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明王朝中有很多经典的台词，再苦一苦百姓，绝对能榜上有名，这句话的出场是伴随着嘉靖皇帝的农业变法。
这句话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原因也无他，这句话在古代历史上非常高频，往往伴随着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个高频词——变法。
再苦一苦百姓，就是古代历史上变法的最佳注脚。
历朝历代中，变法不管对于当朝统治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件影响非常深远的事。
虽然变法众多，但古代历史的变法其实只有两种变法：一种是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另一种是其它变法。
为什么说除了商鞅变法，其它变法都大同小异，只是因为其它变法的核心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朝廷搞钱。
钱不是万能的，可没钱又万万不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地主家没了余粮也只能去要饭，天下最大的地主，也就是朝廷缺了钱之后，也一样分外困窘。
大明王朝之所以评分很高，就是揭示了这个最真实的现象。剧中的媳妇梗也很有意思，严嵩和胡宗宪都觉得自己像媳妇，也都觉得媳妇难当。
为什么媳妇难当？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面有公婆需要孝顺，中间有丈夫需要顾着，底下有那么多儿女需要操劳，这些都需要钱粮。
为了维持这个家，巧妇往往就会提出史书上常见的变法。
公元前620年周襄王去世，周王室的财政极为拮据，继位的周顷王只得派人去鲁国借钱，等他收到鲁国送来的钱时，已经过去了一年。
有了他的前车之鉴，此后的历代君王在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大都会找来巧媳妇，也就是理财高手，通过实行变法，创造出五花八门的捞钱术，来更快更多地聚敛财赋充实国库。
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策略非常简单，官员豪强的田原路奉还，百姓农民的地三七分账，孝文帝赚的盆满钵满，只是北魏三十载而亡。
北宋王安石变法，表面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皇帝增加收入，二是为百姓减轻负担，但所有的制度设计根本无法触及官员地主集团的利益，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活生生的成了一个笑话，宋哲宗继位时，朝廷财政盈余高达1亿贯以上，这些钱竟然全部是来自底层民众。在王安石看来，变法可能失败了，但在宋哲宗看来，变法不是小赢、不是大赢，而是赢麻了。
不过变法结束17年之后，宋哲宗的弟弟宋徽宗和数千皇亲国戚，却被金人当绵羊一样豢养了起来。
还比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摊丁入亩，无论打的旗号是如何为民，但实际百姓的负担却不减反而大增，结局来看也没有为朝廷续命。
纵观历代变法，其动力无一不是为国家财政创收，其结果无一不是增加百姓负担。为什么会这样？
表面原因是变法的内容。
历代变法的规模表面看上去轰轰烈烈，其实都只是在农业这个单一的领域内实行结构性的调整，农耕以外的商业和手工业等行业很少触及，也从未出台过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原因就是因为古代的统治者认为，国家才是社会唯一的行动者，他们不希望在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有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的商人阶层。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就是对皇权赤裸裸的挑战。
比如汉武帝任用桑弘扬推行国有化，消灭民间的商业，把煮盐、冶铁、酿酒等几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国有化，甚至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的市易司予以垄断，让国家成为百姓的唯一交易方，想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汉武帝赚了个盆满钵满，而汉帝国的边民们宁愿跟随匈奴而去，也不愿意生活在汉武帝的治下。
深层原因是变法的本质。
宋神宗在谈到王安石变法破坏民田时说：若是变法可以得到实际利益，即使百姓遭到损失，也不能怪罪。
宋神宗一句话道破了古代历史上所有变法的目的，那就是增加朝廷的收入，老百姓的实际损失从未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是这些变法，不是抱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
变法的本质只是统治者们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为行将崩溃的皇权续命的奋力一搏而已。
各种各样的变法都是本着再穷不能穷朝廷，再苦不能苦皇帝的原则，朝廷只关心增税，而对税负公平毫无兴趣，只求迅速敛财而不顾及民间疾苦，老百姓的福祉随时可以被牺牲，统治者们也不会对此报以丝毫的同情与怜悯。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就是古代历史变法的最终结局。这些大小王朝，从百姓身上搜刮抢掠到无数财富而得以残喘，却又对百姓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履，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得引颈就戮，坐待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斩落。
19世纪60年代，在慈禧的准许下，清帝国的洋务变法开启，不过慈禧也给洋务派定下了四条红线：第一、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第四、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四个不能变，就是古代王朝变法，永远无法摆脱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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