内战，而陆兰秀被委以重任，负责接待工作。
但事情并不顺利。国民政府早有准备，对上海代表的行动设置了种种障碍。陆兰秀到车站接人时，既没有车辆也没有搬运工人。代表们只得自行拖着沉重的行李，步行至车站。
正当他们筋疲力尽之际，几名假扮成难民的特务阻拦了他们的去路。这些特务装扮粗糙，言辞粗鲁，公然指责代表们是共产党人，企图动手攻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陆兰秀毫不犹豫地挡在了代表们前面。虽然身材瘦弱，她的声音却异常坚定：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这些都是来请愿的普通市民！”她高声质问，试图以理服人。
其中一个假难民上前，粗暴地推搡她：“走开，别管闲事！”
陆兰秀虽然被推得摇摇欲坠，但她并未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了代表们前面。她的勇气感染了周围的人，其他代表也纷纷站出来支持她，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南京的混乱中，陆兰秀公然对抗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坚定地声援被迫害的同志。一场误会让她被特务错认为罗书章，遭到无情的殴打，以至于她满口是血，身上布满伤痕。消息传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耳中，他们立刻赶往医院。
邓颖超在医院周围看到宪兵巡逻，立刻意识到这里已不再安全。她迅速调用中共代表团的车辆，将陆兰秀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在那里，陆兰秀得到了必要的治疗，尽管身体严重受创，但她的精神仍旧坚强。
康复之后，陆兰秀没有停歇，加入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情报部门。她利用自己在国民党系统中的联系，搜集了大量宝贵的军事情报，对南京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新中国成立之际，她受邀出席了开国大典。
陆兰秀后来在中央煤炭工业部担任了财政科长，之后又被调至科普图书馆担任副馆长，她的工作表现一直备受赞誉。然而，到了1960年代，政治风向突变。陆兰秀因拒绝支持“极左”势力，被错误地投入监狱，身上被编织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
在狱中，陆兰秀坚守自己的信念，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生命，是我一生的荣光。我愿意用我的一切，为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贡献出最后的力量。所以，请你不要为我感到悲伤。”
尽管陆兰秀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她最终还是被判处死刑。在执行前，为防止她在公开场合发声，她被残忍地割除了下颚，口中塞满了布，这让她无法说话。
1978年，陆兰秀被平反，她被宣布为无罪，这是对她牺牲和奉献的一种肯定。1982年，她被追认为烈士，她的故事成为了不屈不挠，为理想而奋斗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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