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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三日（1893年5月8日），在曾得康熙皇帝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一个婴孩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坐上民国史学界第一把交椅的顾颉刚。他是钱穆的伯乐，培养了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侯仁之、白寿彝、唐德刚、冯家昇、刘起釪、方诗铭等一众史学名家。他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与胡适、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梁思成等同届。他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更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下文摘编自王晴佳著《中国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第12篇，原为《当代中国史学》导读，标题为编者加。《当代中国史学》为顾颉刚先生于1945年撰写的小书，总览近代中国史学百年发展。文风是顾先生一贯的明快真切，所论也是客观、缜密，很多见识甚至影响至今。导读追忆了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的交往，对其性情品格、为学为人、观点影响均有介绍。今天是顾颉刚先生的诞辰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顾颉刚先生，1893—1980
顾颉刚：
“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
王晴佳 文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戏谐那些以认识胡适为荣并常将他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
1917 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
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得益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合影，左四为胡适，右三为顾颉刚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
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了国际知名的学者。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
顾颉刚（二排左二）、胡适（三排左二）与北京大学同仁
的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
恒慕义译介《古史辨》自序
恒慕义的做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视顾颉刚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关，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
施耐德著《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的专题研究，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亦于1992年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Zweifelam Altertum），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
王汎森著《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文景正在紧锣密鼓地编辑中，今年会与大家见面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韦莲司（E. C. Williams）的友情/恋情，则主要通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
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
《古史辨》自序 手稿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经历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他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后来到北京求学时，他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
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顾颉刚被认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同时，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6月初版，同年9月再版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探求，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做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
《当代中国史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此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分，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将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合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进行考古调查
顾颉刚之提携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全面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
顾颉刚对钱穆的提携，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
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
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他（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国史讲话全本（三册）》 。“2015中国好书”《国史讲话·春秋》授奖词：本书是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以现代科学方法书写春秋历史的讲义作品。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详细呈现了春秋时期中华民族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全书展示了“古史辨派”史学家变革历史叙事方式的努力，重构历史知识的心路及其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做法，尽管让人有些失望，却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晗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晚年顾颉刚，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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