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朱家骅;人事;人际网络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针对官员选拔、派用、晋升等相关典章制度在有序运作的同时,往往也交织着以同门、同乡、同僚为基础的非制度性私人关系。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社会中延续千余年的官员选用模式随之被颠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在统一南北后,建立起党政双轨式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官僚人事制度由帝制时代的君臣主仆关系开始向政党政治下的党魁同事关系转型。然而,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并未就此摆脱传统社会中的人情私谊,各种规则仍交织其间。以往针对官场规则研究的难点在于围绕私谊展开的非制度性行为通常鲜见于公开文字,难为后世捕捉还原,使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条文典章的梳理考证之上,缺乏对穿梭其间的鲜活人物形象与关系的描摹。同时,“关系文化”的隐蔽性也使政治“规则”在如何生成、运作与干预现行制度等方面,始终处于可感知却难以言说的微妙状态。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党务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导,但二陈及其所属对外向来否认小组织的存在,更对人事内幕与派系斗争等问题讳莫如深。全面抗战时期,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在其身后公开的个人档案中保存了大量与各省党务干部的私密信函,是研究国民党人事制度的重要材料。据此不仅能够编织出以地缘、学缘、仕缘等社会关系为经纬、以朱家骅为核心的人际权力网络,亦为解码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规则与逻辑提供了可能,是考察与呈现规章制度与私人交谊之间张力的重要视角。
一、党化幕僚：中央党务干部的新陈代谢
1938年4月8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由朱家骅接替叶楚伧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翌日,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王子壮递交辞呈。王子壮在大革命初期加入国民党,曾参加丁惟汾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1927年进入中央党部秘书处任职。其后,秘书处几度易主,王子壮始终服务左右。与王子壮同时请辞的还有王子弦与王启江,此二人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便在秘书处工作,亦属资深党务秘书。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暂在武汉办公,但王子壮身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和铨叙部职务,王子弦亦身兼行政院职务,上述部门均已迁往重庆。王启江则因家眷在渝,分居两地费用浩繁。因此,秘书“三王”对留驻武汉均露难色。叶楚伧获悉“三王”辞意后,恐朱家骅误会而持保留态度,对三人承诺仅在汉稍作停留即可归渝,各种困难亦将代为解决。王子壮推测叶、朱之间或就彼等去留达成共识。叶楚伧还向朱家骅提出,将秘书处事务处长沈君匋易以他人。沈为叶之表弟,且负财务之责,如此考量应是为日后避嫌。王子壮向叶楚伧表示,自己因在监委会工作,尚未脱离中央,“君匋若去,势必脱离中央党部”。叶虽对王保存己方实力的考虑颇以为然,“但话已与朱讲过,不便再改”。
虽然叶楚伧劝留态度明确,但王子壮仍多次请辞。朱家骅也表示,王子壮仅须在汉略作停留,王启江之困难亦会徐图解决,彼等可轮流赴渝。沈君匋的辞职则被批准,其继任者是曾任浙江省财政厅主任秘书、朱家骅在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内的老部属周友端。由此,秘书处事务处长便由叶楚伧戚属过渡至朱家骅旧属,秘书班底暂维原态。不久,王子壮等人渐不满于朱家骅的行事方式,认为他对彼等颇不信任。同时,秘书处人事也开始陆续调整。原秘书徐箴辞职,遗缺由陆翰芹接充。周友端专任秘书,事务处长另派原交通部航政司科长黄仁浩担任。朱家骅使周友端辞去兼职,意在空出余缺,以便多安置一名己方干部。黄仁浩到任两个月后,事务处长又由甘家馨接充。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增设中央党务委员会,朱家骅兼主任委员,由其旧属高廷梓任秘书。自此,中央党部相继引入陆翰芹、甘家馨与高廷梓,分任中央秘书处秘书、事务处长与党务委员会秘书。陆曾任中央大学秘书、教育部督学、交通部航政司长、浙江省秘书处秘书等职。甘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交通部厦门电报局长、浙江省政府视察、浙江省瑞安县长等职。高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教育部简任秘书兼社会教育司长、交通部航政司长等职。三人履历与朱家骅任职经历高度重合,无疑是其忠实部属。然而,秘书处按规定仅设秘书四人,除“三王”外,陆翰芹与周友端到任后超编一人,须有人去职他就。新人陆续调入使王子壮深感不安,嘱王启江“察看实际情形,如能舍去,即共同再请辞职也可”。
1938年夏,因战事急转,先前聚集在汉的党政军机关开始向重庆疏散。朱家骅因侧身机要,随侍蒋介石左右,暂未随秘书处赴渝,职权由副秘书长甘乃光代行,由此便埋下了人事隐患。王子壮在日记中评价甘乃光：“此公意见颇多,在汉与朱秘书长曾迭生龃龉。今得大权独擅,故得率意施行。夫于公事有所改革原无不可,在彼似另有所见。以为秘书之权应削,乃单独对各处长发表其改良之意见,饬其实行。且彼所注意无关公文之本身,不过纸张大小、手续之改变。”
甘乃光亦因在秘书处行事受阻备感苦恼,对友人陈克文言：“人事纠缠,使你无从着手做事,制度欠缺,更不成其为整个机构,其中三数人,操纵把持一切。”“三数人”指的便是秘书“三王”。随后,甘乃光与“三王”间矛盾愈演愈烈。甘家馨向朱家骅汇报时指出,双方芥蒂源于过去秘书权力太大,各事可自由处理,骤加节制,甚感不惯;甘乃光则觉秘书目空一切,欲着手整饬：“文书方面规定收发文必须送阅送判,增加总发文簿,并改正其他行文手续,关于总务方面条谕高秘书代周秘书职。”
“三王”对甘乃光的改弦易辙怨怼甚深,将各种内情报告叶楚伧,孰料被置之不理。据甘家馨分析,“王秘书感叶先生不为己助,将联名辞职。明为对抗,暗含要挟。盖彼等以为在中全会将开之前,必难易人,一经慰留,则其权力必较前反为增大”。甘乃光也坚决表示若不整顿权责,宁愿去职,并搬出汪精卫相与施压。甘家馨虽为局外人,但立场倾向甘乃光,将秘书处人员划分为“三王”培养者和与之无关系者。前者对“三王”唯命是从,俨若私人团体,后者则不满“三王”总揽权力。甘家馨催促朱家骅尽速解决重庆尖锐的人事矛盾：
(一)陆秘书或周秘书必须从速来渝,及早准备一切,以备有人为难之时,足能随时应付工作,尤其关于中全会各事须早准备。(二)倘三秘书联名辞职,宜分别考虑办法,不宜同时轻予慰留。一则免使甘难堪,一则免气势高涨。(三)各种人事法规宜补充整理,使系统分明,手续严密,以减少口头是非。(四)处内工作人员宜从[重]新分配职务,以打破因循之弊,使精神一新。(五)如中全会确定开会日期,望钧座先期来渝主持一切。(六)请函高秘书切实负责,因有若干事项,彼交付职办,而职因执掌关系不便出面,招致疾忌。
与此同时,钱端升亦托人向朱家骅转述秘书处纠纷,认为“三王”在叶楚伧时代职权过大,出于行事惯性,对甘乃光未事事商承。而甘又是喜于任事、好权之人,热衷推行提高行政效率之法,并派其昔日同学高廷梓代理事务处。钱端升建议朱家骅暂不理会争端,速派周友端或他人赴渝替换高廷梓,但不便将高调回,“因甘先生曾向汪公请示,并表示信任廷梓兄,奉面嘱照做下去(甘先生奉嘱)。今若将高先生调回,于甘似过不去,但若为高先生另介绍一事则可自然解决矣”。此时,陆翰芹与周友端随朱家骅暂留武汉,重庆仅甘乃光与“三王”。甘借私交令高前来襄助,不仅削弱“三王”势力,更可向朱家骅示好。王子壮评价高廷梓：“虽为老朱之人,而头脑不清。”
“三王”心中不快还在于作为秘书处老资历,以往新旧秘书长交接之际均由彼等代行一切。叶楚伧卸任后,“三王”不仅受到冷落,彼等之上更添设副秘书长。王子壮直言：“在彼秘书之流,但供趋使可耳。余等向日所侍均常委且遇事相商。今无端遇此,实难共处。”王子壮本想在秘书处敷衍至甄审委员会工作结束,未料甄审委员会解散时,其津贴被甘乃光勒而不与,愤怒难平之下便不再到秘书处办公。而朱家骅慰留王子壮时,对甄审委员会事只字不提。王认为朱避重就轻的态度是对甘乃光等人的袒护,更坚定了其辞职之意。在秘书处驻足数月所遭窘境,也使王子壮洞悉了朱家骅的政治手腕：“此次迁渝,彼之心腹俱留武汉,故使甘、高来此以作威福。在老朱方面未尝不存蚌鹬相争之想,将来何去何存均有利与己。”“三王”遂决意再度联名辞职。为此,朱家骅呈请中常会就近借调杨公达至秘书处任秘书,同时请丁惟汾与叶楚伧出面慰留“三王”。高廷梓则因被“三王”指责以党务委员会秘书掌理秘书处是为逾矩,心生退意,但又被甘乃光责斥：“你做朋友这样不行。”高置身其间自觉前景黯淡,便以内人病重为由向朱家骅告假。
1938年11月,朱家骅前往重庆。“三王”本以为辞职可获最终批准,但朱与王启江谈话时力言：“对不起大家之意,又因事不能即来,请务于此非常时期照常工作。”“三王”去留问题被束之高阁。1939年1月,朱家骅随蒋介石移驻重庆后,王子壮的辞职终获通过。王子弦所兼秘书处机要处长一职被免,改为专任秘书,王启江则继续留任原职。秘书处人事班底的汰旧迎新至此完成。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朱家骅接替张厉生任中央组织部长,叶楚伧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王启江等人本可顺理成章重归叶之领导,但朱家骅坚邀王启江共赴组织部。王子壮分析道：“组织部方面原由立夫先生一手造成者,亦感于朱来或将大事更张,亦有密谋抵制之讯。”并且,“在朱方面以彼手下缺党务人才,最要者以塞组织部方面反对者之口。以启江在中央历十年而素无所偏倚,今调组部助彼,所以缓冲此局也”。
朱家骅接掌中央组织部后,与初到秘书处时的做法相似,逐渐展开人事与处室调整,更新机构、位置私人。如将党务视察室改为专员室,陆续增设会计室、人事室、战地党务处、党员训练处、党籍登记处和党团指导委员会等。如前所述,王启江早年隶属叶楚伧阵营,自朱家骅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后,先留任秘书处,后进入中央组织部任主任秘书。王启江与朱家骅共事数年后,逐渐越过派系藩篱,成为朱系核心成员。组织部秘书庞镜塘与王培仁属CC系留任秘书。据庞自述,张厉生离任前曾准其辞职,但朱家骅提出：“中央机关的秘书是政务性的职务,不应随部长进退,你无权批准庞镜塘辞职。他和我是浙江的老同事。”“我到部后正需要这样一个熟手的人帮忙,你也不应当就让他走。”
朱家骅虽宣称秘书不应随部长共进退,但自身却未能践行。除王启江外,朱家骅还将陆翰芹带入组织部任普通党务处长,原处长伍家宥被调为专员室主任。甘家馨亦随朱家骅进入组织部担任战地党务处长。朱还将汪一鹤调至组织部担任总务处长。汪早年赴德留学正是朱经手办理,二人亦属旧识。对于原党员训练处长胡梦华,朱家骅本念其中央大学校友身份使任党务视察室主任,但因张厉生反对“楚材晋用”而作罢。
中央组织部最核心的部门当属人事室。首任主任俞叔平早年就读于朱家骅创办的浙江省立警官学校,赴奥留学时在朱的建议下改习法律,可视为朱之心腹。俞叔平的继任者是曾就读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历任交通部、教育部科员,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干事、中央组织部人事室总干事,一路追随朱家骅的万绍章。1943年,该室主任又由朱之旧属陈绍贤接任。人事室自成立伊始,主任人选始终为朱系骨干。此外,党籍登记处、人事室、党团指导委员会和会计室等部门负责人亦可从各自履历中追踪到与朱家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怪乎时人评论：“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这样清一色地大换班的做法,除一九二六年陈果夫排除共产党人的接收外,这算是第二次了。”
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至中央组织部,朱家骅到任后均先将既有干部逐渐汰去,代之以己方亲信,建立起效忠于己的幕僚团队。在清代,“幕僚”指官员用政府行为加以任用的具有一定官衔或官职的人员。而这批终日服务朱家骅左右、协助处理公务的属众,在具有传统“僚”的特点的同时,其选任标准又是以与主官私人关系为基础,即在政党型同事关系中实际发挥私属性效忠的幕僚作用。因此,“党化幕僚”是传统政治制度在国民党内的遗存和变异。
二、私谊与公权：地方党务干部的选派
朱家骅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在部内增设人事室负责办理人才登记事务。该室成立前,各类存记备用人员由机要秘书记录在册,但仅有姓名与通讯地址,缺乏详细履历,欲择才使用时常感棘手。若重新办理人事登记,又须展开先期调查。因战时人员行居不定、通讯不便,且普遍调查会引起误会,人事室主任向朱建议：“自即日起,凡来往通讯之人或来求见之辈,由钧长圈定后交办登记。凡通讯者,拟请交沙秘书;求见者,拟请指定专人接洽,缮办登记,亦拟请指人专办,以负全责。”
实际上,人事室主要登记与储备的对象多为朱氏门生、旧属与故交。朱家骅曾在北京大学授课,创办浙江警官学校,先后担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早年从教经历为其日后储备了丰富的干部资源。从上述学校毕业者即便非直接受教于朱,对其亦执以师礼或以门生自诩。十年前培养的员生,至战时已成长为青年干部,恰能为其所用。朱家骅青睐利用学缘关系选派任用干部,得益于其在教育界的任职经历。除上文已述的陈绍贤、甘家馨、高廷梓、万绍章等人经朱家骅一路提携以秘书职留用身边外,另有一些门生故旧被先后派赴各省党部任职。
学缘关系虽是入仕的有力敲门砖,但朱家骅自北大南下后未再开堂授业,与学生的直接接触逐渐减少,对各校员生情况日益生疏,后虽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蔡元培去世后代理院长)等文化教育界职务,但交往与相熟的大多为高级知识分子。适任中层党务干部的学人除早年结识的一批门生故旧外,缺乏补充新鲜血液的渠道。朱家骅的学缘网络若要维系与拓展,需有中间人充当桥梁,不断为之挖掘与输送人才。因此,战时年轻学人大多通过介绍等间接方式为朱家骅知晓任用,周封岐和李雄便是如此。周封岐的伯乐何培荣,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1938年被朱家骅派赴成都组建“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不久以省党部执委兼任调统室主任,后又升任省党部书记长。何在屡获提拔的同时,积极为朱家骅汲引人才,其中特别举荐周封岐。周为贵州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早在1937年便被记入朱家骅的《请求工作人员登记簿》。1940年,人事室在周之条目下追加：“川省党委改以川省督导员存记。”推测其中原委便是因何之举荐,或因人地不宜而改以督导员备用。1942年,贵州省党部执委出缺时,黔人周封岐立即被派任。李雄毕业于中央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任福建省党部执委兼书记长,亦兼三青团福建支团干事,是时任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的私人干部。1943年4月,李雄听闻福建省政府委员将有空缺,便托请人事室主任万绍章向朱家骅转陈欲兼政府委员之意。万向朱汇报时谈道：“李雄与绍章在中大时住宿同一房间,相交颇厚。近来时常□谈,觉其甚有更接近本部之意向。”因有万之作保,朱对李的诉求十分上心,先密电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以选拔优秀党务干部从政为由相保荐,后又签呈蒋介石。李雄的愿望最终虽未实现,但经万绍章引荐而被朱家骅知晓。不久,李雄取代旧主陈肇英升任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成为朱方在该省代言人。
除举荐外,也有诸多朱氏门生因缺乏中间人介绍而毛遂自荐。1939年5月,赋闲重庆的李绍华向朱家骅乞求工作。人事室调查结论为：“四川现有委员九人,尚缺二人,为充实分区督导起见,应予补充。李绍华在党政班二期毕业,成绩优良,□以任用。”朱家骅此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对干部派遣参与意见有限,只得请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为之设法：“李绍华同志中山大学毕业,近顷闲居在渝,颇思有以自效。”6月,李绍华被中常会派任四川省党部执委。从李自请工作至被起用,前后不满一月,可见国民党干部考察和任用的主观性之强。再如,毕业于中山大学的陈协中,1937年就曾向朱家骅请求工作,直到1941年广东省党部执委出缺时被派遣。陈协中随后即向朱引荐人才：“粤市党部益行重要,除就敦促该部负责同志加紧工作外,为增强机构配合军事起见,拟恳派萧宜芬同志为该部主任委员。”萧宜芬亦毕业于中山大学,时任《中山日报》主笔。在陈致电朱的同日,萧向中央组织部呈送了一份《广州市沦陷区党务计划》。时间巧合显属有意为之,朱家骅回复：“萧同志有假可先来渝一谈为盼。”数月后,萧宜芬亦被派任广东省党部执委。李绍华与陈协中均毕业于中山大学,李的派遣十分迅速,陈却苦待四年,候用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时机。朱家骅虽掌握地方党务干部荐用权,但在国民党派系势力竞逐氛围中,为求行事周全、避免纠纷,通常不会贸然安插己方人员。若籍属某省者,恰逢该省党部编制未满或职位出缺,从后备干部队伍中被提用就指日可待。若一时难逢良机,则只能静候。
朱家骅在荐用党务干部时,对学缘关系的偏爱以及内中错综复杂的师生关系,早为时人觉察。中央组织部文书科长就曾向朱家骅报告：“钧长门生满天下,其中现任各省市路党部委员、书记长或督导员者不乏其人。彼等对于党务经费或人事环境有所请示或呈诉,辄以书翰行之。此种书翰发科拟办因有师生称呼与通讯关系,不免有颂扬之辞句。见者辄认为阿谀,并诬钧长所用者皆为门生与谄媚之徒。”上述所言意在提醒朱系师生在联络时尽量避人耳目,减少不必要之非议,但门生往往不能低调行事。陈果夫就注意到朱家骅生日时,中山大学学生为其募集奖学金之举,以致当无办党经验者被派用时,陈果夫便会以其人为中山大学毕业生作解。陈果夫还曾密函蒋介石,直指朱家骅“以衣着漂亮选人,有利于中山大学学生出路而已”。
人际网络的层级性虽简单地取决于交往关系的远近亲疏,但对学历的看重是朱家骅系异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重要特征。除中山大学毕业生外,留德人士因与朱家骅具有共同求学背景而备受关注与信任。朱家骅也因人际交往中浓厚的德国情结被视为留德派：“他前后两次留德,共计八年整,当然所学所见所闻和所有关系,受了这层先天性因素的影响,有时候,他不找人,人会找他。”朱家骅对留德学人向来抱持亲切感,在干部任用上也难免有所偏重。反之,留德学人为求个人事业发展,亦对朱家骅有所攀附。这些留德者多属专业技术人才,对党务较为生疏。朱家骅竭力援引彼等进入党界,更能说明是有意任之。以目前可考者计,留德(奥)与朱家骅关系密切并任职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者多达十余人。在以欧美日留学归国者居多,甚至多数地方党务干部不具留学背景的环境下,全面抗战时期留德学人活跃于党务系统的现象十分值得关注。仔细翻检战时各省党部委员名册可以发现,湖北省党部是留德学人相对聚集且较为活跃的地域。这其中不排除朱家骅的刻意为之,但留德社群间潜存的吸附作用不容忽视。1938年7月,陈诚被国民党中央派任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翌年初便提请辞职。随后,张厉生举荐由CC系的苗培成接任。陈诚因不欲将省党部拱手让人,遂向朱家骅提出：“鄂省党部主任委员继任人选苗培成先生若能前往甚妥,若不能前往,可否以严立三兄兼任。”朱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不便过多参与意见,故回复陈诚拟先以张厉生意见签呈蒋介石,若苗被否,再荐严氏。最终,中央批准苗培成出任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0年5月,朱家骅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后,首先派遣鄂人王治孚担任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朱主持北大德文系时,王恰受教其下,与朱有师生之谊,后被公派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次年3月,朱家骅又命王治孚兼任湖北省党部书记长,并加派童光焌为执行委员。童亦属鄂籍,北大德文系毕业后,赴奥深造,曾任驻德、奥、捷、土耳其使馆随员及领事。童光焌与王治孚经历高度相似,均对朱家骅执以师礼。彼时北大德文系一届仅四五名学生,师生关系甚密。王治孚、童光焌的接连任命使CC系有所警觉。王治孚兼任书记长后不久即被派赴鄂东督导,职权由他人代理。童光焌感到独木难支,向朱家骅反映己方所处环境恶劣、势单力薄,请求速派王文俊前往协助。王治孚也向朱要求加强人事力量：“王文俊兄事望速解决,如令其来会,实增百倍力。”王文俊亦为鄂人,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毕业,三人兼有同乡同窗之谊。王治孚、童光焌二人的举荐也出自王文俊本人意愿,彼时其甫被派任青海湟川中学校长,因地处边陲而不愿前往。朱家骅则回复：“湟川中学须王文俊兄继续主持,不可调其返鄂地也。”
朱方在湖北受CC系钳制难施拳脚,王治孚与省政府主席陈诚又渐生隔阂,朱家骅担心苗培成等借机挑拨己方与陈诚关系,便萌生更换主任委员之意。1942年,几经波折,陈诚帮助朱家骅换掉主任委员苗培成,但在日记中写道：“深感负党务之责者之无耻,并每况愈下也。如王治孚公然承认为朱骝先之人,并认苗为陈氏兄弟之人。惟不知朱与陈氏兄弟(果夫、立夫)是何人之人也。”
苗培成去职后,继任主任委员黄建中到任半年就表露辞意。朱家骅与陈诚商议：“前兄主以一教育界出身者,自属赞成。查有本部党员训练处长田培林,豫籍,留德专研教育,曾任河南省党务整理专员,嗣任各大学教授十余年,清操硕学,在教育学术界声誉亦佳。”鄂人王治孚、童光焌被派至湖北尚属人地相宜,朱家骅对豫人田培林的举荐则有些突兀。朱欲将田派赴湖北,应有使留德派在鄂发挥群聚效应的考量,后因蒋介石干预,田培林派鄂一事未能成行。
此外,受朱家骅器重的留德人士还有王若僖。王在留德期间加入德法国民党支部,归国后,“首至广东与朱家骅先生纵谈时事,朱先生阴以鼓吹北方革命相托”,历任张家口库伦汽车运输局指挥调度、东北兵工厂技师兼东北兵工学校教务长、陕西省公路局长等职。朱家骅接掌交通部后,王若僖先后任河南电政管理局长、天津电报局长。朱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后,将王引入党界,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平津支团部筹备主任、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主任、华北宣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王若僖原为一纯粹技术官僚,朱家骅接掌党务后,王随之跨界,肩负起华北沦陷区的党团发展重任。1939年,王若僖化名吴世仁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时于法租界被捕,夫人张宝宁亲电朱家骅：“仁被羁后,敌昨已三次要求引渡,乞速向法使严厉交涉营救。”朱回电：“仁事此间早着手,多方竭力营救。吾以故交兼为公务计,决不放松一步。”1943年5月,经与法国大使几度交涉,王若僖被软禁三年后终脱险回渝,朱家骅随即为其寻觅工作。6月,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庞炳勋作战被俘,朱欲借机将王重新派回北方,遂向蒋介石力荐：“王同志在北方工作十余年,其领导下之工作人员均系冀籍同志,如派充冀省党部主任委员,资望经验似均相当。”但蒋介石主张冀省主任委员应以冀人为宜,使苏人王若僖与之无缘。1944年,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赵戴文病故,朱家骅再次向蒋介石举荐王若僖：“现王同志尚无适当工作,如派充晋省党部主任委员,资望经验似均相当,其性行态度,亦当能适应环境推进工作。”蒋先应允,后又指示需再考虑。朱立即追呈：“王若僖同志在津市艰苦奋斗多年,性行诚毅,动止谦和。使之赴晋工作当能谨遵中央意旨,适应地方环境,于困难中加紧工作,勉期完成宪政事实前应有之准备。”最终,因CC系亦在暗中积极争取,朱的举荐再次落空。
朱家骅在荐用党务干部时,对学缘、故旧等私人关系的运用大多十分微妙。诸如此类历史细节几乎未被直接落实于文字资料,却是时人心照不宣的规则。全面抗战时期,朱家骅以自身人际关系为基础,借助向各省派遣中层党务干部的职责之便,将门生旧属、留德学人等逐渐引入党界,在促进党工学术化转型的同时,也在私谊与公权之间的真空地带构筑起自身的干部队伍与在党权力网络。
三、“仆随主去”：党务领导权再转移
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家骅黯然辞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陈果夫接任。同年底,陈立夫接替陈果夫入主中央组织部,朱家骅转任陈立夫所遗教育部长职,双方职位互换。自朱家骅接掌中央党部后,逐渐将原CC系任命的中央与地方党务干部边缘化,代之以己方亲随。陈果夫回归中央组织部后,势必也要重新构建亲信队伍,对前任遗留干部展开清洗也是国民党政治文化中为人默认的规则。蒋介石虽在对调朱家骅与陈氏兄弟时,禁止双方到任后撤换干部,但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党部的朱系干部或主动离职或被迫去职,纷纷重新寻找出路。朱家骅也不遗余力地奔走接洽,将原党务系统干部向教育界和各政府部门甚至军界疏散。
陈果夫接事后,首先在中央组织部内以骆美奂取代王启江任主任秘书,以葛覃代替甘家馨任战地党务处长,甘改任秘书。王子壮认为,陈果夫起用与各方关系颇多的葛覃是为减少行事阻力,留用甘家馨则为维持现状,避免对外树敌。这一阵容是以战前中央组织部人员为骨干,并结合了党政座谈会建议。王启江则选择与朱家骅共进退,转入中央研究院任干事。朱家骅念及王启江无妥善去处,在得知农林部有人事调整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举荐王启江出任该部次长。蒋虽回复以次长存记候用,但王始终未得派遣。1946年1月,朱家骅又闻内政部次长有外调之议,向秘书交下手条：“签呈主座倘固有此事,则遗缺可否任王启江同志接,详叙王为党服务经过等等。”朱此番力荐仍未如愿,王启江数月后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但这一职位实际位高权轻。1948年6月,朱家骅再以“对于人事业务较为熟悉,当此特别重视北方人士之际,窃谓铨叙部部长一职,若由王同志接充似尚相宜”数语签呈蒋介石,试图为王启江谋一实职,依然未得下文。
随朱家骅一同离职的还有原中央组织部普通党务处长陆翰芹。1944年9月,西安市政府成立,陆外调任市长,但远离中央并非其所愿。1945年1月,有过航政司长任职经历的陆翰芹向朱家骅表示：“职于交通关系深久,各路党务亦有影响,拟恳钧座鼎言嘘植迁调次长。”朱其实早已为之绸缪,但得知蒋介石已有人选,陆仅能任主任秘书。朱觉屈就,便代为回绝,改推原组织部总务处长汪一鹤。此后,朱家骅还向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举荐陆翰芹任该省民政厅长,亦未实现。直至1946年4月,陆翰芹调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分配厅长后,才得以重回中央。6月,朱家骅又欲借南京市教育局成立之机,将陆调入教育系统,惜未果。
朱方干部退出中央组织部者大多谋事不顺,暂留原职者也处境维艰。1944年6月底,陈果夫视察部内各处室后,在日记中写道：“人事室考核科之万绍章不知考核办法,殆余查登记科时,万忽外出,似有畏惧咨询之情,颇不知礼。”陈为此欲开除万,但因恐引起外界反感而改嘱缓办。1945年9月,万绍章终究还是离开中央组织部,转入教育部任人事处长。
陈果夫在汰换中央组织部内朱方干部的同时,对各省党部人事也伺机而动。据《中央组织部人事动态简报》统计,1944年11月27日至1945年1月底,部内共卸任75人,新任159人;1944年6月至1945年1月底,各省市路党部共卸任172人,新任181人。二陈兄弟重掌中央组织部后,在部内大量增派新职员,在地方则展开一对一汰换清洗。面对此轮从中央到地方党务系统的人事动荡,王子壮感慨道：“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
如此环境下,朱方干部纷纷急谋出路,惶惶不可终日。作为派系领导人的朱家骅虽亦身处困境,但基于庇护关系也有责任为下属谋求仕途机会。1944年10月前后,朱曾先后拟具两函,请求蒋介石酌予自地方卸职回渝的数十名党务干部适当位置,并针对各人情况分别予以说明：
如梁栋、傅启学、田培林、王淑陶、袁晴晖、于振瀛六同志,卸职后闲无工作,家室生活急待有以维持,个人精神亦须有以慰藉;邓飞黄、范予遂两同志原系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前年以派任地方党务,卸去是项职务,现均回渝待命,虽尚有参政员名义,究无实际工作;杨公达、王培仁两同志年来以立法委员致力党务,成绩颇著,似仍须在党务方面酌予名义,俾能□其忠诚,赓续献效。
朱家骅不仅向蒋介石建议酌增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名额,更坦言：“所有近月来卸职之同志,除对于原任组织部处长、主任及各省市路党部书记长、委员等,已由职尽困难设法合理介绍工作外,对上列诸同志之位置或实际工作,实无力筹措。”寥寥数语表达了各种无奈与辛酸,但蒋仅批示：“缓,暂存”。朱家骅只得继续自谋出路,为属下四处设法。1944年5月,朱家骅辞去中央组织部长后进入权力低迷期,直到该年底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才重获给众党羽提供栖身地与庇护所的直接权力资源和能力。朱家骅原先办党荐用者大多为学人出身,重返教育界恰各得其所,但考虑到教育系统人事资源有限,各人经历与能力不同,也须顾及外界观瞻。王子壮就曾言及蒋介石对朱签呈的教育厅局负责人多未批准,只能缓慢相机进行。例如,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李雄向朱家骅表示：“惟此后工作问题亟待解决,倘承不弃疏庸,拟请签呈总裁就闽浙赣三省委派省委兼民政或教育两厅厅长。”朱仅劝勉道：“目前仍请安心在闽工作,如有更调消息自当力为设法也。”
再如原湖北省党部书记长童光焌向朱家骅请求举荐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因彼时朱尚未接掌教育部,只得就近转请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为其谋一有薪给参谋或顾问职务。1945年7月,朱家骅掌握教育系统人事权后,才任命童为汉口市教育局长。与童光焌不同,原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王文俊虽是在朱就任教育部长后,提出担任湖北教育厅长的诉求,但也仅得到回复：“俟有适宜机会,自当相机设法。”直到1946年7月,朱家骅才借湖北省政府主席更动之机使王文俊如愿以偿。
朱家骅为安置旧属,竭尽所能地挖掘自身人际资源。除在中山、中央大学与教育部任职外,朱早年还曾担任交通部长。1945年1月,朱家骅昔日副手、政务次长俞飞鹏出掌交通部,为朱方干部重新谋职提供了便利,一些早年随朱任职交通界的干部被借机分流至交通部。例如,高廷梓任交通部航政司长,黄树芬任山西省电政局长,汪一鹤任交通部主任秘书,王若僖任交通部东北区电信交通接收委员兼第九区电信管理局长等。朱方干部自党界撤离后,除教育、交通系统外,军队文职也是彼辈的出路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原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陈绍贤。因陈绍贤与陈诚相熟,朱家骅遂请陈诚代为设法。陈诚慷慨接纳了陈绍贤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兼特种会报主任秘书,后又聘其为顾问室主任。朱家骅起初担心陈绍贤心生落差,特意安抚道：“特种会报秘书一职极有意义,请兄勿辞,彼时谷正鼎、程天放等皆以此起家。”陈绍贤前往河南后,不仅对新职十分满意,还借助与陈诚关系帮助朱方数人在第一战区接洽就业。
由于朱家骅所属众多,各方追踪千头万绪,且多数中层干部履历缺失,可考者有限,但上述所举各例已可大致描摹出陈氏兄弟重获党权后,对朱方干部的清洗实态以及后者出路去向的大致趋势。有人曾警示朱家骅：“彼且有金钱、有联络,因而活动力大,协作人多。而我所赖者,道义之结合耳。以道义之交,而切磋学问固可,一入政治漩涡,则属一盘散沙,不堪一击。”此番言论固然道出以学人为主体构成的朱家骅系的组织弱点,但朱方干部由党务阵地溃败后,凭借各自教育背景与一技之长,亦可退回教育界或技术部门重操旧业。毕竟战后各项复员事业需人甚殷,大可为彼辈提供容身和生存之机,这也是朱方学人干部异于传统职业党工的特殊之处。
四、“主官承包制”与学人办党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将国民党党务委之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并有意培植黄埔系势力与之互相牵制。双方间的派系斗争导致各级党部组织空虚、党权渐弱。蒋介石遂欲通过起用朱家骅,实现“抗战健党”,增强国民党的教育属性,一改外界“党务即特务”的负面印象。在此背景下,朱家骅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调查统计局长、三青团代理书记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党政学要职,逐步走向个人仕途的巅峰,一跃成为蒋介石身边炙手可热的高级官僚。
朱家骅通常被视作学人从政的典型,个人的乡缘情谊、求学经历与时代环境,铸就了其独特的人际关系网络与仕途发展轨迹。“二陈”兄弟植根党务多年,朱家骅空降中央党部后很快意识到新晋者若想在已被派系势力渗透的党内立足,必须构建从属于己的权力网络与利益共同体,这亦是自身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的前提。而若要搭建一套能够贯彻自身理念的党务人事系统,达到如臂使指的效能,则需庞大的干部班底作保障。为此,朱家骅利用入仕数十年积攒的人际资源,迅速聚集一批门生故旧,将干部力量从学界、政界向党务系统转移。
身份认同的达成,往往基于核心领导者与从属者之间某些人生交集或共同身份符号的承认与运用。在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中,一般会落实于地缘、学缘、亲缘、旧属、故交等要素之上。朱家骅在选拔干部时,充分结合自身求学、任职和交游经历,起用一批具有鲜明身份特征之人从事党务活动,如留德同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师生校友,教育部、交通部旧属等。反向观之,具有上述身份背景者也会积极投入朱氏门下,渴望与之形成一种庇护关系,借以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仕途的发展。这种依靠私人关系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上下互动,无形中也就构成了朱家骅的权力网络与国民党内一股新兴的派系力量——“朱家骅系”。
这批党务干部不仅构成朱家骅系,也凸显了朱家骅取代二陈兄弟办党后,国民党内发生的干部代际轮替现象。这既体现在中央干部变动时连带的省级干部调整,也体现在省级干部更换时引发的下层人事更替。李品仙曾谈及国民党战时人事制度未上轨道,新官上任后总会有一番人事安排,已是积久而成的习惯：“如新任主官到任之后不立即发布人事,反使各部门的主管惶惶不安无心工作,且有新任主官一到便马上提出辞呈表示让位的,如新任要他继任便加以挽留。”李品仙描述的人事生态,实质是国民党政治文化滋生出的一种在西方政党政治框架下,兼具私人从属关系的干部制度。这种杂糅传统与现代元素的干部荐任模式,可称之为“主官承包制”。
所谓“主官承包”,即一部门主官掌握其治下干部的荐免权,而主官异动通常也会连带下属的离职他就,用通俗的解读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主官承包制”的干部荐任模式中,蒋介石通过掌握人事任免的随时干涉权与最终决定权对之加以约束,而各派系间的势力竞逐也对主官权力形成一定制约。国民党内主官承包式的干部任免模式并非始于全面抗战时期,早在全面抗战前即已如此。朱家骅主党后继续遵循这一规则,“朱家骅系”干部便是其在党务系统中运作“主官承包制”的基础与保障。不同以往,朱家骅用人的特点在于荐任学人办党。
全面抗战之初,蒋介石曾令高层要员留心考察党政人才,“无论党内党外或是否任有公职,只求著有成绩或确具特长均在搜罗物色之列”,按月密保,少则一人,多则十人。朱家骅首批密保了顾颉刚、李四光、徐旭生、傅斯年、钱端升5人。徐、钱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与朱有过交集;顾、李、傅三人为国民党籍,均有任职中央研究院的经历。朱家骅也在推荐表中书明与诸人的同事关系。此后,朱家骅还陆续密保了许炳堃、张云、徐箴、王若僖、郭斌佳、伍俶、李济、陈可忠、赵士卿、蒋复璁、丁文渊等若干学者。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时,蒋介石提出：“省党部委员之能力、学识应提高,每一委员应研究民、财、建、教一种知识,以备考核政府之工作,必要时即可担任政府之工作。”针对蒋介石急需增强“党的学术化”要求,朱家骅的践行办法是将一批具有高学历、留学背景,甚或教授身份的学人派至地方担负党务重任。这样的人事任用路线,一方面为贯彻蒋介石意志,另一方面也基于朱之自身经历与社会关系。
朱家骅虽秉承蒋介石的“抗战健党”意旨,积极荐用学人办党,促进党工的学术化转型,努力改变先前“党棍办党”的不良观瞻,但实际效果不尽人意。王子壮就认为朱家骅政学两界仕途虽一帆风顺,“然个人迄无稳练之干部,以其用人无定见,任意高下,不依事功。于是不能得有能力者以为之助,且其作人作事之目标,完全为应付总裁”。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吴人初在抱怨该市党部主任委员、朱系干部杨公达时也曾谈道：
夫今日之负责人员,专意交际,侈谈计划。每日以开会演讲为务,真正促其发展基层工作,则但予敷衍,绝不努力作去。以如此之人来负市党部主任委员之责,诸事焉得不败?余问启江,彼亦以其人不行,但朱先生喜此类人物,以其能文,颇信之。其实此种人为绝对的官僚,专作表面工作,以达其升官之目的。
陈果夫更在向蒋介石密报党务组织与人事情况时尽数对朱家骅的不满,如中央党务学校与政治学校出身者陆续被撤,所补充者大半为中山、中央大学毕业生;组织部旧人无多,科长以上人员40余人,仅存四五人;有三年统一系统之说,半年内将部内旧人肃清,一年内将各省干部肃清;听闻部长声明旧人做久者应调换工作,有在部工作十余年者被迫辞职;某人向朱谋事,被再三询问与陈果夫等之关系,知确无关系乃与密谈,且有将来可任冲锋等语,外间传闻组织部有清除所谓CC之说;听闻为提高水准,党务干部中曾毕业于大学或留学者,惟因久任党务,不能任教授或著述,即被指为水准太低等。不过,也有一些人颇为肯定朱家骅的任人路线。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委选举使党内乌烟瘴气,张难先在对局势颇表悲观之际,表达了对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的极度不满：“中央以如此流氓任秘书长是党内无办法之证。上次参政会开会时,总裁召宴。吴诋党部负责人多以书呆子充任,意诋组织部长朱家骅也。余以今日党知识水准太低,书呆子比流氓总好些。”
朱家骅在深受派系政治氛围熏染的国民党内,用人行事必定难逃各方品评与攻讦。朱方干部备受非议的原因大体有二：其一,CC系根植党务十余年,把持从中央至地方的组织人事系统。朱家骅上任后为掌实权、构建自身干部队伍,大量起用亲信主持、管理各级党部。而彼辈进入党务系统后,挤占了原先由CC系掌控的权力空间,派系冲突便以不同形式在各地爆发。其二,朱方干部大多“由政入党”或“由学入党”,缺乏办党经验,终日深陷人事纠纷,尤其在战时,党务效能难以提高,自然招致外界指摘。因此,朱家骅的“学人办党”路线在国民党内呈现水土不服,难以为继之下只得以失败告终。
五、结语
1937年7月,平津相继沦陷后,蒋介石曾暗自感慨：“以倭寇有组织之国家,其全国动员,人人能发挥其战争之效用;惟我无组织之国家,事事皆须以一人当敌国之全体,可不惧乎。”“但我之弱点太多,组织与准备可谓无有,以此应敌,危险实大。”此后,沪宁相继沦陷,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在迁往武汉过程中出现的慌乱和无序状态,使军队和各方对CC系所主办的党务工作攻击甚烈。就连蒋介石也公开斥责党组织的不作为,“以致我方军队所到之处,不见党部人员或党员之协助或存在”。蒋介石自此开始重视地方组织和党务人事问题,并反思自身“短于组织,疏于择人”的弱点。
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出现的组织涣散与人才匮乏的衰颓之象,实为陈年顽疾的积蓄性爆发。自革命型政党的组织模式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落地后,中国传统社会“入仕为官”的风尚也渐为近代党治生态下的“入党做官”所取代,其间发生了一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人事制度变革。然而,北伐结束后,国民党军政时代开启,党、政权力受到日益膨胀的军权挤压,蒋介石更将党政官位作为酬庸军功、安抚地方的工具。随后,蒋介石又为净化干部队伍,巩固自身在党地位,中断了国民党总章规定的“民主集权制”组织原则下的省县党部选举,将党务干部荐任权发包给诸如中央组织部长等主事官员,借以调动高级官僚的人际资源和效力积极性。
蒋介石上述做法的实质在于首先与少数高层干部建立起信任关系,形成权力核心,进而借助高层干部形成的次级权力关系网,继续向外延伸,最终掌控陌生社会。这一过程通常围绕“家”“学”“仕”三种熟人渠道搭建信任关系,即利用地缘、学缘、官缘交谊,朱家骅系、CC系、黄埔系等均是这种次级权力网络的代表。于是,国民党以中国熟人社会为基底,发育生成了畸形的政党统治模式。党内对此也并不避讳,在派遣基层干部时一再强调“人地相宜”的本籍任用标准,便是对党工私人社会关系的承认与利用。由此,中国社会中的“人情”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便得以在国民党内扎根繁衍。
国民党内制度的缺位,不仅延宕与阻碍了良性的人事体系建设,也促使现代政党的人事秩序与传统社会的人情私谊相嫁接,逐渐衍生出以派系势力为主体,即“主官承包制”式的人事运作形态。而这一人事机制运转的十年之间,导致干部自然升迁管道的拥堵。当党工唯有凭借私人关系、依附权势群体才能获得晋升机会时,派系政治也随之愈发膨胀。加之党务领导权的单一化与垄断性特点,更使党工私属性效忠表现得尤为突出。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已深陷派系势力内耗的泥潭。蒋介石曾寄希望于学人出身的朱家骅改弦易辙、秉公办党,跳脱中国社会由人情私谊交织着的关系秩序,建立起现代化政党的组织人事制度。而当朱家骅跻身CC系与黄埔系之间,面对国民党内长期无序的人事任用状态时,也难逃窠臼地布展起从属于己的人际权力网络。唯一不同的是,为朱家骅所用者多属学人。这或许正是蒋介石起用朱家骅办党的愿景所在,但事实证明,学人终究无力在战时担起重建国民党组织和人事制度的重任。久而久之,在一轮又一轮的派系势力竞逐和干部更迭中,有志于革命事业之党员日渐沉沦,醉心于权力竞逐之党员疏于主业。如此也预示了国民党在日后与中共较量中的溃败结局,而这一溃败最先始于萧墙。
作者简介： 梁馨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史学月刊》2024年第4期。
注：转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