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斯大林从1922年4月起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虽然在党中央内身兼三职，但此时的他知名度并不高，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功绩，在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如除了列宁之外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巨头。
斯大林成为党中央唯一一个身兼三职的领导人，也是从这时起，斯大林为了夺取最高领导权，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连串的不光彩手段，排除异己、打击对手，对列宁费尽心血创立的制度进行了严重破坏，这些严重破坏，为后来苏联亡党亡国埋下了最大祸根！
苏联其实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高大上，在某种程度上，它和我们的封建王朝在某些方面也有类似之处。比如，十月革命后，除了列宁，党的一些最显赫的领袖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地盘，比如除了列宁之外的“三巨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如此。以此来划分山头、拉帮结派，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比我们的封建王朝高明多少。
托洛茨基一直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他的地盘。所以，他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一直得到了红军的广泛支持，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会最为迫不及待地要夺去他的兵权。
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后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列宁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列宁格勒就是他的地盘。此后，他就是以此为依托，获得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与斯大林进行党内斗争的。
加米涅夫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每当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就由他来主持。他还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所以，莫斯科就是他的地盘。
在党的领袖中，唯独斯大林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可以依靠，尽管他从1922年4月开始在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加上此前就开始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他是唯一一个在党中央身兼三职的领袖。
斯大林是绝顶聪明之人，他岂能察觉不到自己与中央“三巨头”之间的差距。于是，他一担任总书记之后，迅速利用自己的权力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度，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的方式。
斯大林此举意味着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通过这种手段，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大约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把公权力拿来为自己培植势力，这就是斯大林为苏联埋下的第一个亡党亡国的祸根。
因为斯大林的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后来全都沦为特权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这些高级党政官员被称为“在册权贵”，这就是官僚制度产生的源头，后来苏联亡党亡国主要就是拜这些人所赐。
斯大林这时候还是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所以，接下来，斯大林又瞅准机会，利用了一把列宁，把列宁提出来的建议进行改头换面，通过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来扩大自己的队伍。应当说，斯大林是一个极其精明的政客，懂得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22年12月，列宁遗嘱（这是列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通常被称为列宁遗嘱）提出，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增加到50至100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人数增加到75至100人）的人数，但他特别强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出来。
本来，列宁遗嘱是高度保密的，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列宁遗嘱的内容。于是，他迅速抓住时机，利用了列宁，把列宁遗嘱的建议拿过来，然后进行改头换面，在1923年4月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斯大林的第一个理由是，现有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虽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但他们可能沾染上了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第二个理由是，中央委员会领导班子“老化了”。
所以，斯大林提出，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他认为，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工作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
斯大林对列宁的建议进行了严重的改头换面，因为他提出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思路与列宁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是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而斯大林则是要从地方干部中选拔，这是列宁坚决反对的。
至于斯大林所说的中央委员会班子“老化”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名中央领袖中，年龄最大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才43岁；而最小的皮达可夫才32岁。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班子。也就是说，这完全就是斯大林拿来的一个借口而已。
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不良动机是想利用地方上的人来扩大他的中央势力，所以，他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并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来作为指令机关。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大权的威胁，毫不犹豫否决了托洛茨基的建议，使得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1923年，俄共十二大上中央委员会人数从27人扩大为40人，候补委员17人，在16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10名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12名都是斯大林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斯大林严重破坏制度规定，通过这种办法大肆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势力，这就是斯大林为苏联埋下的第二个亡党亡国的祸根。
托洛茨基此时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代表团在十二大上最后高呼万岁时，除了列宁，托洛茨基被高呼万岁共12次，季诺维也夫有6次，加米涅夫有3次，而斯大林只有1次，这是斯大林决不能容忍的。于是，斯大林接下来又祭出了第3个大招。
前文所述，斯大林缺乏自己强大的地盘和依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大张旗鼓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是他再次利用列宁来为自己扩张势力。这种方式征收党员的力度是空前的，有的地方整个生产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的人全都被征收为党员，使得俄共一下子就增加了25万名党员，占了党员总数约三分之一强。
斯大林出身教会，他有浓重的教会情结，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比作“术士”，于是，形成了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成为至尊无上的“大主教”。对此，托洛茨基曾予以抨击，说斯大林把革命领袖当作宗教领袖来看待。
1924年5月，俄共十三大充分肯定了斯大林这种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斯大林还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所谓“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因为学习的文献就是斯大林于1924年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
事实上，列宁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甚至为了让入党的党员合格，还要不惜延长预备期。他是严格反对把那些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的，尤其是反对把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也划入工人之列的。
而且，列宁还明确表示当时30万到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经过大了。列宁之所以严格设定工人的标准，就是为了防止把那些根本不属于坚定的无产者范围的人征收入党，因为这种人一旦入党，只会起到涣散党的队伍的恶劣作用。
而斯大林严重破坏了列宁定下的这些规则，短时间内突击吸收了25万名新党员，这些人数庞大的新党员构成了隶属于斯大林个人的基本队伍，他们接受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成为此后在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为了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不惜把大量有可能涣散党员队伍的人吸收入党，这就是斯大林为苏联埋下的第三个亡党亡国的祸根。
从1921年底到1922年初开始，随着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党内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首先是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对付对手托洛茨基。他们通过控制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和打压。
1924年，“三驾马车”联手击败了托洛茨基，不但给托洛茨基戴上了“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帽子，还解除了托洛茨基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在打倒了托洛茨基后，斯大林迅速把斗争的尖刀对准了昔日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对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又同理论家布哈林结成联盟，但在联合布哈林的同时，斯大林又埋下了后一步收拾布哈林的“雷”。
在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后，又接着收拾了布哈林，安排自己的人取而代之。经过苦心经营，到了1920年代末期，斯大林既有效忠于自己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又牢牢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斯大林的风格，为了争夺党内最高领导权，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党内正常制度被破坏殆尽，党的权力完全成了他的私人权力，这就是斯大林为苏联埋下的第四个亡党亡国的祸根。
参考资料：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著 新华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